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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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新聞學（Spital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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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新聞學（Spital Journalism）概念最早由艾米·施米茨·韋斯(Amy Schmitz Weiss)博士提出，顧名思義，空間新聞學是一個將空間、場所、位置融入新聞學生產實踐的理論框架，這裡的空間既包括新聞內容或者進行報道本身的場所、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機構與新聞發生地的位置關係此類的實體空間，也包括抽象的、隱喻的空間。[1]
空間新聞學是一個將空間、場所、位置融入新聞學生產實踐的理論框架。這一概念早在2015年被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艾米·施米茨·韋斯(Amy Schmitz Weiss)博士提出，而疫情和技術的發展加速了這一概念的興起。新冠疫情讓數據定位和用戶的關係更緊密，相比於疫情前，人們現在花費更多時間使用數字工具來尋找附近的資源、送餐、訂外賣、查詢所在城市感染Covid-19的患者數量等。人們對於附近信息的需求激增，到2026年定位服務的行業價值將達到485億美元。而這對於地方新聞機構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機遇。
有“新聞業預言家”之稱的哈佛大學尼曼實驗室（Nieman Lab）在2021年末報告中指出，疫情時代的新聞業將迎來“空間新聞學”（spatial journalism）時代。清華大學王沛楠、史安斌在《2022年全球新聞傳播新趨勢》中提到，“空間壓縮”成為後疫情時代全球新聞業的發展特征之一，“空間新聞”已經成為大趨所勢。
早在2012年艾米·施米茨·韋斯(Amy Schmitz Weiss)博士就對空間新聞學進行探索實踐，在她的帶領下新聞媒體專業的學生和電腦專業的學生協作開發了一款名為“AztecCast”的移動設備應用程式。這款移動新聞應用程式使用了地理定位技術，能夠根據學生在校園的位置提供活動信息，方便學生瞭解和校園內特定建築相關的任何信息和事件。例如，學生在音樂樓或教學樓前可以查看該樓任何一天的事件列表和新聞。這款APP讓學生體驗到使用協作式新聞應用的樂趣。
空間新聞”的興起離不開技術，但是其應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沉澱，同時也不乏疫情這一大環境的加成。艾米·施米茨·韋斯(Amy Schmitz Weiss)博士已經在“空間新聞”的應用領域耕耘6年之久，探索空間和地點信息如何重構新聞影像和敘事方式。而疫情則為空間新聞的興盛按下加速鍵，正如Amy Schmitz Weiss博士在尼曼實驗室的採訪中所說，“Spatial journalism is here, and it’s ready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ready to embrace it.”
經歷了疫情的恐慌和混亂後，Zoom和騰訊會議等線上協作軟體的發展使得“交往在雲端”的場景成為可能。更大的改變在於，技術的變革正在重建一種社會規範，重構了人際和群體交往的規則。對於新聞業而言，雲端連接使得建制化的新聞生產開始走出新聞編輯部的時空局限，混合採編和遠程協作正在成為新聞採編的新動向。
雲端合作的生產模式催生了“空間新聞學”（spatial journalism）。採編部門的遠程合作和報道空間轉向不僅推動新聞生產在時空邏輯上的轉變，而且幫助新聞從業者融入地方社群當中。特別是在疫病期間，受眾對於周邊疫情動態和核酸檢測點等信息的迫切需求推動著新聞媒體吸納空間思維，將數字地圖和地理定位運用於為用戶提供服務的報道中。2021年《紐約時報》研究與發展團隊（Research & Development Team）創建新部門專門探索“空間新聞”的進路；關註地方新聞的LenFest新聞研究院建立了“地方（新聞）實驗室”（Local Lab）挖掘“空間新聞”和社區公共服務的關聯。[2]
在國內，不少媒體就“空間新聞”展開實踐。例如，帝都繪編輯部根據北京新冠疫情防控發佈會公佈的感染者流調信息，用地圖的方式還原了北京的疫情感染鏈條，同時將數據整理到空間數據協同平臺maptable上[3]。
“空間新聞學”不僅僅是一場關於定位的技術，它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工作框架的創新，關於它的研究面向主要包括兩個特點：
- 一是對空間、地方、位置等地理概念的關註逐漸增多；
- 二是場域、生態、邊界、網路世界等社會理論中的空間隱喻成為新聞研究者積極調用的理論資源。
新聞學研究的空間轉向也並不意味著整個新聞研究領域的變化和轉向，只是突出了數字環境下新聞研究的一個新趨勢。
第一個關註點在既往的新聞研究中有所涉及，新聞學者的空間研究聚焦地方媒體架構的生產實踐以及對空間技術的應用，例如對新聞編輯部的內部實踐、新聞內容/報道本身的場所、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機構與新聞發生地的位置關係研究。Schmitz Weiss基於地方知識（place-based knowledge）提出的空間新聞業（spatial journalism）為開啟新聞地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Chris Peters使用空間理論分析受眾的日常生活，試圖走出大眾傳播範式的新聞研究。而在社交媒體崛起的大背景下，“日常生活”、“場域”等理論為分析新聞業和受眾間的相對位置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第二個關註點則體現出經驗性新聞學研究的理論轉向趨勢。相比於對實體新聞生產空間關註,社會學抽象空間隱喻的引入構成了新聞研究空間的另一個方向，使得在數字技術衝擊下的新聞學研究找到了新的理論範式立足點。一系列社會理論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經驗性新聞研究的理論化程度，同時也加深了新聞研究對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依賴。
疫情使線下公共空間停擺，同時新技術發展，空間、場所、位置等概念更多地被嵌入到社會運行機制中，“雲端”的連接使得新聞生產突破了原有的時空局限便推動了新聞業的遠程合作以及“空間新聞學”的興起。比如，Aztec Cast新聞應用程式使用了地理定位技術，能根據用戶在校園的當前位置提供校園活動信息，如果用戶在音樂大樓或科學大樓前，他們可以查看該大樓任何一天的事件列表和其他新聞。
在未來，空間新聞同AR和VR技術的結合將成為新聞業發展的趨勢。比如《“疫”起加油》系列中用戶一鍵切換到南京、成都、貴陽等不同城市並打卡地標性建築，以此一起為武漢加油，這種跨越地域的聯動報道模式讓疫情籠罩下的成都、上海、南京等地的城市風貌和百姓生活也得以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