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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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葛霖是牛津大學畢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先後擔任匯豐控股集團司庫、匯豐集團旗下多間附屬公司董事、匯豐投資銀行及資本市場部執行董事。2003年任匯豐控股集團行政總裁，2005年任英國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成為現任匯豐控股集團主席。此外還擔任北美匯豐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匯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主席，HSBCT rinkaus & Burkhardt AG副主席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百慕大銀行有限公司、墨西哥匯豐以及法國匯豐董事。英國銀行家協會主席，英國首相的商業理事會主席，大英博物館理事會成員。在匯豐銀行工作多年，被譽為“創造神話的銀行職員”。2008年8月匯豐慈善基金向北京大學慷慨捐贈1.5億元人民幣，用於支持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和匯豐金融研究院的建設。
斯蒂芬·葛霖執掌的匯豐銀行是在中國投資最多的外資銀行之一。他們還積極回饋社會，廣泛支持中國教育、環保等事業。
- 2009年03月25日，3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舉行了授予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斯蒂芬·葛霖先生北京大學名譽校董儀式。[1]
斯蒂芬·葛霖的個人經歷[3]
匯豐集團（下稱“匯豐”）主席斯蒂芬·葛霖。當金融危機使周遭的一切顯得脆弱時，他卻用盡心血撰寫《金融的王道》一書，用哲學般的思想向世人解構金融界的喧嘩和騷動，他知道，“這將是我們出發的地方，而且是生平第一次知道的地方。”
當那些在全球資本市場呼風喚雨的人們依然在吐露對世界的擔憂和希望時，葛霖正分享著對亞洲尤其是新興市場的展望。如果葛霖所執掌的匯豐能成為中國上海未來將要開設的國際板上第一家上市企業，這對於匯豐在中國業務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
看好中國，想上國際板
當“次貸”作為一個頗具震撼感的字眼出現在世人眼中之後，世界經濟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然而對於中國，葛霖依舊信心百倍，“中國的經濟非常強勁，從來沒有進入衰退，並將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早在2008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也曾說過，“中國衰退的幾率等於零。”
在葛霖看來，2009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說是最快的，而今年各國需要探討的就是在金融危機中所學到的經驗和教訓，同時要確保這樣一場經濟複蘇是可持續的，並且將以一種穩定的方式來持續。
不過，“中國的資本市場仍然不夠發達，也可以說欠缺發展。”對於中國的資本市場，葛霖直言不諱，“中國需要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此番金融危機之後，千萬不要以為，沒有金融市場可能會更好一些，而實際上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事實上，隨著中國的經濟越來越發達，我們更需要一個發揮積極作用的資本市場。”
而對於一個完整的資本市場而言，衍生產品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儘管衍生品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殺手鐧的角色，但是，衍生品對於資本市場的價值不可否認。“其實，真正的衍生品市場對於資本市場發展非常重要，比如說利率衍生品，還有外匯衍生品市場等。因此，中國也非常有必要發展自身的人民幣利率衍生品市場，這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顯得尤為重要。”葛霖坦言。
只是，很多市場依舊對衍生品心有餘悸，畢竟在那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由於衍生品的創新過於複雜，從而導致創造出的衍生品無法在市場中體現自身有效價值，而這層價值也無法進行衡量，從而災禍連連。然而，深諳金融之道的葛霖深信，有價值的衍生品應是資本市場發展的積極元素。
毋庸置疑，也只有一個具有積極引導作用的資本市場才能為企業長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而不是一味地依賴商業信貸。由此，他還建議，“加強對小企業的金融服務，並將金融服務延伸到更多的小城市，以供應鏈融資的方式為這些企業提供支持。”
他看好中國，不僅僅局限於匯豐在中國市場份額的擴大，更希望未來能走進國際板。“我非常高興未來能夠跟其他同行一起在國際板上市，也非常高興進入國際市場。”此時的葛霖揚起眉角，笑得異常開心，“當然，目前規則尚未確定，我們還需要進行很多準備工作，同時也在和相關機構進行對話。”
事實上，2010年2月1日，匯豐集團行政總裁紀勤（Mike Geoghegan）已連同匯豐控股決策層正式遷至香港，市場對於匯豐將加大對中國、亞洲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投入更加充滿期待。據英國《觀察家報》報道，HSBC計劃成為首家在上交所上市的國際企業，向中國投資者發行50億英鎊股票。
然而，在真正見到葛霖這位英國紳士，看到飽含寓意的笑容之後，世人更能領悟到匯豐對於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更能察覺到全球金融業的步伐正在向東方這條古老的巨龍邁近。
從咨詢顧問到銀行家
此番對中國的言論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得益於頗為傳奇的經歷。
葛霖1948年出生於英國布賴頓市，常常去教堂做禮拜的父母促成了兒子未來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從埃克塞特學院，到牛津大學，再到1996年赴麻省理工學院的深造，葛霖可謂是學術型的代表，而這一切儼然已經成為日後工作戰略以及應對媒體低調的導火線。
幸運的是，1971年葛霖便進入英國政府海外拓展部工作，直到1977年才加入麥肯錫管理咨詢公司，並先後在歐洲、北美和中東等地從事咨詢工作。
當他加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負責企業策劃時，已經34歲，已過而立之年的葛霖就這樣開始在匯豐成長，僅三年時間，就著手負責該行的環球財資業務。1998年3月葛霖獲匯豐控股董事會委任為執行董事，主管集團的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業務。
擔任執行董事期間，股票市場在2001年之前經歷了一場長達幾年的慘劇，而葛霖在消減高管們2001年和2002年獎金的態度上表現得異常堅定，用他的話說，“如果我們所經營的業務沒能給股東創造出更多的價值，那麼作為高管，也不能寄希望於獎金。”儘管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但葛霖堅信砍掉獎金有利於企業消減成本，而後來的事實也是向匯豐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匯豐的很多企業客戶對他們說，“感謝上帝，你們採取瞭如此堅定的立場。”
這就是葛霖的原則，他就這樣一步一步，從一個小職員，到負責人，再到執行董事直至行政總裁，每一段跨越短則一年，長則三至五年。
2006年5月，葛霖正式接過龐·約翰爵士（Sir John Bond）的衣缽。而實際上，匯豐早在2005年就公佈此事，那時正值這家英國大型銀行面臨諸多挑戰之際，同時進軍全球消費信貸領域的計劃也呼之欲出，畢竟自2003年匯豐控股收購美國消費金融公司House hold International以來，就一直在積極擴大消費信貸業務，而這也是在投行業務有限的情況下開闢出的一條新路子。
對於葛霖來說，他需要繼續龐·約翰的信貸擴張之路，同時也需要面對投資人對於機構臃腫的質疑，更難以想象的是，一年後的他，將親歷一場金融危機。然而在那一年，匯豐的全球利潤高達200億美元，而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卻遭到了重創，這一切不得不歸功於對信貸有的放矢，風控到位的領導風格。
周末牧師的財富觀
匯豐之外，葛霖先生還扮演著牧師的角色。
每周他至少利用五至七天時間處理銀行業務，但是星期天上午，則會到附近的教堂去提供一些服務。“當我退休之後，花在牧師上的時間可能會更多一些，目前銀行業務占據了比較多的時間。”葛霖一面說，一面虔誠地望著遠方，好似在回憶那段不可言喻的神話：在最危險的情況下，虔誠支撐著我們；在最嚴重的困難面前，虔誠幫助我們獲得勝利。
而以牧師的角度看待銀行業，同單一身份的金融家相比，更顯另類。他更深信，在商業世界里，企業文化和道德操守最為重要，“如果一家企業的文化並不鼓勵它的人員時刻講求行事端正，不論有多少監管的規則、條例，都不足以杜絕危機再現。”也許這些道理正是葛霖在牧師生活中最大的收穫。
這些收穫，葛霖先生更希望能帶到中國，他欣賞中國的文化和一些生活方式，也正讀著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而中國所在的亞洲，他也甚為熱愛，研究亞洲的文學和亞洲的文化，更是葛霖先生的一大嗜好。也正因為此，“我很高興能在一個扎根亞洲的公司里工作。”葛霖坦言。
站在這樣一個高點，他完全沒有俯視的意思，任何人任何事，似乎都在以平視的眼光看待，甚至有時說到尷尬之處，臉色還會微微泛紅，這大概是牧師所帶給他的“過人”之處。因而對於財富，葛霖更是坦然，正如他在《金融的王道》一書中所提到的關於金錢的問題——無論是錢所能買到的，還是金錢本身。一方面，如席美爾所理解的，它是一種使人平等的事物，是一個解脫者；而另一方面，它則是使人上癮的誘惑，任何關於它的老生常談都是正確的。
“更多的人認為金錢是美好的價值，但很多時候，金錢無法發揮價值。到底什麼是美好的價值，這確實不僅是金錢和財富。”葛霖這樣看待金錢與財富，這些對於他的吸引力遠不及企業長足的發展。
正如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一國文化的吸納能力越強，它在平坦世界中的優勢就越大。”的確，一個人的吸納能力越強，那麼他所引領的企業越能走得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