揭露性報道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所謂揭露性報道，即深入揭露隱藏在公共機構、企業、社會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輿論監督的報道。

　　近年來，各類媒體上的揭露性報道越來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學術風波、藥廠黑幕、礦難調查等。被愚弄的公眾憤怒了，紛紛用火藥味十足的語言在媒體上口誅筆伐，以圖用正義的吶喊重新喚起社會的誠信。事實證明，在社會責任的履行上，媒體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決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凈化社會空氣、穩定社會經濟秩序、揭露打擊犯罪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媒體市場化進程中，揭露性報道也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

　　首先，從讀者心理學來講，負面報道要比正面報道更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作為負面報道的揭露性報道。不同於一般的正面報道，它擁有偏離於常態的獨特性，在“新聞堆”中比較新鮮、醒目，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能搶先一步抓住受眾眼球。這有利於媒體影響力的建立，更贏得讀者的青睞。

　　最後，揭露性報道還能為媒體帶來經濟收益。一方面，揭露性報道為媒體抓住了受眾的眼球，也就為媒體贏得了廣告主的“錢袋”；另一方面，傳媒作為產業的經濟本質是“影響力經濟”，揭露性報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體的影響力，使得媒體擁有作為產業發展的原始資本。通過合理經營，能為媒體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

　　1.做揭露性報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媒體需要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才能保證揭露性報道的題材源源不斷，使得新聞資源不至於枯竭。以《財經》雜誌的成功為例，它靠著揭露性報道迅速走紅，但是它的顯赫與成功是無法複製的：它的投資方——“聯辦”的半官方背景，為其提供了強硬的後臺，也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信息。領導人胡舒立的新聞理念以及領導能力和人際關係網也是別的財經媒體所無法複製的。

　　2.媒體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價

　　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從如下三方面來看：一是做揭露性報道需要做大量的採訪、調查、取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資金支持，揭露性報道要麼做不完善，要麼做不徹底。由於公共機構、企業、社會等方面的問題大多是“隱藏”著的，就需要先“挖掘”出來再加以報道，比起一般性報道來，揭露性報道多了一個“挖掘”的過程，“挖掘”需要採訪、調查、取證，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報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於很多時候這樣的“隱藏”是人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許多人為的阻力，這又增加了揭露性報道的成本。三是隨著媒體一窩蜂的跟進，以及各種法律、制度逐漸健全、完善，各種違規性操作以及黑幕將會越來越少，因此，搜尋、挖掘“黑幕”的成本將會越來越大。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代價。

　　3.揭露性報道不當會使媒體承擔額外的負擔

　　揭露性報道不當會把許多媒體“引上了歧途：讓媒體承擔了一份本不應當承擔的責任。”就像《焦點訪談》對外界說的那樣，媒體不是法院，不是檢察院，也不是政府。媒體永遠代替不了政府，媒體只是媒體，只有環境監視、社會協調、傳承社會遺產和娛樂的功能。所以，揭露性報道不是萬能的，媒體也不是萬能的，媒體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報道太多或不當，會使媒體陷入額外的負擔中，而不能專註於本職職能的發揮。

　　1.要“有理”

　　所謂“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報道時要做到客觀、公正、全面，考慮問題要周全。客觀、公正、全面，是所有新聞報道都應當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揭露”不等於主觀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見得一無是處。所以，一定要立足現實，有理有據。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評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觀。做揭露性報道，媒體一定還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慮周全，增強法律意識，不懼艱苦，尋找、保存好原始採訪、調查材料，做好當被告的充分準備；又要替新聞工作人員考慮周全，保護好一線記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做好他們的堅強後盾。

　　2.要“有利”

　　所謂“有利”，就是媒體在做揭露性報道時，要時刻把握一個準則：揭露問題的根本目的在於有利於化解矛盾、解決問題，而不是將問胚擴大化、複雜化。穆青前輩對此有經典的說法：“批判是為了進步，為了更好地推動工作，這是輿論監督的目的所在。”像過去那樣，一篇揭露性報道毀掉一個企業甚至一個行業，是極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3.要“有節”

　　所謂“有節”，就是要註意防止揭露性報道的泛化，在揭露性報道時應當註重主流化。主流傳媒的基本風格應該是理性和建設性的。揭露性報道可以為媒體贏得跟球、樹立聲譽，卻不能最終幫媒體贏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報道應當立足於對社會發展起長效作用；避免瑣細、零散化；所針對的應當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和時代發展的‘問題單子’聯繫在一起”，“揭示這一時代發展進程中的瓶頸因素和問題單子”，這才是試圖成為主流傳媒的媒體所應追求的境界。

　　實際上，新聞媒體通過成功的揭露性報道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註，從而提升了公信力，塑造了權威性，擴大了影響力。這源於在製作過程中，揭露性報道本身就具有一定提升媒介公信力的魅力。

　　1、揭露性報道能夠極大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在信息社會，信息充分占有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能否最大限度的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是公眾評價媒體公信力的重要標準。揭露性報道將某些故意隱藏的事實真相揭露出來，能夠極大的滿足公眾的知情權。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把關註的重點集中在公共問題和社會民生上，進行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揭露性報道。2008年10月27日，《中青報》獨家揭露了山西霍寶乾河煤礦礦難記者領“封口費”事件，以《真假記者排隊領“封口費”》、《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新聞出版總署通報“封口費”事件處理結果》為代表作。這組系列報道把監督的利劍對準行業內部，不忌諱對媒體自身的問責，多側面、多角度地揭示了“封口費”這一現象存在的原因、背景、危害及其警示意義，雖是對媒體內部混亂現象的揭露，卻提升了負責任的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被多家媒體評為年度輿論監督作品。

　　2、題材選擇上，揭露性報道敢於直面社會矛盾，關註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卻被故意隱藏起來的，有損於公眾利益的事情。從2003年開播以來，《每周質量報道》密切關註普通消費者的安全問題，不僅對產品質量，而且對國人的生存質量、服務質量、生活質量、消費環境質量等方面給予關註，大膽揭露假冒偽劣產品，深受老百姓贊賞。雖幾經調整，但欄目宗旨不變，收視率也一直位居前列。據央視索福瑞調查數據顯示，在《每周質量報告》的觀眾中，有75％以上受過高等教育；90％以上的被調查人群表示：他們在看了節目後提高警惕，購買該產品的時候會特別註意；85％的人表示將不會購買該產品。作為以指導日常消費為目標的電視節目，《每周質量報告》顯然通過敢於直面社會生活的矛盾而贏得了極高的公信力。

　　3、揭露性報道以暗訪為主要採訪手段，獲取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明察暗訪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不經過任何中間環節，往往更具有真實可靠性，對於社會陰暗面的揭露和打擊也更有力量。對於社會中隱藏的諸多弊病，絕大部分人不可能親身經歷，他們寄希望於媒體。當記者親歷現場進行暗訪揭露，既滿足了受眾的好奇心，也獲得了受眾對記者“懲惡揚善”社會角色的認可。

　　4、揭露性報道充分發揮了媒體的質疑精神，體現了媒體的獨立品格。

　　三鹿問題奶粉的受害嬰兒達29萬之多。採訪報道這起嚴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媒體可能會面臨巨大風險。2008年9月14日《東方早報》首次在報道中披露了導致眾多嬰兒同患腎結石的原因可能為三鹿奶粉，由此掀開了乳品行業的“三聚氰胺”黑幕，引發了中國乳品行業“地震”以及一場前所未有的質量問責風暴，政府官員及企業負責人因此引咎辭職，並被追究刑事責任。該類型的報道還原了傳媒的公共價值和監督角色，在艱難的調查採訪過程中，凸顯新聞媒體作為公共部門所具有的獨立品格，體現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勇氣和質疑精神，提升了媒介公信力。

　　揭露性報道對媒介公信力的消極影響目前在一些傳統媒體中，揭露性報道的比重卻呈現出衰減的態勢。據統計，以輿論監督為主打的《焦點訪談》，揭露性的報道在全年節目的所占比例還不到10％；以關註“正在發生的歷史”和“新聞背後的新聞”著稱的《新聞調查》，2012年1月至10月製作的40期節目之中，只有一期節目有揭露負面事件的意義；而以揭露暗訪為主要報道手段的《每周質量報告》，在2012年所做的調查報道中，真正意義上的揭露報道只有一半。

　　揭露性報道屬於深度調查報道的一種，需要強有力的背景支持和高成本、高投入，因此製作難度比普通的新聞報道要大。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一旦處理不當，則會對媒介的公信力產生負面衝擊。

　　1、報道如果不夠準確、客觀，會折損媒介公信力。《中國青年報》旗下的《青年參考》，2003年5月21日頭版刊出《女大學生賣淫現象調查》一文，僅憑“據知情人透露”這樣的語句，而未深入核實和調查，就給出了“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賣淫現象，25％從事陪侍活動”這樣危言聳聽的結論，不僅使湖北高校女生的名譽集體受到了侵犯，而且也造成了相當大的社會危害力，該事件終以《中國青年報》的道歉收場。

　　2、揭露性報道一旦泛化，輕則影響媒介的公信力，重則會引發社會性恐慌。媒體的信息承載量有限，特別是傳統媒體。即便是互聯網，真正能夠處於受眾視覺中心的頁面位置也不可能無窮盡。因此，負面內容過度，就會減少主流信息，導致受眾對環境認知的片面性，使受眾心中形成一個負面的現實世界。而一旦媒體習慣戴著有色眼鏡去觀察社會，勢必會削弱媒體的客觀性，從而影響其公信力。

　　3、暗訪偷拍容易引發爭議。暗訪會展示許多事實細節和過程，如《每周質量報告》會在節目中把造假的全過程展示出來，以逼真的畫面使受眾產生身臨其境之感。但如果節目過於追求具有視覺衝擊力的細節化傳播，則容易使受眾的註意力發生轉移，從監督變成獵奇，削弱報道的真正目的。一旦違法細節被心懷叵測之人模仿，更會使受眾懷疑其報道動機。暗訪也容易引發新聞侵權糾紛，使報道成本大大增加。如《每周質量報告》曾暗訪報道河北省晉州市海龍棉織廠生產“毒毛巾”。後經檢驗，該廠毛巾雖不合格，但並未含《報告》中所指的強致癌物質。海龍棉織廠隨後對央視提出侵害名譽權控告。雖然法院認定商品生產者應容忍社會公眾以及媒體對其做出的苛刻批評，終審駁回海龍棉織廠的侵害控告，但對於《每周質量報告》而言，不僅增加了報道成本，也讓人質疑其專業性。

　　4、過分專註於揭露性報道，容易發生媒介角色錯位。對媒體本身而言，其功能在於環境監督、社會協調、傳承社會遺產及娛樂。因此，大眾傳媒的立場在於“監視”，職責在於“督促”，而非過度介入。就像焦點訪談的製片人所說，媒體不是法院，不是檢察院，也不是政府。如果過分專註於揭露性，容易越俎代庖，導致媒體身份功能的錯位。同時，一味為“揭露”而“揭露”，還會使媒介變得偏激、浮躁、急功近利，喪失其公信力。

　　1、媒體應該不遺餘力的追求新聞報道的真實、準確，實現細節真實與整體真實的緊密結合。美國學者是這樣給媒體的“公信”方面的問題“定罪”的。其中，編造引語、編造消息來源、編造事實，判死刑；寫錯人名、地名，判重刑；片面報道、小題大做，判犯罪。

　　真實、準確是新聞媒體最基本，但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尤其是揭露性報道，要通過“批評”、“揭露”來取得公眾信任，基本前提就是報道本身要做到真實準確。除了事件本身整體真實以外，還要確保事實細節的真實準確。新聞中的每一個要素、新聞視頻中的每一個畫面都要確保真實，這樣才能保證受眾的信任度。

　　2、遵循新聞本位的報道原則，註意客觀平衡的對待。信任是交往雙方博弈行為的產物，並且影響著下一次博弈行為。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觀平衡基礎上的交往，必然會導致受眾與媒體關係的惡化，長期的信任更無從談起。因此新聞媒體需要客觀平衡的對待衝突各方，忠於事實，不先人為主。

　　在揭露性報道製作過程中，要兼顧“適量”和“適度”。有時需要加入適當的正面信息來平衡報道，作為補充。但正面信息的報道處理應該符合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必須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其次要站在受眾角度，以受眾需求為出發點進行製作。這樣，才能對負面信息的輿論監督起到有效的互補。

　　同時，應該儘量控制暗訪手段的使用。暗訪容易產生新聞侵權糾紛，也容易使記者產生角色錯位。目前在《新聞調查》的節目製作過程中，已經很少採用暗訪偷拍等手段了。而《每周質量報告》幾度改版，也在逐漸限制暗訪手段的使用。

　　3、樹立正確的立場，培養媒體責任感。記者在進行揭露性報道時應該堅持這樣的理念：因懷疑始，以信仰終。製作揭露性報道的出發點是為了警示廣大受眾、維護公共利益、解決社會矛盾，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而不是製造社會混亂。信息干預必須依靠正確的價值觀和強烈的責任感。記者在採寫揭露性報道時，要胸懷全局觀念，熟知黨的方針政策，保持清醒頭腦。

　　人們信賴的是那些反應敏捷、走向深入且反應得當的媒體。及時、準確的反映社會現象，瞭解受眾的焦慮並力圖消除這種焦慮，尊重受眾及時的需求，才能建立受眾對媒體的依賴性並固化這種依賴使之更加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