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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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紅利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由於產權保護和合約執行兩個方面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那麼通過制度變遷能有效減少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就說存在“制度紅利”。

　　制度經濟學的認為這兩個方面的交易成本加上勞動力投入，資本（資源）投入相對等的經濟活動的成本。（很像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和生產資源的關係）。當我們已經在勞動力（人口紅利），資本資源（粗放型發展，投資拉動型發展）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剩下拉動經濟超速發展的最好動力就是制度紅利了。

　　說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和動力，有兩個詞是不可不提的，一個是制度紅利，一個是人口紅利。我們通常說的中國經濟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不過在這不到三十年期間，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改革，這三個階段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各不相同。

　　第一個階段是1978到1989年。當時的改革說到底是放鬆了以前的制度管制，從而讓民間的創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這個時候的“制度紅利”可以看作是一個“制度解放”的紅利，就想一個彈簧一樣，已經被壓了很久，現在松一下，自然就能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那個時候的“人口紅利”也不過是人的自發的創造力的迸發，當時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跨國公司還不多，因此中國的勞動力雖然便宜，但當時還沒有體現為一種競爭優勢。

　　第二個階段是 1992年到2004年。以鄧小平南巡為起點，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為政府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各級政府都將經濟增長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同時大量的外資被引進到中國來。此時的“制度紅利”體現為舉國發展經濟的制度帶來的優越性，以及跨國公司的先進管理模式帶來的制度優勢。此時的“人口紅利”主要體現在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上，“中國製造”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是廉價勞動力帶來的成本優勢。

　　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主導的經濟模式。雖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濟規模並不是很大，但由此帶來的示範效應卻影響到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外資被認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過他們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在於中國的龐大市場和龐大的廉價勞動力，這都與人口有關。中國這個時候開始大力發展基礎建設和大有國有企業的重組改製，這些都與制度有關，此時的中國政府更像是一家有上千個子公司的集團公司。

　　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巨大的優勢，但也越來越顯示出他的弊端。比如說由於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政府官員權力大大增加，腐敗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中國對出口的依賴日益增強，內需相對不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不成比例。貧富差距被人為加大，目前中國的基尼指數已經超過美國，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美國。各種制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導致社會處於一種高度變動的狀態，社會治安惡化。

　　第三階段是2004年以後，這一屆中國政府提出了“自主創新”和“和諧社會”，幾乎就是對第二階段發展模式的一種反思。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所言，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會很強勁，但不可持續。而“自主創新”和“和諧社會”正是基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前兩種“制度紅利”還在起著作用，但其助推火箭的燃料已經將要耗盡，通過自主創新來提高公司和國際的科技水平，則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推動力。

　　中國目前的低工資策略將證明是不可持續，而且對於社會的發展是有害的。低工資導致內需不旺，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導致自主創新動力不強，導致沒有足夠的資源提升人力資本的品質，導致社會發展出現許多畸形的東西。中國以前依靠“低勞動成本”的“人口紅利”已經不可持續，建議政府象 1960年代的日本一樣，強制提升工資，這樣的做的好處是讓中國的經濟品質儘可能快地升級，中國的人口素質也儘可能地升級，社會實現真正的和諧。

　　不要擔心提高工資會導致大量勞動機會的喪失，關鍵不在於工資成本優勢，而在於整體成本優勢。如果通過提高工資來提高生產效率，其總體成本並沒有上漲多少，而且體現為這個社會的發展水平真正提高了，讓人民能夠共用經濟發展的好處，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企業家和外國資本。再說，中國現在重點不是擔心勞動機會向越南這樣的地方流失，而是儘可能從歐美等發達國家獲得更多的勞動機會。

　　如何將“人口紅利”轉為為真正的“人口福利”，這是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如果說前兩個階段是如何獲得第一桶金，那麼現在的中國應該是如何利用好這一桶金，獲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了。更重要的是，讓人民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利，因為正是他們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應該反映到社會發展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