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就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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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管理(Management By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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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管理又稱之為即席管理，是指當管理者遭遇突發事件緊急情況時，憑本身的經驗與智能，採取權宜之計的決策。
急就章管理的例子[1]
咸陽彬縣最大的超市，家福樂購物中心因為火災損失慘重，在當地政府應急處置、協調救援之後，火災事故進入了善後和調查環節。也正是在此刻，那份飽受爭議、令彬縣群眾震驚的“紅頭文件”橫空出世，當地政府也因此卷入輿論漩渦，展開對話，進行回應與說明。當然，無論是苛責發難還是橫眉冷對，包括當地群眾在內的社會公眾，質疑的不是捐款與否，而是捐款的意願該不該被紅頭文件脅迫？
其實，要說用紅頭文件攤派捐款，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2014年1月，一份《關於在市級單位開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動的通知》紅頭文件在網上流傳，落款為中共台州市委辦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2014年8月，廣東東莞大朗鎮一份“攤派教育募捐參考標準”被曝光：“正科6000，副科5000，正股（副股）3000……”如此種種荒唐的“行政逼捐”，以政府公權力擠壓個人意願，稍有抗拒就會扣上“無組織、無紀律”的帽子。
與此類似的是，彬縣紅頭文件索捐事件同樣少不了公權的魅影。而不同的是，索捐對象已由過往頻繁的公職人員、公家單位過渡到非公企業、職工，捐款異化為行政攤派，只能說是低端管理與急於求成間架起的不現實、不對稱橋梁。透過事件，有幾點是需要明析的：
其一，在火災事故原因未查明的情況下，當地非公企業黨委先入為主，下髮針對企業的捐款紅頭文件，用當地縣委、縣政府的話說是“不妥當”，用老百姓的話說是“太不該”。一方面是政府組織為企業捐款，本就要做好接受輿論監督的準備，是否裹挾利益、摻雜私利，總該需要澄清。另一方面，撇開受捐對象不說，政府紅頭文件公共屬性與捐款的個體意識本就是互不兼容的本體，兩地一旦糅合，勢必帶來公權私化或私權異化。
其二，捐款是財物的累積，更是愛心的匯聚，但前提是自我意願能夠有序、自由表達。而紅頭文件要求捐款，無視的正是企業與個人意願，而卻能在金錢愛心上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這也正是紅頭文件帶給管理者的快捷與便利。當然，我們不該以惡意揣測當地非公有企業黨委的募捐初衷，向受災企業送愛心本該是值得鼓勵之事，但藉由紅頭文件索取愛心卻是為企業和群眾不齒的。再者而言，對主動獻愛心的企業或個人而言，是否主動早已被所謂的“強制”捐款氛圍掩蓋，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傷害？
中共彬縣非公有制企業委員會發出的紅頭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一是精心組織，認真實施；二是堅持自願，量力而行；三是幾點要求。其實前兩條都不重要，要害在後者，要“迅速安排、組織實施、及時上交”，這哪裡是政府的管理職能，分明是在社會公共事件中的應急之舉，紅頭文件也淪為了政府管理的“急就章”，實在是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