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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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偏差（ Memory bi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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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偏差（ Memory bias )，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指的是：人們由於各種原因，通過腦補、虛構來填補記憶空白，或者替換部分記憶。
記憶偏差分為個人和集體，集體性記憶偏差又稱為“曼德拉效應”。
比如說，前置思考中，撞擊一小時內的拍攝畫面、飛機被導彈擊落等不存在的事實等，很多人在回憶時卻言之鑿鑿，似乎真的存在，這就是記憶偏差。
比如說，過後視偏差，意即：人們傾向於利用事件發生之後的結果，去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及過程。這其中也體現出記憶偏差。
我們從接受外界信息到形成記憶內容，大致經過3個階段：
感覺記憶是接受刺激信息的感知階段；工作記憶是對信息進行加工編碼和暫時存儲的階段；長時記憶是將短時記憶內容通過覆述長期儲存的過程。
而回憶可以分為回想和記憶2個步驟：
人們要把已有的記憶，通過回想讀取出來；隨後，大腦在回想的過程中會自動調整這段記憶，從而對此產生新的認知和新的感覺，最後再重新通過記憶存儲回去。
在這些階段中，人腦的記憶處理過程，類似於電腦，但做不到像電腦那樣準確複製，而很容易受我們的主觀認知因素的影響。
比如說，兩個人同時身處某個情境，但由於每個人的興趣不同，註意力分配不同，選擇性接觸後產生的記憶內容，也就不同。
比如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防禦機制，如果信息會觸發個體痛苦體驗或者與自我意識相衝突，記憶有可能受到壓抑、消除、修正，甚至是重建。
事實上，記憶偏差比我們想象的更常見，能夠像×光機那樣精準、客觀地還原歷史的記憶比例，並不太高。
過度依賴可能存在偏差的記憶來做決策，就可能埋下很大隱患。
記憶偏差有許多分類，有些類型的記憶偏見是有益的，例如可以保護我們免受痛苦記憶的影響，而另一些則是有害的，例如當我們根據最近的信息而不是最相關的信息做決定時。列舉幾種場景的記憶偏差[1]：
- 樂觀的記憶偏差。我們傾向於記住過去比現在更美好，導致我們對過去的評價比現在更好。正如羅馬人所說，Memoria praeteritorum bonorum或“過去總是被銘記”。
- 一致性偏差。我們錯誤地將我們過去的態度和行為與我們現在的態度和行為聯繫起來，所以我們覺得必須按照我們整體的自我形象行事。
- 情緒一致性記憶偏差。與我們現在的心情同步的記憶更容易回憶起來。例如，感到放鬆可能會喚起放鬆的記憶；另一方面，感到有壓力可能會喚起有壓力的記憶。
- 馬後炮偏差。我們傾向於認為過去的事情是可以預測的，這就是所謂的“自始至終都知道”的偏見。
- 自我中心的偏差。我們以自我的方式回憶過去，比如記得我們的考試分數比實際分數高，或者記得一條比實際大的魚。
- 概率偏差。我們經常相信快速浮現的記憶比實際情況更有代表性。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經常誇大鯊魚襲擊的幾率或者彩票中獎人數。
- 近因效應。我們對最近的信息記得最好。在審判中最後出示的證據可能是陪審員頭腦中最清晰的。
- 支持偏差。我們總是更容易記得，我們選擇的方案比拒絕的方案更好。
- 褪色偏差。我們與不愉快記憶相關的情緒比與愉快記憶相關的情緒消退得更快。
- 確認偏差。我們傾向於尋找和解釋支持我們先前存在的假設或個人信念的記憶。
避免過於輕信記憶
當我們瞭解記憶偏差後，對於主觀成分很強的記憶，首先不要過於輕信。
即便在很嚴肅的場合，即便當事人並沒有刻意撒謊的動機，例如法庭作證，證人也可能因為記憶偏差，做出偽證。
在很多人眼裡，證人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觀證據的人。他們能把自己親眼看到、親眼聽到的事實，如實地講出來。
然而，心理學研究證明，很多證人提供的證詞都不太準確，或者說是具有個人傾向性，帶著個人的觀點和意識，很容易出現記憶偏差。
比如說，在發生車禍之後，面對警察的詢問：“黑色桑塔納與紅色賓士相撞的時候，桑塔納有沒有開轉彎指示燈？”
從客觀上來說，證人可能根本就沒註意到有沒有開轉彎指示燈，但卻很可能會利用他認為合理的那個情節，去填補這部分記憶，於是會在證詞中描述“開了”或者“沒開”。
通常來說，當一個人在“腦補”那段並不深刻，或者根本不存在於他大腦中的記憶的時候，如果收到他人的暗示或者誘惑，就很容易產生記憶偏差。
心理學家丹貝爾．瑞特曾經做過一個實驗：給40名學生看一本漫畫書，內容是兩個青年在撞球室玩撞球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偷走了其中一個人的錢包。
瑞特要求所有學生都單獨看完這本漫畫書，不能與別人交流。
事實上，瑞特事先在漫畫書中做了手腳，將40名學生暗地裡分成了兩組，學生們看到的漫畫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其中一組看到的情節是，這個女人是自己單獨偷的錢包，而另外一組看到的則是，她還有一個同伙。
學生們看完漫畫之後，瑞特首先一對一地提問他們：“這個女人有沒有同伙？”只有一個人答錯了。
接著，瑞特開始兩人一組地提問，在這兩人中，一個看到的是有同伙的版本，另外一個看到的則是沒有同伙的版本。
在回答以前，瑞特讓兩個學生先討論一下各自看到的內容，最後再告訴他明確的答案。
根據邏輯，兩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漫畫情景，他們根本不能、也無法達成共識。
可結果是，僅僅有5組人的答案是正確的。剩下的15組人最後都討論出了一個統一的答案。這就表示，有15個人被自己同伴的看法動搖了，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觀點。
後來，瑞特將這項實驗的報告，發表在當時的《英國心理學》期刊上。在報告中，他略帶調侃地寫道：“讓兩個人同時講一個故事，是篡改人們記憶最強有力的方法。
在討論是有同伙還是獨自一人的這個細節中，一部分人占據了主導地位，對那些可能記憶並不深刻的人進行了心理暗示、誘導和說服，從而影響了那一部分人的記憶。
因此，應對記憶偏差，我們首先要提醒自己，記憶主觀成分較大，作為證據的效力，未必很高。我們不要過於輕信，簡單把回憶出來的內容當作事實，即便當事人言之鑿鑿。
瞭解記憶偏差誘因
當我們瞭解記憶偏差的誘因後，我們就可以針對性採取措施，減少記憶偏差。
比如說，針對證人可能的記憶偏差，可以分開向不同的目擊者獨立求證，交叉驗證。
比如說，在法庭審理時，高明的法官或者律師不允許“誘導性提問”當事人或者證人，以避免這種“誘導性提問”引起當事人的記憶偏差，導致嚴重的後果。
因此，如果要妥當應對記憶偏差，我們就要加強對記憶偏差誘因的瞭解和積累。
比如說，前述提到的後視偏差，是結果信息，讓我們倒過去理解歷史時，產生記憶偏差，正所謂“生活是正著來過，卻是倒著去理解”。
比如說，前述提到的暗示誘導，當群體中有些人占據主導時，其他人的記憶就會不知不覺地修正，向群體主導者的記憶版本靠攏。
做一個類比，就像小說《1984》里男主人公在“真理部”負責摧毀照片和篡改文件等修改“歷史”的工作，生活中也有很多因素，會讓我們不知不覺地修改記憶，產生記憶偏差。
比如說，信息的出現和強化次數，對我們的記憶會產生顯著的影響。
通常來說，我們對一個想法越熟悉、接觸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作為事實真相被我們記住。謊言也是如此，重覆次數越多，我們就可能把假相當成記憶中的真相。
在睡眠者效應中，由於時間間隔，人們容易忘記傳播的來源，而只保留對內容的模糊記憶。
正如心理學家史提芬．弗蘭達所說：“我們很可能記不住一條信息的準確來源，比如隨便在網路上看到不可信的媒體偽造了某個故事之後，你可能會錯誤地記住你實際上是在 CNN （美國有線電視廣播網）上看過它”。
也就是說，我們在不可信的媒體、信息源看到的假消息，多次見到後，很可能會忘記它們的信源並不可靠，還以為是在權威信息源上看的，最後將假消息信以為真，形成記憶偏差。
尤其是那種半真半假、真實與虛假混合的故事，我們更不容易區分。由於故事直觀生動，見了幾次就被我們納入到長時記憶中，出現記憶偏差。
諸如此類，可以多留心產生記憶偏差的誘因。瞭解越多，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夠規避記憶偏差的負面影響。
善用記憶的可塑性
記憶偏差並不是只有負面影響，也可能產生正麵價值。
比如說，人們總是認為過去是固定的，而且已經消逝了，認為過去不可能被改變。但記憶偏差告訴我們：我們如何回憶過去以及如何看待記憶，其實是可以改變記憶的。
通過不同的方式喚起回憶，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解釋過去，並且讓我們的未來在另一條道路上啟程。
正如《外婆的道歉信》中所說：“改寫記憶是一種很不錯的超能力。如果你擺脫不了壞事，就必須用更多的好料去蓋過它。”
在生活中，雖然我們不願意，但各種天災人禍卻難以避免。創傷性記憶會嚴重影響人的生活質量。這些記憶不斷侵入大腦，引起焦慮，並帶來二次傷害。
例如，響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超過600人受傷。爆炸給地面留下了一個直徑超百米的大水坑，也給許多人的心靈中造成難以撫平的巨大創傷。
經歷過創傷性事件的人，創傷記憶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縈繞著他們。這會帶來許多精神和情感問題，例如包括恐懼症在內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 ）等。
這個時候，善用記憶的可塑性，例如適度運用記憶偏差，削弱人們痛苦的記憶，有助於緩解心理問題。
諾貝爾獎得主利根川進曾用小白鼠做過這樣一個試驗。
他們先讓小白鼠產生愉快的體驗，形成愉快的記憶。然後再製造場景，讓這隻小白鼠體驗抑鬱，使其出現標準的抑鬱癥狀，例如不喝糖水、被倒吊起來也不掙扎。
最後的測試發現，當之前的愉快記憶被激活時，小鼠竟恢復了活力，被吊起時會掙扎也開始喝糖水了。
而且經長時間的記憶激活，研究員也發現，小鼠海馬區的神經元竟開始新生，這與服用抗抑鬱藥物的效果相似。
也就是說，持續激活愉快記憶，可以產生治療抑鬱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