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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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錨是指一個國家要獲得穩定的貨幣環境,必須要有一個調整國內貨幣發行的參照基準。

　　在1940－1950年的10年間，英鎊是當時最為流行的錨貨幣，其次為美元和法國法郎，還包括其他不太重要的日元、荷蘭盾、比利時法郎和印度盧比。在1949-1977

　　年間，雖然日本經濟的相對規模迅速擴張，併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然而日元錨的作用並不顯著，更沒有出現日元區。米歇爾·康德蘇指出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當時日本採取了事實上的美元錨匯率制度，這促進了美元在亞洲的廣泛使用。喬治·塔維拉斯和小關讓則指出日元的有限使用與日本20世紀80年代之前東京金融市場嚴格的管制有關。

　　在1945－1972年近30年裡，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元逐漸成為主宰性的貨幣錨，次之為英鎊和德國馬克。然而，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發達國家錨貨幣的分佈出現顯著性變化，美元的重要性下降，而英鎊貨幣錨的功能則完全消失。雖然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促使一些發達國家走向了名義上自由或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絕大部分與美元脫鉤的發達國家則轉向釘住了德國馬克，後來則轉向了歐元。理論上，儘管馬克的廣泛使用與歐洲貨幣一體化密切相關，但是這難以解釋為什麼是馬克而不是法國法郎最終成為貨幣區錨貨幣優選項，一種可能的原因在於德國中央銀行反通貨膨脹的態度更為強烈。

　　在1940－1972年的30多年裡，發展中國家美元錨的主導地位不斷形成，同時基於殖民地及相關的經濟聯繫，英鎊和法郎也成為次優選擇。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發展中國家跟隨發達國家紛紛放棄了英鎊錨，然而與發達國家棄英鎊轉向馬克不同，發展中國家則放棄英鎊選擇了美元，只有小部分前法國殖民地國家選擇了法郎。此外，僅有馬爾他（1978－1998年）和土耳其（1998年）採取了馬克錨。

　　至於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在1980－1996年間，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南韓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家或地區成功地將本國貨幣直接或間接釘住美元，以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十多年裡這些國家的價格水平與美國大致看齊，從而維持了美元匯率的長期穩定和經濟穩步增長。麥金農認為美元錨的存在不但使東亞國家在金融危機時避免“以鄰為壑”的貨幣競相貶值，而且也是取得東亞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條件。因此，他把東亞國家所採取的這種非正式匯率制度安排稱為東亞美元本位。一定程度上，中國可被稱為這種美元本位的典型案例，中國於1994－2005年的十多年間，將人民幣以固定平價釘住美元，從而取得了匯率穩定、低通貨膨脹、高速經濟增長的巨大成就。

　　迄今為止，世界經歷了兩種類型的貨幣錨：實物錨（黃金、白銀等實物商品）與信用錨（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

　　經濟學最基本的供給與需求原理可以解釋錨貨幣的價值穩定性。在國際金本位或銀本位時代，實物錨的價值受限於黃金和白銀的供給與需求對比。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金本位，以及世界經濟增長客觀上對黃金需求不斷上升，然而黃金的世界供給則明顯缺少彈性。如果不存在冶金技術的改進和黃金“大發現”，那麼黃金價值上升，就會出現全球性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從這個意義上講，黃金供給的剛性、戰爭對黃金的巨額需求以及戰後英鎊區國家重歸金本位這三大因素一起製造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在國際信用本位時代，貨幣錨發行國的貨幣供給總量與 全球對錨貨幣的需求總量決定信用錨價值的穩定程度。因此，如果美元或歐元等國際貨幣的發行量超過了世界對儲備資產的需求量，那麼相應的結果就是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從這個角度看，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就是國際信用本位不可持續的一個自然結果。

　　因此，給定全球對信用貨幣的需求量，那麼美元等貨幣錨的價值穩定就取決於發行國的貨幣供給總量。為了保持價值穩定，貨幣錨自身應有一個可釘住的“錨”，理論上這個“錨中之錨”可以是通貨膨脹目標、經濟增長和失業目標或是利率目標，不同之處在於不同目標之間的可操作性和調控能力。弗里德曼的單一貨幣規則和泰勒的利率規則可以看作是兩種不同的“下錨”方式。

　　大體上，貨幣錨的退出可區分為兩種情況：一是錨貨幣本身價值不穩，失去駐錨的穩定功能，一國主動選擇退出貨幣錨。一般而言，退出之後，該國可走向浮動、重新選擇一個穩定的錨或者加入貨幣區。二是軟釘住的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不可維持，被迫放棄貨幣錨，從而走向真正的固定匯率（硬釘住）或者直接改用貨幣供給量或通貨膨脹目標走向浮動匯率。從歷史經驗觀察，金本位的崩潰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屬於第一種情況，這通常意味著國際貨幣和匯率體系整體上宣告失敗。除此之外，發生在局部區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屬於第二種情況，這些國家試圖在固定匯率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尋找更多的政策空間，但實踐證明軟釘住是一種很糟糕的匯率安排，它引發貨幣危機的可能性遠高於硬釘住和浮動匯率。這也是所謂的“兩極論”和“中間制度消失論”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