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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納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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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納法則概述

  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是德國19世紀的一位經濟學家,他在對19世紀的歐洲國家以及日本、美國等國的經驗性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瓦格納法則。

瓦格納法則的具體內容

  當國民收入增長時,財政支出會以更大比例增長。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GNP的比重將會提高,這就是財政支出的相對增長,這一思想是瓦格納提出的,又被後人歸納為瓦格納法則。

Image:瓦格纳法则.jpg

  瓦格納是在對歐洲國家和美國、日本等國的資料進行分析後得出這個結論的,他認為這種財政支出增長的趨勢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釋。

  1、政治因素

  國家職能的擴展和國家活動範圍的擴大

  2、經濟因素

  (1)維護市場秩序的需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工業化的實現,擴大的是市場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係日趨複雜,這種複雜性的增加會導致商法極其經濟合同的實現,從而要求建立有關的司法和行政制度,以維護市場秩序,這就必然導致財政支出的增長。

  (2)解決外部效應的需要

  城市化的發展和人口密集的現象開始出現,這會導致一些產品和勞務的外溢性問題,解決這一外部效應問題必須有政府,從而要求政府支出的擴大。

  (3)收入彈性

  政府的教育、娛樂、文化、衛生和福利支出的增加是由其需求的收入彈性決定的,所以當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時,公共支出中用於教育、娛樂、文化、衛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也會大幅度的增加。

瓦格納法則案例分析

案例一: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的瓦格納法則[1]

  一、問題的提出

  自工業化革命以來,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發達國家公共支出在GDP中的相對額均呈現出了顯著增長的態勢。以美國為例,1913年,美國的公共支出占不到國民產出的1/10,1946年升為13%,而到了1998年,美國的公共支出約占GDP的1/3。

  經濟學家將這種公共支出不斷增長的現象總結為“瓦格納法則”,並用最早發現和探索這一現象的德國19世紀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的名字來命名它。不過,或許是受他所處的時代的局限,瓦格納在闡述這一規律時,僅僅將它表述為“國家活動的範圍不斷擴大”,並沒有講清楚他所謂的公共支出增長究竟是指公共支出份額的時序性上升呢,還是指公共支出數額的時序性上升。後來,美國著名的財政學家馬斯格雷夫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後指出,瓦格納法則確指的對象應該是公共支出份額的時序性上升,即它應被表述為: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支出的相對規模也隨之提高。

  馬斯格雷夫的規範化表述有兩個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首先,是什麼原因導致財政支出比率不斷上升;其次,是否每個國家,即不僅發達國家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瓦格納法則”都成立。以我國為例,1978年以來財政支出總額不斷上升,在財政支出增長的過程中,究竟是否存在“瓦格納法則”中表述的現象?對此,我做了一些具體的實證分析,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

  二、西方學者關於“瓦格納法則”的解釋

  幾十年來,很多經濟學家都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見解。瓦格納認為,導致公共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可歸結為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在深入研究了19世紀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後,他以為,隨著工業化的逐步發展,擴張中的市場與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會變得愈加複雜,為保護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社會公眾必然會要求政府制定並建立司法組織以執行各種法律來保護商業貿易和合同契約。

  工業化的發展同時也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於是諸如“擁擠”等一些外部性問題就隨之產生,社會公眾同樣需要政府出面進行管理和調節。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被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的職能範圍,在公眾的推動下不斷擴大,公共支出的規模相應地也就會出現持續增長。

  皮科克和惠特曼認為,影響公共支出規模變動的因素可分為內在的和外在的兩種類型,主要是外在因素造成公共支出增長速度快於GDP增長速度

  他們將自己的分析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前提之上:政府喜歡多支出、公民不願意多繳稅。因此,當政府在決定預算支出的規模時,應當密切註意公民關於賦稅承受能力的反應,公民所能容忍的稅收水平是政府公共支出的約束條件。

  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認為,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公共投資會在社會總投資中占據較高的份額,這是因為在早期階段,需要公共部門提供社會基礎設施,這些投資對於促進經濟起飛和推動經濟向中期階段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增長的中期階段,私人投資的份額會上升,公共投資的份額會下降。在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公共支出的結構將從基礎設施之外轉移到增加對教育、醫療和福利服務方面的支出,將會占據GDP的較大份額。

  塔洛克、諾斯和沃裡斯認為,利益集團對政府支出的增長有顯著的影響。政府規模增長同私人部門中白領和管理階層的就業增長是平行的。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發展,市場機制中的交易費用出現了顯著的增加,專業化的組織與領導日益成為企業成敗的關鍵,私人部門會自覺地將越來越多的專業化人員納入到自身的體制運行中來。出於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維護和追求,他們將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施加壓力,既要求政府進行再分配,又會要求政府降低交易費用、提高效率,由此就造成了政府開支的不斷增長。

  公共選擇學派的著名領軍人物布坎南,除支持利益集團推動公共支出增長的觀點外,還吸收了一部分“財政幻覺假說”的觀點。他認為,在普維亞尼模型中,統治階級總是試圖創造樂觀的幻覺,讓納稅人感到支出較少而收益較多,這或許是以前的統治階級的特點;現代的統治集團與以前大不相同,他們不僅會創造樂觀的幻覺,還會創造悲觀的幻覺,這些幻覺會使納稅人覺得所承受的負擔比實際的負擔要輕,使受益人覺得提供給他們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價值比實際價值要大”。

  對上述各家的觀點進行簡單的比較後便會發現,現實生活總是比假設的情況要複雜些。比如說,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包含著技術進步的動因,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很多原先必然導致公共支出增長的因素或許將不再發揮效用。在揚棄西方學者特別是馬斯格雷夫的某些思想成分的基礎上,“瓦格納法則”所揭示的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支出的相對規模也隨之提高的現象,只適用於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並不是伴隨整個經濟的發展過程。下麵通過分析我國20多年的財政支出規模的變動情況,做出實證檢驗,驗證“瓦格納法則”在我國是否適用。

  三、我國財政支出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20年來的財政支出規模的變動情況

  從改革開放伊始,經濟學家就註意到在我國財政運行中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下降、財政支出迅速膨脹的現象,財政收支差額帶來的財政赤字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1986年政府出台了財政赤字不得再向中央銀行透支的明確規定,這一規定在1994年《預演算法》更加明確。財政赤字只有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而相繼到來的償債高峰又一次把財政推向危機的邊緣, “借新債還舊債”成了沒有辦法的選擇。正是在這樣的財政困境中,有人提出了提高“兩個比重”的主張,即提高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

  而實際情況是,2001年財政支出總額為17453.28億元,比1979年的1228.83億元整整擴大了14倍,正是建立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有些學者認為我國財政支出過度膨脹。財政支出總額絕對數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財政支出的擴大,但僅僅根據財政支出絕對數量這個單一指標進行判斷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從1978~1997年的通貨膨脹就達到380%左右,所以還應該參照其他指標進行全面分析,參照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衡量財政支出規模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財政支出比率,可以反映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

  考察1978—2006年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出如下的特點:1978。1995年期間,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1995年和1996年達到最低點,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1978年的31.1%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1.2%和11.15%,然後從1996年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開始上升,到2006年這一指標達到19.2%。所以從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上來看,1978-1994年,財政支出比率是下降的;1995—2006年,財政支出比率是上升的。

  (二)“轉軌效應”與“瓦格納效應”共同影響我國財政支出規模的變化

1978-2006年的财政支出比率

  1978-2006年的財政支出比率[2]

  從上圖可以看出,我國1978-2006年的財政支出比率出現了先下降後增加的情況。值得註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支出並沒有出現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相對比例越來越高的“瓦格納法則”的現象,在1978-1994年,而是出現了相反的情況,財政支出比率呈下降趨勢的。

  從1995年開始,財政支出比率下降的情況才得以扭轉,這主要是得益於1994年的稅制改革,同時改革預算外資金管理,將眾多歸屬於地方政府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強化政府理財觀念。

  1998年,國家為了拉動內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國債,增加支出,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使得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穩步回升。到2004年,我國財政支出比率已上升到17.82%,在1995。2006年,出現了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支出占GDP的相對比例越來越高的“瓦格拉法則”現象。

  在此,我試圖用財政支出中的“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結合起來解釋我國財政支出比率20多年的變動情況。“轉軌效應”指的是在從計划到市場的經濟轉軌中,由於市場取代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個人的分散決策代替了政府的集中決策,由此帶來的政府職能轉變必然對財政支出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我稱之為“轉軌效應”。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方面,政府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通過國有企業保證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結合,由中央決定和計劃整個經濟的生產、分配消費。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在於政府控制著很少的經濟資源,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來完成,經濟主體在市場中進行分工和交換,大部分的決策都是分散的主體分別做出的“轉軌效應”,意味著隨著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由於政府職能的變化,財政支出從““生產建設財政”轉變為“公共財政”,政府轉軌前履行職能導致的財政支出下降,而為履行新的職能導致的財政支出會相應增長。

  如同上面指出的那樣,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影響財政支出變動的主要因素是“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 “轉軌效應”有使財政支出比率有下降的趨勢,而“瓦格納效應”有使財政支出比率上升的趨勢。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效應的力量是不一樣的,在經濟轉軌初期,由經濟轉軌帶來的“轉軌效應”力量是很強大的,隨著經濟轉軌的繼續進行直到基本完成, “轉軌效應”的力量也在逐漸減弱,如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作用那樣。“轉軌效應”導致的財政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下降的趨勢越來越不明顯。比如,經濟建設費占財政支出比率在1980—1989年間下降了12.49%,而從1990-1999年期間這個指標只下降了5.98%,這種下降的速度在明顯下降。經過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經濟生活對市場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這就意味著“轉軌效應”的作用已經基本發揮完畢,效力在逐漸減弱。

  隨著經濟轉軌的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剛剛開始,也就是經濟學界曾經討論的我國正在進入經濟的“起飛”階段,經濟的“起飛階段”需要政府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也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政府應該在“公共財政”的框架內提供公共產品,而且應該隨著經濟發展對政府職能的要求調整財政支出, “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影響我國財政支出規模長久變動的主導力量。

  由此可以解釋我國財政支出比率的變動情況,在1978-1995年期間,“轉軌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導致我圍財政支出比率出現大幅下降,從1978年的31.1%下降到1995年的11.2%,在財政支出結構上,經濟建設費也從1978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41.9%,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主導力量,導致了1995~2006年的財政支出比率不斷增長,從1995年的11.2%上升到2006年的19.2%。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國長期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此消彼長,共同作用於財政支出增長,在轉軌初期,“轉軌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導致財政支出比率逐漸下降,隨著轉軌的逐漸進行直到完成,“轉軌效應”的效力開始弱化;而隨著經濟的工業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瓦格納效應”開始稱為主導力量,財政支出比率開始逐漸上升。可以預料的是,財政支出比率會不斷上升,“瓦格納效應”將會長久地影響我國財政支出增長規模。

修正后的残差图

应用EVews输出的结果

  四、我國數據的相關檢驗與實證分析

  (一)前人研究的經驗回顧

  20世紀60年代,人們在藉助長時間序列數據集中研究發達國家的財政支出增長趨勢時,幾乎都證實“瓦格納法則”成立。主要的結論是:隨著一國的工業化、生產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財政支出比率會迅速提高;而且,財政支出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或者說中央政府的民用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增長過快。

  從總體上對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研究寥寥無幾,但從現行的經驗研究來看,其結論也是財政支出比率呈上升的趨勢。有關印度的研究表明,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快於社會產出的增長速度,這與“瓦格納法則”相吻合。對15個發展中家的時間序列分析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財政支出特別是投資性支出的收入彈性增大。

  (二)根據我國1994~2006年的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驗證“瓦格納法則”

  1.有關我國財政支出增長數據的選取。借鑒“瓦格納法則”構建一個回歸模型,樣本選擇的1994~2006年的我國財政支出、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比率和名義人均收入。1995~2006年為以上分析中的“瓦格納效應”時期。

  2.模型的構建。首先,根據“瓦格納法則”建立回歸模型。基本方程式為:

  G/GDP=a+bY

  其中:G為財政支出,GDP為國內生產總值,G/GDP為財政支出比率,Y為名義人均收入,為了直接得到財政支出的收入彈性,並消除數據中潛在的異方差,將以上方程式改為對數形式,logG / GDP = β0 + β1logY

  財政支出的收入彈性是指人均收入變化l%引起財政支出比率變化的百分比。以log Y,即名義人均收入的對數作為解釋變數X,以log G/GDP,即財政指出指數的對數作為被解釋變數Y。

  3.參數估計。本模型的具體方程設定為:

  Y=\beta_0+\beta_1X

  其中,β1為財政支出的收入彈性,β0為方程的常數項,原假設為H01 = 0

  4.模型檢驗

  (1)可決繫數檢驗:R2 = 0.9840,說明模型在整體上擬和良好,即用人均收入變化來解釋財政支出比率變化效果良好。

  (2)回歸繫數顯著性檢驗。t=3.994,取\alpha=0.05,在自由度為n-2=11下,t_{0.025}(11)=2.201,由於\left|t\right|>t_{0.025}(11)=2.201,所以,拒絕接受H01 = 0,說明方程是顯著性的。

  (3)D-W值為2.7136,說明模型不存在自相關現象。線性回歸方程為:

  Y=-2.301899+0.38134X

  (-6.0709)(3.9939)

  5.模型的結論。一是人均收入對於財政支出比率有顯著性影響。二是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增加,財政支出比率正向變化。三是我國財政支出的收入彈性小於1,也就是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財政支出比率的增加小於人均收入的增加。

  基於西方學者對“瓦格納法則”的研究,認為“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共同影響我圍財政支出增長的變化,但是, “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影響我國財政支出規模長久變動的主導力量。在1978~1995年的財政支出增長中,我國的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主要是“轉軌效應”在發揮作用,此時我國的財政支出增長情況並不符合瓦格納法則。1995—2006年,我國財政支出增長是符合“瓦格納法則”的,即而隨著經濟的工業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主導力量,財政支出比率開始逐漸上升。可以預料的是,財政支出比率會不斷上升。

參考文獻

  1. 姚靜.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的實證分析——基於瓦格納法則的研究[J].經濟論壇,2009,(15)
  2.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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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共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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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28.226.* 在 2013年11月3日 22:19 發表

沒有說後來的應用研究啊。

回複評論
M id 9e6dde81bae74377218f9a442f197975 (討論 | 貢獻) 在 2021年11月27日 14:19 發表

請問所謂公共支出份額的時序性和數額的時序性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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