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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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礎觀(Institutional-Based View)

　　制度基礎觀是把企業制度作為基礎來研究探討企業戰略發展的戰略學觀點。

　　任何一種理論的出現，與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基於制度的戰略觀也是如此。總體來說，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形成與發展與制度因素不斷受到人們的重視，並應用於企業戰略決策的過程是緊密聯繫的。

　　(一)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產生。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產生是人們對制度在戰略理論中作用的認識不斷深人的結果。“制度”或者“制度環境”對企業戰略的影響在企業戰略理論早已經被提及，1969年P.Lawrence和J.Lorseh就開始在文獻中提及“環境”對企業戰略的影響 。之後，相繼也有不少學者對制度進行了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僅僅是把制度作為企業進行戰略決策外部分析時的一個外生變數來討論，制度只是作為企業戰略的一個已知的背景條件。真正把制度因素作為一個戰略理論的理論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果。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戰略環境產生了嚴峻的挑戰，伴隨著戰略差異性的研究誕生了制度學派。早期以Scott為代表人物，主要從組織層面對不同制度下的戰略進行分析 。現代以Mike.W.Peng為代表人物，主要從制度、組織、戰略的關係整合上進行綜合研究。制度的重要性引起了人們新的關註，促使了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產生。

　　(二)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新興的經濟體，這些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也越來越高，如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引發了許多學者對這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的戰略問題的關註。另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跨國公司的發展，公司的戰略管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經濟的發展迫使企業需要以“全球” 的眼光制定“全球” 的戰略，新興經濟國家的制度環境，以及制度轉型的重要性在戰略管理中的作用日漸突出。新興經濟國家在制度、文化和企業倫理上同其它國家的顯著差異也迫使學者們考慮除了產業和資源因素之外更多的制度差異方面的因素。由此促進了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發展。

　　同基於產業的戰略觀、基於資源的戰略觀一樣，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提出也有其相應的理論基礎，即制度經濟學理論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

　　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在一定的社會性的框架中運行，這一框架由社會規範、價值以及一系列公認的假設前提所組成，它們決定了什麼樣的經濟行為在這一框架下是恰當的和可以接受的(C.Oliver，1997)。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重新發現” 了制度分析在解釋現實問題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形成了新制度主義分析範式。制度分析的視角認為，組織行為的動機不僅限於經濟最優化，還應包括對社會正當性和社會性義務的訴求。在這一過程中，可以使合法性、資源以及生存能力得以提高，因此與社會期望的一致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組織的成功和生存(Scott，1995；C.Oliver，1991) 。與僅強調企業行為的理性層面和經濟合理性的戰略框架大不相同，制度理論同時還強調企業戰略行為的適應性、慣例作用、非理性以及社會決定性的一面。制度分析的視角對於戰略管理研究最突出的貢獻在於：它能夠幫助我們更為深入地理解組織的結構、行為模式與組織所處的特定的更廣闊的社會情境脈絡之問的內在關聯。經濟中制度的作用在於，通過減少不確定性和建立有利於行為主體之間互動關係的穩定結構，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North，1990)。

　　在所有經濟學分支中，交易成本理論是研究戰略理論最有力的工具。戰略領域對交易成本理論的關註始於Williamson的開創性研究。1975年，Williamson通過研究企業有效邊界問題使得交易成本理論與企業的戰略理論之間建立起聯繫的橋梁，他的研究也使人們可以洞悉不同組織形式的效率特性。交易成本這一分析工具可以比較市場與科層組織結構效率，還可以用之觀察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各種戰略決策與行動(Williamson，1985) 。在所討論的基於制度的戰略觀里，就是用交易成本理論來討論企業的戰略決策問題。交易成本理論戰略研究所關註的重點是如何通過制度安排來減少交易成本以獲得價值，或通過對交易成本的分析以避免機會主義和不確定性，或交易成本對於市場、等級制度的影響。制度也不再是一個企業戰略分析時的背景條件，而是直接決定企業戰略和績效的重要方面。

　　(一)制度基礎觀的三個“支柱”

　　基於“游戲規則” 的比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斯給制度下的定義為“人為設定的決定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約束。” 並指出制度架構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構成的”。著名社會學家Richard Scott將制度定義為：“受規章、規範及認知體系制約的結構和活動，這些結構和活動使社會趨於穩定，使社會行為產生意義。” 2006年Mike W Peng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制度架構，並設計了制度的緯度，一個完整的制度框架是由支配個人及企業行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構成。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規章和規則等內容；非正式制度包括規範、文化和道德規範等內容。並且這些制度依次由三個“支柱” 支撐，即：規則支柱，規範支柱和認知支柱 。規則支柱是針對正式制度而言的，它主要指的是政府的強制性權利，因此它也是制度框架的首要支柱。規範支柱是指其他相關競爭者的價值觀、信仰和規範如何影響個人和企業的行為。認知支柱是引導個人和企業行為內部化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和信仰。因此，它們主要是針對非正式制度而言的。正式由於這三個支柱的存在，才使得制度對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影響成為可能。

　　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產生，也是建立在制度的這三個支柱之上的。如果沒有這三個支柱的支撐，制度對人和企業的行為的影響也就不會存在，制度的重要性也不會引起人們的關註，也就不會有制度對企業戰略影響的研究。因此可以說制度的 個支柱也是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三個支柱。

　　(二)制度基礎觀的兩個核心假設

　　基於制度的戰略觀提出了兩個核心假設。第一個假設是，管理者和企業在制度的約束下理性地追求利益，並做出戰略選擇。第二個假設是，當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支配企業的行為時，在正式制度約束失效的情況下，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在降低不確定性和塑造管理者和企業的信心方面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這兩個假設是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前提。它們對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形成和發展意義重大。對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這兩個假設基礎之上的。反過來，大量的研究事實也證明，這兩個假設是成立的。第一個假設很好理解，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約束人和企業的行為的，任何一個理性人都不會去違反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的約束，而只能在制度的約束下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對於第二個假設，一些學者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非正式關係戰略僅與新興經濟國家的企業有關，而發達國家的企業則追求“基於市場” 的戰略。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在發達國家中，正式規則所起的制度約束作用是很小的(即使很重要)，而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則很普遍¨ 。此外，該假設也能夠很好地說明現實中存在的為什麼一個企業沒有領先的成本、差異化的優勢或獨領風騷的一技之長，卻仍然可以在以非正式關係為特征的非市場化的政治環境內擊敗競爭對手的原因。在一些國家，當其他競爭手段都失效時，善用政治手段的公司就會很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從而擊敗競爭對手。

　　(三)制度基礎觀的核心內容

　　基於制度的戰略觀認為，戰略選擇不僅是由傳統戰略研究所強調的產業條件和企業擁有的特殊的資源驅動的(Barney,1991；Po~er，1980)，同時也受到決策者在特殊的制度框架下麵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約因素的影響(Oliver,1997；Scott,1995) 。

　　(1)制度角色的轉變。在以往企業戰略選擇和戰略行為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任務(技術)環境” 的觀點，即主要集中於研究諸如市場需求、技術變化、產業競爭等經濟性變數所構成的“環境” 因素對企業戰略行為的影響 。制度只是作為企業選擇和行動的背景而存在的，是一個外生變數。隨著環境的變化，制度在戰略管理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僅僅把制度作為戰略選擇的一個外生變數已不再適用。因此，企業戰略的制度基礎觀提出把制度看作是戰略選擇的自變數，制度的選擇、建構和塑造本身必須作為至關重要的“內生變數”來加以考慮。企業在成長過程中的戰略行為和戰略選擇不僅僅像傳統的戰略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單純由產業條件和企業特定資源所驅動，而且是戰略決策者面對特定的不斷演進的制度框架下各種正式、非正式約束條件的一種主動反應(Oliver，1997) 。

　　(2)制度的戰略作用。制度能幸運地造就一個企業，也可以無情地摧毀一個企業。經濟行為的選擇不但受技術、信息和新古典經濟模型強調的收入限制等因素影響，還受社會性結構規制的影響，包括準則、習慣、風俗等 。制度觀認為，人類活動動機的延伸，使經濟活動的最優化受到社會規範和義務等條件的制約。按照制度理論家的觀點，對社會期望的認同有助於組織的成功和生存(Baum,Oliver,1991)。具體來講，制度是通過什麼行為是可以接受的、什麼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信號影響個人的決定。制度也可以通過限制可接受行為的範圍來影響企業戰略 。正式制度是整個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企業的戰略選擇中，無論是把正式制度作為條件還是作為～個因變數，正式制度的戰略角色是穩固而長久的。為什麼以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為代表的底特律汽車製造商虧損纍纍，無法與豐田、大眾競爭?最大的原因就是，這些公司背負著由美國法律規定的沉重的退休工人負擔以及種種的限制” 。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倫理的重要性則是隨著新興經濟國家的崛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而上升的。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和倫理差異是戰略管理研究和實踐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在中國，企業往往利用非正式制度中的“潛規則”行走在制度邊緣。制度的戰略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3)基於制度觀的戰略範式。

　　基於制度的戰略觀為新的競爭環境下的戰略選擇和戰略決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與思路。在傳統的戰略理論研究中，企業戰略選擇取決於反映行業競爭狀況的五種力量分析和企業內部資源的優劣勢分析，但是，隨著制度在戰略選擇中作用的提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約束通過對組織的交互作用也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戰略選擇。2000年Mike W Peng總結了相關的研究成果，歸納出制度、組織與戰略選擇之間的關係(如圖1所示)。制度和組織之間存在著動態的交互作用，制度對組織有影響，反過來組織對制度也有作用。制度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同組織所在的產業狀況和組織擁有的資源一起影響著企業戰略的選擇。戰略選擇是制度和組織交互作用的結果。

　　這種關係在轉型經濟國家中表現得更為明顯。與西方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情況大不相同的地方在於，轉型經濟中制度變遷與組織演進之間的互動關係成為常態，制度的選擇、建構和塑造本身必須作為至關重要的“內生變數”來加以考慮，企業的戰略行為與戰略選擇則是這種多個複雜的內生變數之間互動關係的一種產物。對亞洲國家企業普遍存在著的多元化戰略的研究很好地說明瞭制度和組織之間的這種關係。亞洲國家的企業由於面臨正式制度的缺失，在非正式制度的影響下，企業在成長戰略的選擇上多傾向於選擇風險較小的多元化戰略，而多元化戰略帶來的組織鬆散等弊端則引起了人們對能增強一致性、減少不確定性的正式制度的要求，從而又引起了正式制度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