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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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社會距離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既包括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之間的關係，也涵蓋呈現個體性的個體之間的關係，還包括個體行為的指向；有時候也用於指涉群體偏見、文化差異和群體互動。

　　塔爾德認為社會距離存在於階級之間，是階級之間關係的親密程度的反映，其程度是可以量度的，並認為階級差別就是階級距離；

　　博格達斯(Bogardus )認為，社會距離能夠表現當前社會關係和對社會關係特征的理解和親密的等級與程度；社會距離的大小，代表了人們之間相互接納的程度。^[1]

　　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將社會距離定義成，是一種對個人和社會關係之間，親密度等級的測量。是人們的心理距離在物理距離上的表現。

　　“社會距離”原為社會學術語，指的是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階層及性別的人群之間親近與疏遠的程度，側重於對“心理距離”的描述。而新冠期間，“社會距離”即“socail diastance”這個詞被激活，並“動名詞化”為“social distancing”，涵義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美國CDC的網站上，“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也被稱為“身體距離”（physical distancing），主要指的是人們在戶外或家中與他人保持兩米左右的距離。當然，這隻是對社會距離的狹義的理解，廣義上，有人也把“隔離”（isolate）已經感染的人和“防疫隔離”（quarantine）沒有感染的人，都歸之於保持“社會距離”的措施。但這種社會距離，更偏重於對人與人之間“物理距離”的強調，而不再是“動名詞化”之前對人與人的“心理距離”的表達。

　　塔爾德首先提出社會距離的概念，齊美爾為社會距離的概念註入了主觀的內涵，齊美爾認為社會距離就是人與人之間“內在的屏障”。生活在大都市中，需要和很多城市人持續不斷的接觸，為了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都市人採取了不付出過量熱情的態度。這種生活方式就是個體與外界保持距離：懷疑外人、甚至經常出現多年鄰居互不相識的現象。

　　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帕克和伯吉斯繼承併發揚了齊美爾有關社會距離的思想。其中，帕克將社會距離定義為是存在於集團與個人之間的親近程度，並指出感覺上的距離可以像智力一樣得到測量，並將其運用到對於當時美國種族和族群關係的理解上，使得社會距離成為了一個極具豐富內涵的概念。

　　博格達斯（Bogardus）他進一步擴展了帕克關於社會距離的理解，認為社會距離是“能夠表現一般的前社會關係和社會關係特征的理解和親密的等級與程度”，並主張從積極的意義上去定義主觀性社會距離：存在於行動者心理空間中的，行動者及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心理距離。A對B的社會距離越大，意味著A在實際生活中與B的互動行為越少，融入B的生活空間的願望越弱。

　　社會距離描述了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距離。人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群體都有所偏愛，不同群體之間的人們可能經常聯繫，但他們不會在心理上感覺“親密”，在面對面交流時，可能也不會有很近的物理距離。這種“不親密感”就是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體現的是群體之間或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是通過群體成員之間的社會交往體現出來的。個體與其他群體的親密程度，即個體與外群體的社會交往傾向。主要考察中位階層分別與上位階層和下位階層的社會距離，以及下位階層與上位階層的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概念體現了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關係親近或疏遠的等級與程度，對社會距離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流動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社會差距的變化動態，作為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離重要指標，社會距離對群際關係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有著積極的重要影響。

　　社會距離既是客觀的，又可以由主觀造成。在疫情期間，我們在公共場所保持1米距離，這就是我們主動造成的社會間隔（social distancing）。在這種情況下，主觀造成的社會距離並不代表真正的社會距離，不是人們真的不再親密了，而是一種更有社會責任感的考量。

　　空間上的距離是產生社會距離的重要因素。Graham研究了夏威夷地區多個種族之間的社會距離。他認為歷史條件、種族文化、種族規範、地理上的隔離都是影響該地區幾個不同種族之間社會距離的因素。上世紀 60 年代，Brewer使用社會距離量表在東非三個國家的30個部落中研究了部落成員對於其他部落的社會距離，結果發現除了對於外群體相似性的評價和經濟教育發展狀況外，群體之間的空間距離是影響社會距離的重要因素。還有些空間學派認為，社會各階層在地理分佈上的差異導致群體之間存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

　　文化上的差異性是影響社會距離產生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遺跡、文化傳統、語言能力、偏見和歧視、文化異質性和教育水平,這些因素都會產生和維持社會距離。Park曾說過語言、社會習俗、道德、習慣和理想的變異,像浩瀚的海洋和廣闊的沙漠一樣,將人們隔離開來。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之間的交往遠比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交往更加親密和自由”。一些學者試圖從文化或者宗教信仰差異解釋社會群體距離狀況，認為文化差異造成了一些種族隔離或對立。

　　社會地位也會影響社會距離的產生。韋伯認為，社會地位是導致社會距離的主要原因。社會地位會影響社會距離：社會地位差距越大，群體之間的社會距離越大。Beyon的研究發現經濟地位差異會影響社會距離，還有研究將社會距離與經濟收入劃等號，認為經濟收入不平等是導致個人之間緊張或敵對關係的主要原因。不同社會地位者的社會交往活動往往存在一定的排異性，在社會交往中與其他社會地位群體的人們保持距離，甚至加以排斥。

　　人際距離

　　在人際溝通過程中，雙方之間的距離有一定的含義。一般說來，關係越密切，距離越近。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把人際距離分為親密的、個人的、社會的和公眾的4種，他根據人們社會交往的狀況把微觀社會距離概括為親密距離（小於45釐米）、個人距離（45釐米～120釐米）、社會距離（1.2米～3.6米）、公共距離（3.6米～7.5米）四類。

　　他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愛人之間、夫妻之間的距離是親密距離，約18英寸，可以感覺到對方的體溫、氣味、呼吸；

　　個人距離指朋友之間的距離，大約是1.5～4英尺，這是人際間稍有分寸感的距離，較少直接的身體接觸，但能夠友好交談，讓彼此感到親密的氣息。一般說來只有熟人和朋友才能進入這個距離，人際交往中，個人距離通常是在非正式社交情境中使用，在正式社交場合則使用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是認識的人之間的距離，一般是4～12英尺，這是一種社交性或禮節上的人際距離，這種距離給人一種安全感，處在這種距離中的兩人，既不會怕受到傷害，也不會覺得太生疏，可以友好交談，多數交往發生在這個距離內；

　　公眾距離指陌生人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距離，一般是12～15英尺，一般說來，演說者與聽眾之間的標準距離就是公眾距離，還有明星與粉絲之間也是如此，這種距離能夠讓仰慕者更加喜歡偶像，既不會遙不可即，又能夠保持神秘感。

　　團體距離

　　社會距離也可指各社會存在體之間在空間、時間和心理上的距離。通俗地講社會排斥或社會歧視更容易讓人理解，但社會距離的內容比社會排斥或社會歧視更寬廣而且更加客觀。在具體的研究中，社會組織團體間社會距離更多指向心理距離，是基於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等差異而產生的，同時又受到制度和環境的影響。因此，對社會距離的研究不能用傳統的距離長度測量方法直接測量，不僅要描述這種心理距離，更要探討產生這種距離的原因。

　　美國社會學家博格達斯提出了“社會距離測量法”。採用客觀的外顯行為而非主觀的自我報告作為對“社會距離”的原始反應的測定。Bogardus 的社會距離量表給人們呈現了7類親近程度不同的社會關係,通過人們對這些關係的選擇來測量他們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態度。

　　具體來說，Bogardus 的社會距離量表由一組表示不同社會距離或社會交往程度的陳述組成，按社會距離從最近到最遠的順序排列，依次包括：配偶、好朋友、街坊鄰居、同事、本國公民和逐出本國等7個項目。Bogardus 的社會距離量表是一個典型的累積量表。在量表的各個項目中，包含著這樣一種順序假設：人們對量表中各項關係的社會距離大小的感受，按照這7 類關係的順序依次增大。也就是說，排在位置越靠前的項目，人們對其社會距離的感受應該是越小的。因為對於人們來說，前一種關係應該比後一種關係更加親近。比如，配偶應該比好朋友的關係更加親近。所以當一個人拒絕了量表中一項關係，那麼他也必然會拒絕這一關係後面所有的關係。博格達斯認為，社會問題幾乎都與社會距離有關，通過測定社會距離，可以解釋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各種誤解。

　　勞曼參照 Bogardus 的社會距離量表，設計了一套測量個體對哪類職業的人社會交往意願和互動強烈量表。根據不同的職業類別，勞曼選擇了16種職業，供被試選取自己願意選擇哪些職業者作為親密朋友、女婿、岳父、鄰居。勞曼的研究為後來 Lee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念依據，不過其量表測量項目不是直接詢問被試的職業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被試的虛假反應。

　　國內最早進行社會距離研究的是民族學家吳澤霖教授，他使用博格達斯社會距離量表研究了美國人對待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解釋了經濟社會地位在社會距離中的決定性作用。我國學者楊軍紅採用Bogardus社會距離量表項目設計問卷，調查了 210 名中國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對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學生所在文化的接納程度。

　　Bogardus社會距離量表測量得到的結果既可以用來比較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們對某一群體的社會距離的大小，也可以用來比較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們對不同群體的社會距離的大小。

　　對於心理距離和創造力關係的實證研究尚且不多，並且只涉及時間距離、空間距離和社會距離3個維度，對於社會距離和創造力關係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數。

　　這些研究一致發現，遙遠的心理距離能夠促進創造表現。Friedman首先研究了時間距離和創造力的關係，結果發現，相對於近的時間距離，遙遠的時間距離加強了被試在那些需要創造性思維的任務上的表現。

　　該研究通過想象任務來操控時間距離維度，實驗要求被試想象其一年以後或隔天的生活景象，同時想象他們正在做著一件事情，採用頓悟問題作為創造力任務，結果證明瞭與時間上較近的心理距離相比，當被試知覺到時間上較遠的社會距離時，他們在頓悟問題上的成績更好；而後的實驗採用創造性觀點生成任務(creative generation task)，進一步證明，與較近的時間距離相比，較遠的時間距離更有利於創造性觀點的產生。

　　Jia，Hirt和Karpen探討了空間距離對創造力的影響，通過指導語操縱空間距離，實驗1要求被試完成一個觀點生成任務，要求儘可能多地羅列出不同的交通方式，結果發現，被試在遙遠條件下比在近條件下創造性的得分更高；以同樣的操縱方式要求實驗2被試完成頓悟問題，得到了相似的結果。

　　Liberman，Polack在Jia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針對6-9歲的小學生，研究其空間距離和創造力的關係。實驗向兩組小學生呈現空間上逐漸變化的物體圖片（由近及遠或由遠及近），從學生的桌子到銀河系，採用TACT測量學生的創造力流暢性和獨創性，結果發現漸遠組學生的創造表現顯著高於漸近組學生。

　　Polman和Emich唯一開啟了社會距離和創造力的關係研究，試圖檢驗是否為他人決策更富有創造性，同時檢驗解釋水平是否起中介作用。實驗1中，要求被試完成有結構的創造力想象任務，即自己或幫他人為某故事畫出一個外星人，結果發現，為他人畫的外星人更富有創造力；實驗2進一步發現，為相似他人或陌生他人決策都比自我更富創造性，且解釋水平單獨起中介作用，排除了信息、情緒等其他無關因素的影響；實驗3則採用頓悟問題作為創造力測驗，發現他人條件下的頓悟問題解決能力顯著高於自我條件下，並且解釋水平起到了獨立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