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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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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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也稱茶馬古道蜀身毒道,是一條起於現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其總長有大約2000公裡,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就已開發。它以四川宜賓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巨集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與西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佈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於經中國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南方絲綢之路的起源與發展[1]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起於現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進入緬甸,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公元前4世紀,蜀地商隊驅趕著馱運絲綢的馬帶,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嶇的山間小道,翻山越嶺,跨河過江,進行著最古老的中印商業貿易業務,從而開闢了這條我國通往南亞,西亞以至歐洲的最古老的商道。它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巨集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南方絲綢之路國內段的起點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從成都向南分為東、中、西三條主線:西線經今四川雙流、新津、邛崍、雅安、滎經、漢源、越西、喜德、瀘沽、西昌、德昌、會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雲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這條線路被稱為“零關道”(或作“靈關道”,東漢時又稱“氂牛道”)。中線從成都南行,經今四川樂山、峨嵋、犍為、宜賓,再沿五尺道經今雲南大關、昭通、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進抵大理。東西兩線在大理會合後,繼續西行至今永平,稱為“永昌道”。從永平翻博南山、渡瀾滄江,經保山渡怒江,出騰衝至緬甸密支那,或從保山出瑞麗抵緬甸八莫。東線從四川經貴州西北,經廣西、廣東至南海,這條線路稱為“群舸道”,或稱為“夜郎道”。在這三條主線之間還有一些支線,如經四川宜賓、雷波、美姑、昭覺到西昌的支線和從西昌經鹽源、雲南寧蒗、麗江、劍川而抵大理的支線。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的國際通道,它的國外段有西路、中路和東路三條。西路即歷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後又稱“川滇緬印道”,從四川出雲南經緬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亞、西亞。這條縱貫亞洲的交通線,是古代歐亞大陸線路最漫長,歷史最悠久的國際交通大動脈之一。中路是一條水陸相間的交通線,水陸分程的起點為雲南步頭,先由陸路從蜀、滇之間的五尺道至昆明、晉寧,再從晉寧至通海,利用紅河下航越南,這條線路是溝通雲南與中南半島的最古老的一條水路,秦滅蜀後,蜀王子安陽王即從此道南遷至越南北部立國。東路,據《水經·葉榆水註》記載,應是出昆明經彌明,渡南盤江,經文山出雲南東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達河內。南方絲綢之路,在國內形成了我國西南及南方地區的巨大交通網路,在國外則與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中亞、西亞連接成一個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網路。兩千多年來,南方絲綢之路為連接中國西部與東南亞、南亞,特別是在促進中印經貿發展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與西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綢之路”也為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南方絲綢之路的性質[2]

  研究表明,南絲路至少具有三種功用:對外貿易、民族遷徙、文化交流。

  1.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是南絲路的主要性質和作用,這一點沒有人提出異議。徐中舒、童恩正等學者都先後論述了先秦時期成都工商業之繁榮,童恩正、段渝還指出了古蜀與中亞、東南亞、東北亞等地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和文化交往。

  (1)對外貿易貨物

  古蜀對外貿易中最著名的貨物是絲綢。段渝認為,古史傳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發明蠶桑絲綢並非虛言,青銅器銘文和《左傳》等記載均可證實。而四川是中國絲綢的原產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遲在戰國時代已具有相當規模(段渝《嫘祖考》,《炎黃文化研究》第4冊,1997;《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 學林出版社,1999,319—371頁;《中國絲綢的起源時代》,《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4期)。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王治來《中亞史》第1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童恩正認為這些絲綢(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從成都經“西南絲道”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後轉手到達中亞的(《略談秦漢時代成都地區的對外貿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蜀布是《史記》中多次提到的貿易貨物,任乃強先生認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銷印緬等地數量最大的商品。他在《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中考證認為蜀布應是蜀地當時特產的苧麻布(見《文史雜誌)1987年第1期)。邛杖也是史書中屢有記載的貨物。《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史記·西南夷列傳》裴駟《集解》、唐朝李吉甫《元和郡縣誌》等文獻記載表明,邛杖就是臨邛至邛都,沿古氂牛道一線山上生長的“節高實中”的竹做的杖。但也有學者認為張騫所註意的“邛杖”並非蜀物(任乃強《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雜誌》1987年第1期)。

  (2)南絲路貨幣研究

  學術界對南絲路貿易中使用的貨幣研究得比較充分。多數研究者認為,南絲路上對外貿易採用的貨幣是一種產於印度洋的海貝。縱貫南絲路,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南中地區、雲南地區都出土了海貝。羅二虎在《南方絲路古貝考》中說,在南絲路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大量海貝。這種海貝,絕不產於我國內陸的江河湖泊,雲南稱貝為“海貝八”、“海貝巴”,可見產於海洋(羅二虎《南方絲路古貝考》,伍加傖、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5,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方國瑜認為這種海貝就是貨幣(方國瑜《雲南用貝巴作貨幣的時代及貝的來源》,《雲南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彭信威認為雲南用貝幣的歷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響。古代文獻也對印度洋地區使用貝幣有所記載。《舊唐書·天竺國傳》說“以齒貝為貨”。《宋會要稿》第197冊:“天竺國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天竺即印度,表明古代印度將齒貝作為貨幣。《緬甸史》引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國旅行家至下緬甸的記載說到“居民市易,常用海 以為貨幣”。該書還說“其貝子計算之數 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用四四五進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見其時對於印度貿易之盛矣”(哈威《緬甸史》,商務印書館,1957)。《新唐書·南詔傳》說:“以繒帛及貝市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馬可波羅行紀》第118章哈刺章州(即雲南)說:“彼等所用海吧,非本土所出,而來自印度。”可以推斷,雲南海貝來自印度,雲南用貝為貨幣的習俗也是由印度傳來(陳茜《川滇緬印古道考》,《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這種貝幣的傳播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隨著南絲路貿易的開展,可能由緬甸、印度的商人運人永昌境內.又由成都商人或大理商人運人大理,再北傳至古蜀及其他地區。或者直接由成都商人用自己的貨物換取貝幣(田懷清《從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開發》,《南方絲綢之路文化論》,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

  (3)對外貿易的性質和方式

  一般認為.自秦漢以後,南絲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貿易線。而對先秦時期經由南絲路進行的對外貿易的性質就有不同的認識了。一種觀點認為主要是民間自由貿易,在秦漢以前,西南地區分佈著大大小小的國家、酋邦及部落,民間自由貿易應是主體,即使是漢代關閉蜀故繳,民間自由貿易也沒有終止,就如《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焚僮、氂牛,以此巴蜀殷富。”另一種觀點認為主要是政治單位和族體之間的貿易,其性質不宜用“官方”或“民間”來論說.認為南絲路是沿途國家、酋邦及部落有組織進行對外貿易的線路。這可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考古發現為證,象牙、海貝及外來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結在像三星堆這樣大型、都城、區域統治中心內。

  古蜀經由南絲路進行的對外貿易,主要有直接販運和轉口貿易兩種形式。在轉口貿易中,古蜀產品要抵達南亞等地,需由古蜀——滇—— 外國商人經過多次轉口交易來完成(吳欽承、孔凡勝、蕭安富《南方絲綢之路商貿貨幣探討》,四川省錢幣學會、雲南省錢幣研究會編《南方絲綢之路貨幣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民族遷徙線

  費孝通先生根據民族學界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新的民族學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指出民族走廊是一定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一條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沉澱。在中國的民族走廊中有一條是藏彞走廊(費孝通《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栽費著《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李紹明先生明確指出,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是一條民族走廊,而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則是一條古代交通線。西南絲綢之路即是藏彞走廊中的一條通道(李紹明《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遠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這條古道上就已佈滿人類的足跡了,迄今有著藏緬語族的各族以及聚居其間的一些民族如壯侗語族、孟高棉語族、苗瑤語族。藏彞走廊區域自古就是藏緬語族諸民族南下和壯侗、孟高棉語族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們匯合交融之所。眾多民族在這裡留下的歷史文化,內容之豐富,並不亞於中原地區(李紹明《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近年來,學術界對藏彞走廊的研究大有升溫的態勢,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會更加豐富。

  3.文化交流線

  商業貿易、民族遷徙,必然使得各種文化交流、交匯、交融。南絲路作為一條跨地區、跨國家、跨大洲的國際貿易線,一條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民族遷徙線.多種民族、地區和國家的文化在此交流、交匯乃至交融,理所當然。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都明確地顯示出南絲路具有的文化交流特性,並反映出古蜀與南絲路沿途的南中、滇文化區以及東南亞、南亞、近東的文化交流關係。段渝在《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說:古蜀與南中毗鄰而居,自古以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古蜀是一個泱泱大國,它強大的國力和強硬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態地區的基礎之上的。經由南絲路,古蜀對南中進行了持續和強勁的文化和政治擴張。蜀國在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設有數個據點,起著相當於後來“兵站”的作用,其戰略目的在於控制南中資源、維護南絲路商道的通達和安全。在金沙江、安寧河流域發現的多種蜀式兵器,表明瞭蜀文化與南中的軍事控臨關係。這種軍事控臨關係,從商代中葉三星堆文化開始,到西周時代蜀王杜宇“以南中為園苑”(《華陽國志·蜀志》),把南中諸族作為附庸(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冊,中華書局,1987,9頁),確有文獻和考古材料可資證實(段渝《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學林出版社.1999)。

  古代文獻記載,古蜀與滇自古就存在一定的交往關係,段渝認為,蜀文化對滇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青銅器方面。古蜀青銅文化誕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遠,連續發展的時代也比滇文化長久,古蜀青銅文化較早滲入和影響了滇文化(《論商代長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古文明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年第2期)。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土的青銅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銅文化的某些因素。據科學檢測, 星堆青銅器中所含的鉛,就是取之於雲南的。蜀國青銅器合金成分與滇文化青銅器比較接近,顯然與其礦產地和礦料來源有關。蜀、滇兩地都曾使用貝幣,為大宗的金錫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價物,是一種十分有利的條件(段渝《四川通史》第1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146頁)。滇文化的青銅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滇文化的無格式劍與巴蜀文化,顯然存在文化交流和傳播關係(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雲南青銅器論叢》,168頁;張增祺《滇西青銅文化初探》,《雲南青銅器論叢》,94頁),而滇文化無胡戈的發展演變中也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響(霍巍、黃偉《試論無胡蜀式戈的幾個問題》,《考古)1989年第3期)。滇文化青銅器大量模仿蜀式兵器.顯然是長期積習所致,意味著滇池地區曾被長期置於蜀的軍事控臨之下。滇文化青銅貯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風格上模仿j星堆青銅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也都意味著滇池地區曾經長期為蜀王所控臨。《水經註·葉榆水》記載秦滅巴蜀後,蜀王子安陽王率部南遷,更是這種關係的明確反映(段渝《支那名稱起源之再研究》.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蜀文化在滇池地區的擴張,並不是也沒有把它納入自己的直接版圖之中,正如方國瑜先生所論,南中是蜀的附庸(《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冊,中華書局,1987,16頁)。蜀僅是南中各族之長,而非南中各族之君,正如《華陽國志·蜀志》所說蜀王開明氏“雄長僚焚”一樣,有控制力量但不是實施直接統治(段渝《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學林出版社,1999)。滇文化對蜀文化的影響,從青銅文化上看,戰國末葉以前幾乎完全談不上,僅在成都發現一件滇式尖葉鋤,餘皆不及.可見是微乎其微的(同上)。

  總之.學術界普遍認為南絲路以成都為起點,向南經雲南出境,再通向東南亞、南亞和近東。這條古道在先秦時期就已開通,起著對外貿易、民族遷徙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南方絲綢之路的作用

  1.紐帶作用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政治、經濟紐帶。促進了西藏與祖國的統一和藏漢人民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通過這條古道,不僅使藏區人民獲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內地出產的物品,彌補了藏區所缺,滿足了藏區人民所需。而且讓長期處於比較封閉環境的藏區打開了門戶,將藏區的各種土特產介紹給內地。形成了一種持久地互補互利經濟關係。這種互補關係使藏漢民族形成了在經濟上相依相成,互相離不開的格局。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藏區與祖國的統一,藏、漢民族的團結。在歷史上,宋朝、明朝儘管未在藏區駐扎一兵一卒,但卻始終與藏區保持不可分割的關係,令藏區各部歸服,心向統一。其中茶馬古道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2.經濟發展

  南方絲綢之路帶動了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沿著這條道路、伴隨茶馬貿易不僅大量內地的工農業產品被傳入藏區豐富了藏區的物資生活,而且內地的先進工藝、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進入藏區,推動了藏區經濟的發展。例如因茶葉運輸的需要,內地的製革技術傳入藏區,使藏區的皮革加工工業發展起來;又如因商貿的發展,內地的淘金、種菜、建築、金銀加工等技術和技工大量經由此道輸入,推動了藏區農作技術、採金技術和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由於交易物品的擴展,藏區的蟲草、貝母、大黃、秦芄等藥材被開發出來,卡墊、毪子和民族手工藝品生產也被帶動起來,有了很大的發展。據統計,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其中一半經由茶馬古道運往了藏區。明代經由黎雅、碉門口岸交易的川茶達3萬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經打箭爐出關的川茶每年達1400萬斤以上。同時,大批的藏區土特產也經由此路輸出。據1934年統計,由康定入關輸向內地的有麝香4000斤、蟲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銀400餘萬兩。可見漢藏貿易規模之大。在這一貿易的帶動下,藏區商業活動迅速興起,出現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達倉"、"三多倉"、"日升倉"等(倉,藏語意為家。這裡用作商號);出現了集客棧、商店、中介機構為一身的特殊經濟機構--鍋莊。康巴處於條大道的中心,受這種環境的熏陶,最早改變了重農輕商的觀念,養成了經商的習慣。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幹,由此遠近聞名。

  3.藏區興起

  促進了藏區城鎮的興起和發展。南方絲綢之路上的許多交易市場和馱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點,在長期的商貿活動中,逐漸形成為居民幅湊的市鎮。促進了藏區社會的城鎮化發展。如打箭爐在元代尚為荒涼的山溝。明代開碉門、岩州茶馬道後,這裡逐漸成對大渡河以西各馱隊集散之地,清代開瓦斯溝路,建瀘定橋,於其地設茶關後,迅速成為"漢番幅湊,商賈雲集"的商業城市。西藏和關外各地的馱隊絡繹不絕地來往於此,全國各地的商人在這裡齊集。形成了以專業經營的茶葉幫,專營黃金、麝香的金香幫,專營布匹、哈達的邛布幫,專營藥材的山藥幫,專營綢緞、皮張的府貨幫,專營菜食的乾菜幫,以及專營鴉片、雜貨的雲南幫等。出現了48家鍋莊,32家茶號以及數十家經營不同商品的商號。興起了縫茶、製革、飲食、五金等新興產業。民居、店鋪、醫院、學校、官署、街道紛紛建立,形成為一座聞名中外的繁榮熱鬧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於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條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亦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而成為康區重鎮和漢藏貿易的又一中心。

  4.文化交流

  溝通了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馬貿易的興起使大量藏區商旅、貢使有機會深入祖國內地;同時,也使大量的漢、回、蒙、納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軍進入藏區。在長期的交往中,增進了對彼此不同文化的瞭解和親和感,形成了兼容並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南方絲綢之路上的許多城鎮中,藏族與漢、回等外來民族親密和睦,藏文化與漢文化、伊斯蘭文化、納西文化等不同文化並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現複合、交融的情況。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輝煌的喇嘛寺,也有關帝廟、川主宮、土地祠等漢文化的建築,有的地方還有清真寺、道觀。各地來的商人還在城裡建立起秦晉會館、湖廣會館、川北會館等組織,將川劇、秦腔、京劇等戲劇傳入藏區。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日被共同歡慶;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漢藏聯姻的家庭在這裡大量產生。民族團結之花盛開在南方絲綢之路之上。

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3]

商貿文化的興盛

  (一)古代南方絲綢之路

  有關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最早記載見於公元7世紀前, 當時在史書中略微記載了中國西南地區通向國外的第一條陸上商道: 它起於四川成都,途經雲南大理、保山、騰衝及緬甸北部, 由印度的阿薩姆、孟加拉、北印度以及西亞地區, 最後到達大秦(即古羅馬帝國)。從雲南大理到緬句與印度的道路及里程, 在《新唐書·地理志》中都有詳細記栽。其中, 陸上通道主道是從成都出發, 南經雲南大理後, 經水昌到達緬甸,進入緬甸後則分南路和北路兩條主道。南路最後到達位於印度東北地區的曼尼普爾; 而北路則經騰衝到緬甸密支那, 最後進入阿薩姆。這兩條主道都需穿越那加山, 而那加山的西北端是一條古時印度到達緬甸的較為發達的交通路線。儘管這一條西南地區通往他國的陸上商道在歷史上並沒有得到較大的發展,但其對西南地區與他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卻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商道興盛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 取其笮馬、焚僮、髦牛, 以此巴蜀殷富。” 巴蜀地區的商人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與南亞等國進行貨物交換往來,發展了巴蜀經濟。秦漢時期, 官府加強了對南方絲綢之路的管理和保護,加之商人們對高額利潤的追逐, 絲綢路上商貿活動更為發達。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絲綢之路上的商貿往來出現萎縮和中斷。唐宋時期的商貿往來主要集中於雲南與印度、緬甸等國之間的交往, 今大理地區成為最重要的交易市場之一。在元代後的數百年間, 因南方絲綢之路交通發達,商人蔣產予緬甸北部的珠寶、瑪瑙、玉器及姥,占失量轉輸內地, 作為中介地, 雲南成為重要的交易市場。明朝以後,食鹽成為雲南輸往緬甸的重要貨物, 而緬北的棉花也被大量輸入中國國內, 因鹽、棉成為交易大宗商品, 雲南邊境大門的八莫和緬甸的江頭城日趨繁榮。到清朝時期, 中緬間的貿易往來以絲棉為大宗, 中國商人在緬甸收購棉花後,將其運至八莫,後轉運到雲南。

  (三)鹽鐵文化

  南方絲綢之路途經了兩個古代著名的鹽池,即定窄(鹽源) 和滇西白羊井(大姚鹽豐)。此外,還有兩條走向與南方絲綢之路一致的以鹽井為連接點的商道: 第一條從昆明經滇西到緬甸,俗稱“夷方道”, 兩側都有鹽井, 最為著名的即是祿豐黑鹽井; 第二條則為“馬幫道”,此條商道經過普洱磨黑鹽井和鎮源鹽井。在各條商旅道的形成以及南方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 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南方絲綢之路形成後,遠鹽之道成為必需的輔助線路。另一方面。南方絲綢之路上的國內經濟貿易往來也較為發達,主耍表現為巴蜀鐵器在西南地區的產泛傳播。據史料記載, 至少於秦代開始, 巴蜀地區即為中國西南地區最主要的鑄鐵基地。隨著南方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 巴蜀鐵器被商賈和移民大量輸入西南民族地區,極大地促進了西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民族文化的交流

  戰國秦漢時期, 中國西南地區屬於“南夷”和“西夷” 的範疇, 學者們往往統稱為“西南夷”。西南夷對於南方絲綢之路的開鑿, 曾經起到過重要的歷史作用, 這些活躍在西南邊疆的古代族群,早在漢王朝勢力進入西南地區之前,便存在著長期邊境貿易的歷史。貨物往來必然伴隨著相互間的文化交流,進而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各民族逐漸融合。古代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大都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要道, 並循南方絲綢之路的走向逐漸形成集鎮網路; 以集鎮為中心, 則形成了相對而言較為發達的區域經濟。所以,經濟文化交往成為自然環境封閉、經濟文化彼此獨立的西南地區極為重要的發展機制。從這個層面講, 南方絲綢之路是西南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因索。此外,南方絲綢之路的發展變千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變化。

邊地文化的凸顯

  (一)貨幣文化

  作為商品經濟的媒介,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商品交換的發展與繁榮。根據考古發現和已有文獻記載, 南方絲綢之路中充當貨幣的主要有貝幣(海貝)、中央王朝所鑄的金屬貨幣以及黃金白銀等三類。西漢時期的貨幣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區的傳播與滲透。唐朝時,南詔一統雲南, 白銀成為南詔與東南亞國家經濟往來的大額支付手段。大理國時期,銀錠也通過“互市” 而流通到雲南。到明朝嘉靖年間,白銀成為法定通貨, 民間開始大量使用銀錠。清代沿襲了明代的錢幣制度, 施行“大數用銀,小數用錢” 的銀錢本位制。此外, 在雲南和四川的部分地區, 鹽有時也被當做支付的手段。因此,隨著商貿活動的發展, 南方絲綢之路的貨幣也在時間上呈現出較強的階段性。

  (二)宗教文化

  佛教傳入中國的路徑主要有兩條, 一是西線的絲綢之路,二是東線的南方絲綢之路。在西夏與宋的長期對峙時期, 中印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東線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而進行的。而南方絲綢之路(或稱西南絲綢之路) 是東線絲綢之路的陸路路線. 從地理上來看, 上座部佛教無疑是通過陸路傳播至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僧人們往返於歷史所開闢的南方絲綢之路,從而將佛教文化傳入中國, 西南地區的傣族等民族,在經歷長期浸潤後終於開始信仰上座部佛教, 因此在傣族中也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貝葉文化。

  (三)銅鼓文化

  銅鼓起源於滇西楚雄,這已為眾多考古學家所承認,但是人們對南方絲綢之路在銅鼓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知之甚少。銅鼓分佈面較廣, 紋飾複雜且極具地區民族性,主要分佈於我國雲南、貴州、廣西和四川等地,以及境外的印度尼西亞和GMS國家等。其中,南方絲綢之路在銅鼓的發展以及銅鼓文化的傳播方面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以雲南楚雄為中心,銅鼓文化沿南方絲綢之路而傳播與擴散已得到考古的印證。其中,有一支由雲南楚雄向西經永昌道推進至滄源、西盟以及與緬甸接壤的較大區域, 而該地區幾乎沒有銅的 台煉史,但銅鼓使用甚多。可推斷該區域的銅鼓應該是由商人經永昌道販運而至。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 銅鼓的紋飾、形狀等也各具特色, 然而通過文化交流、商品交換和民族遷徙等形式, 銅鼓文化的發展與傳播便與南方絲綢之路緊密相連。

多元文化的交融

  南方絲綢之路在推動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 還極大促進了文化的交融。通過絲綢之路, 中原文化對西南地區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樣, 印度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對西南地區文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也就促成了西南地區巫、道、佛、儒等多種文化並行的格局。每年西曆3至4月份之間的潑水節,是西南邊境傣族地區的一個最為盛大的民族節日,傣族人民相互潑水來祝福對方, 並用清水來為佛像洗塵。而在篤信佛教的印度,在相同的時間段也有類似傣族潑水的灑紅一節, 可見中、印兩個文明古國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因此, 南方絲綢之路的陸上商道在推動地區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豐富和發展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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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宋志輝,馬春燕.試析南方絲綢之路在中印關係中的作用[J].南亞研究季刊,2012(2)
  2. 鄒一清.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回顧[J].文史知識,2006(10)
  3. 全洪濤.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探析[J].思想戰線,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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