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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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橫貫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道路，它分為南北兩線。其北道的開拓，肇始於北匈奴西遷之時，東起於西伯利亞高原，經蒙古高原向西，再經鹹海、裡海、黑海，直達東歐；南道，東起遼海，沿燕山北麓、陰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亞、西亞和東歐。更廣泛地說，草原絲綢之路是東起大海，橫跨歐亞草原的通道，其縱橫交錯的岔路，又可南達中原地區，北與蒙古和西伯利亞連接。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相比，草原絲路分佈的領域更為廣闊，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故草原絲綢之路的中心地帶往往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改變^[1]。

　　草原絲路，西漢時就有通過當時七河地區的烏孫至蒙古高原的記載，唐時稱回紇道或回鶻路，從中原正北走越過陽山+陰山以南的包括朔方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雁門郡的河南地區的當時叫新秦中之外的塞外，進入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南俄羅草原，西去歐洲的陸路商道。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訛答剌、塔拉斯、怛羅斯、碎葉、庭州（古車師）、豐州（秦九原郡）。匈奴以及其後的鮮卑、烏桓、茹茹、白匈奴、悅般、突厥、回紇、黠嘎斯、阻卜、塔塔爾、泰赤烏、蔑兒乞、乃蠻、克烈、汪古、和以尼倫和迭列斤兩大部落組成的蒙古、 粟特、烏孫、月氏、可薩人、奄蔡和蒙古民族，都曾先後活躍在草原絲綢之路上。安史之亂後，隴右道諸州在758—776年之間陸續淪陷於吐蕃，傳統絲路受吐蕃阻絕，唐人不得不選擇草原絲綢與西域城邦交流。

　　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陰山道：由關內京畿北上塞上大同雲中或中受降域。

　　參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鶻、突厥牙帳哈爾和林。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經阿爾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橫跨歐亞大陸。

　　絲綢之路是中國曆史上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央王朝與周邊地區並延伸到更遠地區的貿易通道，經過多年研究，史學界一般認為有自長安經河西走廊通西域的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自長安經青藏高原通向南亞的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自成都經滇西通南亞的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自泉州經臺灣海峽通東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各條絲綢之路形成、發展的客觀條件存在明顯的差異，貿易對象、貿易內容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對外輸出的商品以絲綢、瓷器、茶葉等為大宗，相延成習，以“絲綢之路”命之。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絲綢之路的形成必須有二大要素，首先是要有相對穩定的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其次是要有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當然，這種通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然形態的，既所謂“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變成了路”，或者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另一種是人工修築而成的路。兩種形態既可以相互銜接，又可以相互演變，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經人工修築成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廢棄。

　　對於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原始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旱作農業地區以農業為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製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製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係，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

　　但是，作為草原絲綢之路的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形成於什麼年代，目前還難以下定論。 考諸史籍，黃帝時期可能是草原絲綢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贊先生認為，“在神農、黃帝的時代，正是由採集、狩獵經濟轉化到農業、畜牧業經濟的時代”。

　　據史書記載，黃帝出身於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為圖騰的氏族，並首先發明瞭車輛，因此號為“軒轅氏”。皇帝統率以熊、羆、虎、豹、貔 、貅 作為圖騰的六個氏族，戰勝炎帝部族聯盟、蚩尤九黎部族聯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交通往來的區域已經十分廣闊。黃帝統一了眾多游牧部族與農耕部族，使草原牧區與中原農區的經濟交換關係大為發展，“北和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從而形成中原與北方草原貿易往來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至堯、舜時期，已設立“司空”之職，專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設“車正”，掌管車輛輿服之政，設“牧正”掌管牧馬之事，可見交通運輸已經具有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繼堯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間從事貿易，故史書中有“舜販於頓丘”之說。這一時期，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也大為發展，其主角即是興起於內蒙古東南部赤峰地區的商族。

　　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時代的人。其母簡狄，為有娀氏女。“狄”、“戎”皆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稱呼，可見其出身於游牧民族。這一民族原居住於紅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稱“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處於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區、燕山以南的農業地區、環渤海漁業地區毗鄰之地，具有貿易往來的有利條件，在契的統領下，舉族從事貿易活動。因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又是舉族經商，故被稱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後代商湯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稱之為“商朝”。

　　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其間，湯的十一世祖相土發明瞭先進的馬車，七世祖王亥發明瞭先進的牛車，載貨運輸，十分方便，遂為天下所學習。商族的畜牧業和貿易都很發達，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數百的記載。因此，周谷城先生認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眾人所承認，而不成問題者。”王亥率領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從事貿易。王亥的財富引起世人的覬覦，狄人有易族殺死王亥，掠奪了他的牛車隊。王亥之弟王恆戰敗有易，奪回牛車。王亥的子孫祭祀他要用300頭牛，禮節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湯的數百年間，商族人自赤峰地區南越燕山，到達河北的易水流域，並溯黃河進入中原；或向東南，到達遼西、河北東部渤海灣一帶，乃至山東半島，應當形成了若幹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 因此，自黃帝時代至夏朝，應當是草原絲綢之路起源與形成的時期。

　　6世紀末至7世紀初的突厥帝國絲綢之路從本意上看是指一條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但隨著商貿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因而又是一個上升到文化的問題，後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併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連接東西方經濟、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連接中國長城以南地區與北方草原地區經濟、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要想溝通東西方交往是極其困難的。北亞遍佈寒冷的苔原和亞寒帶針葉林，難以適宜人類的生存，中亞又有崇山峻嶺和廣闊無垠的戈壁沙漠，築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東西方的通道。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於人類的東西向交通。這個地區恰好是草原地帶，東起蒙古高原，向西經過南西伯利亞和中亞北部，進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達喀爾巴阡山脈。在這條狹長的草原地帶，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勢比較平坦，生態環境比較一致。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正好位於歐亞草原地帶上，其生態環境與歐亞草原的其他地區基本相同。這條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連接中亞和東歐，向東南可以通往中國的中原地區。可見，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古代東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絲綢之路在溝通東西和南北經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絲綢之路顯得更加重要和優越。中國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區，在諸民族勢力強大後，都先後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區，向西可抵達今新疆境內，使沙漠絲綢之路經常出現隔斷的現象。如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絲綢之路，但張騫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獲，影響了通道的暢通。以後歷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出使西域諸國被截獲的現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河隴被吐蕃占領，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侶、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須取道回紇，走草原絲綢之路。游牧民族的經濟是不穩定的，遇到天災人禍，都會使游牧民族的經濟潰退，因而必須依賴於中原地區的農耕經濟，所以歷史上才出現雙方和親、朝貢、戰爭等交替的局面。當游牧民族與中原王朝和睦相處時，雙方的使者頻繁來往，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傳入北方草原地區，而西方的商人也經過草原通道來到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加強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與突厥和回紇兩個游牧民族有著密切關係。突厥人於公元6世紀中葉建立了突厥汗國政權，其疆域在最盛時，東盡大漠，西至裡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許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處於它的控制範圍之內，加強了各種古代文明之間早已存在的聯繫。在突厥人統治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之前，絲綢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著歐亞大陸腹地邊緣地帶進行，將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連接起來，但通往羅馬的道路需要從波斯境內通過，從事商業貿易需要經過波斯的中間環節，從而對突厥和羅馬的直接利益造成損害。為了擺脫這種局面，突厥和羅馬進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導致突厥與波斯關係的破裂，同時促成了突厥與羅馬之間直接貿易的開展，開闢了新的東西方之間交往的通道。這條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鹹海與裡海之間的荒漠地區。具體路線有兩條：一條由錫爾河出發，通過鹹海北岸；另一條沿阿姆河，通過鹹海南岸。兩條通道在烏拉爾河口附近會合，通向伏爾加河，再沿頓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達黑海的港口。這條通道是草原絲綢之路的西段，雖然不很便捷，但卻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後又恢復了東西方的交往。

　　隨著唐朝對漠北草原的統一，草原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唐朝軍隊連破突厥、鐵勒汗國，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紇的率領下歸附唐朝。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六個都督府和七州，並給諸部首領玄金魚符為符信。“於是回紇等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新唐書》捲二百一十七）回紇汗國的牙帳位於鄂爾渾河上游（今蒙古國哈喇和林西北），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關內道北部軍事重鎮豐州（治所在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要道。這樣，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又得到了開發，併為遼朝時期草原絲綢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北方草原地區，遼代和元代時期形成了幾個國際都市。遼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寧路等皆為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國家和中國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於此，從事政治上的溝通和經濟上的貿易。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給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當時，西夏占據河西走廊，遼朝與西方國家的往來都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為各國使者、商賈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內的西關，是各國商人進行交易的地方，也是當時北方草原地區的商業中心。元人虞集在《賀丞相墓銘》中描繪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虞集：《賀丞相墓銘》，載《道園學古錄》捲十六）在元朝，外國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經常來中國訪問，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如發郎國（中世紀近東人對歐洲人的稱呼）的使者於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在開平（上都前身）朝見忽必烈；元惠宗時期，發郎國人再次到達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發郎國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歐洲，致書羅馬教皇，教皇又派遣馬黎諾里等人到元上都謁見元惠宗，並呈獻羅馬教皇的回信和禮物。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於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隨父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併到元朝各地游覽，回國後寫下了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介紹了元上都的宮廷生活和禮儀、蒙古族的生活風習等。另外，印度、緬國（今緬甸）、尼波羅國（今尼泊爾）等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元上都，促進了北方草原地區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集寧路古城所處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個榷場，是北方草原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連接北方草原地區與中原地區商貿交易的重要紐帶。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絲綢之路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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