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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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金融是指巨集觀金融體系在空間上的分佈與運行，在外延上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和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幹金融區域。^[1]

　　1.時空性

　　區域是一個空間的概念，金融活動不管以什麼方式進行和處於什麼發展水平，都必須落實到一定的區域空間。區域金融表現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單元，金融是其內容，地域是其空間表現形式。這種空間表現形式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區域金融的重要特征就是要把金融運行和發展置於一定的時空範疇加以考察，研究一國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分佈的狀態和特點，從而探討金融發展空間結構變動的規律。顯然，由於自然條件、經濟條件、社會條件和技術條件的地域差異，經濟地域運動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和地域性。金融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不僅要直接反映經濟的區域性特征，而且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很大程度上要藉助於金融的區域化運行得以實現。把金融運行和發展置於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加以考察，是正確理解區域金融學的前提。

　　2.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差異

　　區域金融學是從空間角度研究金融結構的發展。不同經濟區域的發展水平決定區域金融結構和發展水平的層次不同。金融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不僅具有區域資本形成的特殊的聚合功能，對區域經濟結構還具有顯著的結構調整功能。不同經濟區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客觀上為區域金融功能的發揮奠定了不同的基礎。區域金融差異的核心表現為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的差異。其中金融結構是從質的方面反映區域金融差異問題，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工具、融資方式、融資機制和金融行為的不同特點；金融發展水平則是從量的角度反映區域金融差異問題，包括金融資源與金融交易數量的差異，以及貨幣化與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同。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的差異共同構成決定區域金融差異的關鍵因素。

　　3.吸引與輻射性

　　在區域金融形成發展過程中，金融中心(中心城市)起著核心作用，金融中心吸引與輻射功能的大小是決定該金融區域吸引範圍和層次地位差異的重要因素。發揮金融中心核心作用主要是通過加強中心城市的吸引(極化)作用和輻射(擴散)作用來實現的。吸引作用主要是加強中心城市的金融實力與凝聚力和對周圍區域的滲透力和帶動力；輻射作用在於使整個區域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在一個金融區域內，金融中心的吸引與擴散作用是同步進行的，但在發展前期通常以吸引作用為主，只有當金融中心達到相當實力時，其輻射與擴散作用才能明顯地表現出來，金融中心的滲透和帶動作用才能明顯加強。金融中心的吸引與輻射功能是引起金融資源空間流動和區域金融結構變動的重要力量。

　　4.環境差異

　　金融作為一個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廣泛聯繫的產業，特定地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對區域金融的運行與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是構成區域金融不同特點的重要基礎。社會經濟環境及其對區域金融差異的影響包括許多方面，但從總體上可以分為軟環境和硬環境兩個方面。其中軟環境主要指區域經濟與金融政策、地方法規、稅收制度、歷史與文化背景、居民金融意識等方面。它們從生產關係的意義上深刻地影響著特定地區的金融運行與發展狀況。硬環境主要是指金融區域所處的地理位置、交通與通訊設施、經濟結構、市場規模等方面。它們從生產力的角度構成特定地區金融運行與發展特點的硬約束條件。與硬環境相比，由於軟環境特點是政策和制度性因素，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因而對區域金融的發展來說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一)關於區域金融差異的研究

　　曾康霖(1995)在文章《要註意研究區域金融》中指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相當不平衡，加之人口眾多，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地區經濟的發展差距也在逐漸的拉大，特區與非特區、內地與沿海，還有城市與農村都表現出了不同的經濟狀態和不同的發展趨勢，但是怎樣看待這些嚴重的問題，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周立和胡鞍鋼(20o2)通過對中國各區域20年金融相關比率和其他指標的核算，認為中國區域金融的發展的差距有著先減小後增大的特征，並且各J區域的財政和經濟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都小於金融的差距，正是部分財政化的金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經：濟改革漸進性的連續推動。田霖(2004)通過計算1978—2003年東部與中、西部金融相關比率的差距發現，1978—1984年我國區域金融發展差異在不斷擴大，1984—1994年這一差距趨於縮小，1994—2003年又呈現逐步擴大的態勢，從而證明瞭這種差距的變動遵循三次曲線的軌跡。陸文喜等人通過對中國在1985年以來金融體制進行變革的過程中區域金融發展的收斂性進行了實證的分析，結論認為由於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的差異存在著收斂性，並且具備了階段性的區域性特點。對於區域金融發展差距的原因，王 曉青和李雲山(2004)通過分析1999年一2003年間的中國區域金融信貸市場發展情況，認為由於中國各區域的單一總量調控方式、對外開放的程度的差異和對在信貸市場上存在的單一寡頭壟斷特征等原因，使中國巨集觀經濟的問題在客觀上從微觀上的“投資饑渴”和通貨膨脹等，轉化為了區域金融上的結構性問題，即包括在微觀上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通暢等，也包括貨幣市場上的信貸配給的區域性差異。武勝利(1997)、丁文麗(2005)、崔光慶(2oo6)等認為，我國區域金融結構差異主要中央政府的政策等外生原因造成。張軍洲(1995)、胡鞍鋼(2000)、鄭長德(2008)等研究認為，社會經濟環境、金融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市場化程度等因素是區域金融結構差異形成的原因。田霖(2004)研究則認為，各種資源分佈的異質性和地區經濟運行的不平衡性，導致區域金融結構差距的存在。

　　(二)關於區域金融資源流動的研究

　　唐旭(1995)對我國區域間資金流動狀況進行實證研究後認為，我國資金流動和配置呈現出顯著的不平衡狀態，應制定差別化的區域金融政策。張鳳超(2oo3)提出了金融資源的區域流動理論，認為由於金融資源在地域上具有不均衡、不連續分佈的特征，而正是這個特征造成的金融資源的區域性流動。王巨集偉，郭金龍(2003)認為影響區域經濟差距變化的重要原因是資本流動，通過對1990年一1999年1O年的中國各區域GDP數據和資本流動的關係的實證分析，提出培育中西部地區的金融市場、差別化區域金融政策、適度增加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國家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以及吸引外資等促進中國各區域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楊國中、李木祥(2004)認為，由於信貸資金與勞動力呈現同向流動的傾向以及我國落後地區信貸資金外流有明顯的過度傾向，我國區域之間信貸資金配置的格局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經濟落後地區流向欠發達地區。門洪亮和李舒(2004)運用計量模型分析了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認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變化與國家區域投資政策的傾斜方向、傾斜力度的變化以及資本流動的方向高度一致。韓大海等(2007)認為，一個地區的金融資源分佈的多少和該區域金融生態的好壞是密切相關的，中國區域金融生態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有著重大的影響。區域經濟的越快發展，就說明該區域將會增加對金融資源的需求加大，有利於改善這個區域的金融的生態環境，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更有利於吸引金融資源，並且區域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更要體現出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原則。曹梓燧和鄭長德(2008)基於新經濟地理的自由資本模型，對我國省際間資本流動的機制進行了分析，認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商品跨省交易效率逐漸提高，金融持續快速發展，促進了資金在各區域之間的流動和合理配置。

　　(三)關於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

　　曹嘯和吳軍(2002)通過對我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認為，我國“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但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的擴張實現”。鄭長德(2003)對區域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研究，根據格蘭傑因果檢驗和回歸分析的結果，認為我國地區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係，但是區域差別表現明顯，東部地區股票市場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而西部地區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微弱。艾洪德(2004)也對中西部股票市場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但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即中西部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表現出負相關，區域金融發展明顯滯後於經濟增長。周好文和鐘永紅(2004)研究了區域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選取規模指標和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得出結論認為，區域金融中介的以上幾個指標之間存在長期顯著性關係，同時，東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杜雲福(2008)基於門限效應模型，把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了界定為較高、中等、較低三個區制，並且三個區制的門限效應顯著。較低區制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負相關關係；中等和較高區制的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為明顯。關於我國東中西部三大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楊德勇(2006)基於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各地區金融發展無論是在量的增長還是在質的提高上，都有助於各地區經濟增長，但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馬瑞永(20136)則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我國三大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指出，我國三大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均具有促進作用，但是中部地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大，東部地區居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小。董繩周(2007)運用1980—2004年各省區的面板回歸模型，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但得出的結論與楊德勇(2006)和馬瑞永(2006)相反，認為我國西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中部次之，東部最低。此外，在省際研究層面。劉桂榮(2006)通過對長三角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進行研究，實證分析認為，兩者呈高度正相關且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但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上海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需求引導型”，浙江和江蘇則具有明顯的“供給導向型”特征。曹廷求和王希航(2006)基於1995—2001年的數據，對山東省各地市的區域金融發展狀況進行了研究，發現除泰安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外，煙臺等九地市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其餘各地市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的關係。董金玲(2009)利用1990—2007年的數據，對江蘇省蘇北、蘇中、蘇南三大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實證分析，分析結果發現，蘇南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強於蘇北和蘇中，說明區域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在江蘇省存在較大的空間差異。

　　Kellee S.Tsai(2004)通過對比分析中國與印度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運行機理，發現導致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明顯落後於城市金融發展的原因在於區域市場和信息的分割對農村信貸具有顯著的制約作用，進而使農村經濟發展面臨嚴重信貸約束。Sheila C.Dow(2006)研究認：勾，區域信貸供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當地經濟增長的信心，人們對當地經濟的信心越強，當地的資金越充足 ，在區域金融與地方經濟的增長方面，Rodriguez(1998)通過研究區域信貸的可得性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認為銀行信貸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銀行信貸通過為投資提供融資渠道，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Luigi Guiso(2002)選取獨特的視角來研究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影響，以住戶從當地信貸市場獲得資金的概率作為衡量區域金融的發展水平，結果顯示，區域金融發展對個人創辦企業的概率有重要影響，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金融對這一區域的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反之，區域金融發展水平低的地區，金融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