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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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稅負，顧名思義，就是保持稅負不變。這裡的稅負，當指巨集觀稅負，現實中通常以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或類似指標來反映。

　　把穩定稅負作為稅制改革的原則或者目標，意味著本輪稅制改革，既不傾向於提高巨集觀稅負，也不傾向於降低巨集觀稅負。這與1994年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重”（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稅收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的目標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這次稅改強調的是“穩定兩個比重”——穩定稅負、穩定中央與地方的財力格局。

　　提出穩定稅負旨在強調稅改將保持收入中性。當然，“穩定”應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固定不變。因為，實際的巨集觀稅負受稅制（法定稅負）、經濟狀況和徵管效率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產生波動是必然的。因此，穩定稅負應是巨集觀稅負在一定區間內的相對穩定。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研讀全會公告，對稅制改革表述為“改革稅制、穩定稅負”。可以說這一嶄新表述，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九個新表述”內容之一，向市場透露了信息明確的稅制改革方向。

　　一是“穩定稅負”向市場釋放了政府約束收稅行為，建立有限政府的財稅改革的價值取向。所謂的“穩定稅負”，從字面來理解，就是通過改革現行的稅收制度，讓國家的總體巨集觀稅負相對穩定。這一表述與前面“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表述思想一脈相承，體現出對於財政在國家治理工作中地位的重新認識，積極釋放了政府約束收稅行為、尊重人民權利的改革價值取向。因為熟悉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國家治理史實際上是財政治理史，社會發展歷史也與財稅發展歷史密切相關；現代社會治理較為發達的西方國家，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主導性作用，其中人民對國家財政的掌握是人民發揮治理國家、約束公權力的重要載體，比如對收稅的制約、對國家預算執行情況的監督等。

　　現在，三中全會在對財政全面定位的基礎上提出“穩定稅負”，就是要通過改革，讓公眾在政府的稅收收入和財政預算方面更好地行使監督權；只有在公眾的監督下，“穩定稅負”才不是一句空話。如果沒有人民和制度的監督，政府想收多少稅就可以收多少，稅負穩定就無從談起。如何接受人民監督？從全會透露的信息來看，將通過把稅改上升到立法層面及加強預算公開透明等來實現，比如財稅體制改革中表述的“完善立法”、“預算透明”。

　　二是“穩定稅負”釋放了結構性減稅的價值取向，但全部內容不只是減稅，最重要的是公平稅負。“穩定稅負”，也就是說在一段時期巨集觀稅負相對穩定，言下之意是即使經濟總量增長，稅收收入也不會大幅度增長，這樣就包含了政府減稅的意向。但從深層次來看，並不只是減稅，還應包含公平稅負的改革取向。因為從目前我國稅收結構來說，儘管巨集觀稅負並不是全球最高，但是稅收負擔結構非常不合理，普通老百姓負擔了中國大部分的稅收，富人並未負擔與消費資源和收入相應的稅收。因為中國稅收收入70%以上來自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三大流轉稅以及進口環節的關稅等間接稅；這些稅收的最終負擔者就是消費商品貨物勞務的消費者，從商品消費的比率上來說，普通人消費的總量遠遠大於富人消費總量，所以普通消費者承擔了最大部分的間接稅。另外，最具調節貧富差距職能的個人所得稅，在中國也是六成以上由工薪階層繳納。

　　所以，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必須讓富人負擔與收入和資源消耗相對等的稅收，對富人加稅是“穩定稅負”的重要保障之一。另外，資源緊缺和環境污染較重的現實，也決定了政府必須優先推進與資源環境有關的稅收改革，這樣從另外一個側面也保障了“穩定稅負”之增稅改革一面。與之對應的是，有了增稅改革，只要堅持“穩定稅負”，面向老百姓的減稅改革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