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稱文本間性
目錄 |
互文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作為一個重要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
互文性的源頭[1]
雖然互文性是由克裡斯蒂娃最先提出的,這一概念的緣起卻應追溯到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那裡。他的“模仿論”是互文性的理論起源之一。因為在柏拉圖看來,“詩歌總是參考先前創造的文本,而這個所謂創造的文本也是對其他文本的複製”。也就是說,一個文本不是自己生成的,在它生成的過程中必然摻雜著對其他社會知識的參考。
互文性理論的另一個的源頭是當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語言符號觀。索緒爾把語言看成一個由相互差異的符號構成的系統。他將語言符號分成能指和所指兩個部分,兩者是從屬於在符號整體中彼此呼應而又相互對立的兩面。也就是說語言是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其中各種成分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係,系統具有自己特有的內在秩序或內在規律;任何一個語言單位、語言成分,只有放到“語言棋盤”當中,同其他語言單位、語言成分聯繫起來,才具有語言價值。在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中,語言符號本質上是非指稱性的,而且背後隱含著不計其數的、可能的關係。而在傳統的互文性理論中,語篇也是非指稱性。任何語篇中符號的指稱都不是與真實世界中的事物相對應的,而是與語篇外的文學系統相對應的。換句話說,任何語篇都不具有獨立的意義,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存在於另外更大的系統,這正與索緒爾的語言符號觀相符。
巴赫金的語言觀是互文性理論發展里的一個重要基礎。受到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強烈影響,巴赫金同意符號學的基本原則: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其中符號本身是任意的。但是,對於意義的基礎是對符號的心理處理這個結論,他是持反對態度的。巴赫金採取了與索緒爾不同角度來分析語言。他更註重語言交換的社會語境。巴赫金認為索緒爾過多地關註語言系統的內部關係,而對於語言的共時性研究卻忽略了歷史性。對於巴赫金來說,符號的意義並不是體現在符號與符號的關係中,而是體現在符號使用的社會語境。在他的文學和語言理論中,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為而後的互文性理論提供了發展空間。在巴赫金看來,沒有話語就沒有對話。事實上沒有兩個以上的話語也就沒有對話:每一話語總是對此前的另一話語的回答,因而它也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此前話語的限制,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對此前話語構成限制。巴赫金認為,“挪用”(指占有主導話語或其他人的話語,經過重新理解加工,成為自己的語言)是對話的有機成分,因為為了進行對話,說話者必須能夠理解、內化和再創造他人的話語。基於以上的理論基礎,克裡斯蒂娃對於互文性理論做過這樣的描述:“任何語篇的形成都是對於引用語的鑲嵌再加工;任何語篇的形成都是以對其他語篇的吸收和轉換為基礎的。”不難看出,她的論述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頗為吻合。
互文性的提出[1]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為克裡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概念提供了水分和土壤。事實上,互文性這一概念與巴赫金的語言學理論是分不開的。克裡斯蒂娃也正是在向法國讀者介紹巴赫金作品時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在介紹巴赫金的文章(“The Bounded Text”和“Word,Dialogue and Novel”)中,克裡斯蒂娃推翻了傳統概念“作者影響”和“語篇來源”,提出了能指系統,她認為語篇並不是由作者所決定的,而是由作者在生成語篇時對先前能指系統的轉換方式所界定的。也就是說一個語篇並不簡單的是一個作者的“產品”,而是與其他語篇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通過對索緒爾和巴赫金語言理論的吸收和融合,克裡斯蒂娃首先在“The Bounded Text”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這一概念。她指出,一個語篇的產生是建立在已經存在的語篇基礎之上的,一個語篇並不是作者對自己原創思想的寫照而是對先前存在的語篇的編輯和整理。在克裡斯蒂娃看來,語篇是由所謂的文化語篇或是社會語篇組成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她提出語篇並不是個人性的獨立的物體,而是所有文化語篇的彙編。文學語篇和文化語篇或社會語篇是分不開的,兩者必須結合為一體。她強調“有人認為語篇呈現的是單一的意義,我們應該放棄這種想法。事實上,語篇呈現的是對各種社會語篇意義的整合和彙編”。克裡斯蒂娃明確指出,互文性描述的是讀者在閱讀語篇時利用從以前的閱讀活動中獲得的大量文化背景知識所進行的無意識的意義創造。利用這種閱讀方式,讀者把閱讀的語篇視為一個巨大的語篇網路中的一份子。這樣一來,每個語篇都存在於與其他語篇的關係中,所有語篇都是由其他語篇構成的;一個語篇的意義與其說是由其作者構造的不如說是由其互文性構建的。
另外對互文性進行闡釋的是巴特。他提出,互文性也被用來描述作者在生成的語篇中對此前已存在的語篇的具體指涉,這些指涉會引導讀者運用自己已擁有的對相關語篇的具體知識來更好地理解語篇。也就是說互文性是作者所生成的。互文性是作者有意識使用的一種修辭手段,通過戰術性地指涉其他語篇來促成他們理想設計中的讀者反應。
互文性的多元定義與分類[1]
雖然互文性概念是由克裡斯蒂娃提出和界定的,但仍然有從各個不同學術角度給出的定義:後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角度:每個語篇的形成都是對於引用語的鑲嵌再加工;每個語篇的形成都基於對其他語篇的吸收和轉換;歷時性角度: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語篇之間的語篇關係;共時性和組合關係角度:互文性是一個語篇中各個部分之間語篇關係;符號學角度:互文性是語篇之間的互動,是一個語篇作為符號實體依附另一語篇的過程。
必須指出的是,文學理論家和語言學家並不是從以上任何單一的角度看待分析互文性的,而是採取了綜合的態度。與定義相仿,學術界對於互文性的分類也存在頗多爭議。主要的分類有兩種。克裡斯蒂娃最早提出互文性可以分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性。前者指一段話語與其他話語之間所具有的對話性和互文關係;後者則指一個語篇對其他語篇語料的引用以及對其他語篇的應答關係。
互文性又被分為狹義互文性和廣義互文性。狹義互文性也被稱為結構互文性,它指向的是結構主義或曰修辭學的路徑,傾向將互文性限定在精密的語言形式批評範圍內,把互文性看做一個文學文本與其他文學文本之間可論證的互涉關係。廣義互文性也稱解構主義互文性,通常包括非文學的藝術作品、人類的各種知識領域、表意實踐,甚至社會、歷史、文化等也被看做文本。這種觀點研究任文化表意實踐間相互指涉的關係。確切地講,它研究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之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的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按照不同標準的分類,如微觀互文性與巨集觀互文性,顯著互文性與構成互文性;被動互文性與主動互文性;強勢互文性與弱勢互文性;積極互文性與消極互文性等。
互文性的類型[2]
1.從表現形態上看
互文性包括顯性互文性和隱性互文性,顯性互文性是通過文獻中的引文、註釋、參考文獻等,指引到其他相關文獻,隱性互文性則是通過意象、概念、母題、典故、風格、知識單元等,暗示與該文獻有聯繫的其他文獻。顯性互文性的極端例子是抄襲,隱性互文性的極致是仿寫。
2.從層次上看
有書目層次的互文性和內容層次的互文性。書目層次的互文性主要揭示文獻和文獻之間具有的某種關聯,這種關聯除了是由文獻本身或隱或顯地指引到其他文獻,還應包括因共同的特征(外在特征或內在特征)或其他因素而形成的,並被檢索系統或用戶顯示出來的文獻之間的聯繫。內容層次的互文性則是在文獻內或文獻間局部內容的相互映照。
3.從文獻形式上看
同一內容的不同媒體之間,同一表達的多種版本之間也存在互文性。
互文性角度的信息檢索[2]
1.信息檢索是揭示、發現信息資源的互文性的過程
經典的信息檢索是用戶需求表達與檢索系統中具有相應的標識的文獻相匹配的過程,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檢索,而在網路環境下,信息檢索更具有功能性,即以豐富的文獻關聯環境來引導、提示、激發用戶發現相關文獻,這種方式實際上是對文獻互文性的揭示與提供選擇的過程。
2.信息檢索是作者預設的互文性與檢索系統顯示的互文性、用戶接受的互文性三者互動的過程
在信息檢索中,存在三種不同視角的互文性:
作者預設的互文性:體現在引證關係(單向)、註釋(單向)、修辭手段(引語、典故、借用、類比、套語、模擬、戲仿、反諷),等。
檢索系統顯示的互文性:通過共同特征(外在特征、內在特征、共詞)、語義關聯(分類、主題詞表、本體、概念圖)、引證關係(引用與被引用雙向)及拓展分析(共引、同被引等)、基於相關反饋的檢索模型等加以揭示。
用戶接受的互文性:包括語義的(對文獻中作者預設的互文性的心領神會,沿著作者設定框架或指引的方向聯繫到其它文獻)、情境的(文獻的學科領域、用戶的知識背景、所在社會、文化情境等對文獻是否關聯及如何關聯產生影響)、語用的(根據用戶需求在檢出的文獻之間或在檢出文獻與已知文獻之間建立關聯)。
三者相互之間有所交叉。檢索系統可局部地體現作者的互文意圖,如引證關係、註釋和抄襲;同時,檢索系統從語義關聯、共同文獻特征,或基於統計學意義,發掘隱含的文獻互文性,因而可在作者意圖之外,進一步揭示文獻集合中的互文關係;用戶在檢索系統提供的互文關係中獲得更廣的文獻視野,同時,在文獻閱讀中對作者的互文意圖根據自己的理解能力、使用情境和實用目的進行認可、選擇,並引發聯想,進而發現新的與所需求的文獻具有互文性的文獻。一方面,三者重合得越多,則檢索的相關性越好,另一方面,三者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用戶可能在作者預設的互文性激發下產生更廣的互文聯想,也常常因檢索系統揭示的互文性而發現新大陸,而檢索系統也可因用戶的互文性反饋而擴展相關文獻的廣度。三者的交互使用戶的信息檢索變得更有創造性,並且使一個開放的檢索系統更具聯想能力。
3.信息檢索的過程同時是多文本交叉閱讀的過程
網路環境下,超文本模式的出現導致了鏈接式非線性閱讀(碎讀)習慣,全文資料庫的比重加大和去中介化的自我服務使檢索者的自主性增強。在海量信息面前,用戶進行檢索時常常是對檢出文獻進行瀏覽,選取關鍵內容,跳讀其中的知識模塊,檢索和閱讀的界面越來越模糊。所以,信息檢索往往是由多途徑查檢(即以結構化的檢索系統為依托,獲得相關文獻)、自由瀏覽(帶有一定目的性地掃描資料,以瞭解篇章結構併發現重點段落)、非線性閱讀(深度進入文獻篇章,實行對關鍵內容的甄別、取捨,並調動更進一步的檢索意圖)結合在一起,不僅需利用書目層次的互文性,而且深入到內容層次的互文性。
4.信息檢索是由用戶主導的動態過程
在檢索中,用戶通過發散性思維不斷開拓檢索思路,使其檢索策略具有多維的檢索路徑和變幻的檢索動機,將信息檢索變成多線程的冒險游戲,用戶的心智、想象力、知識儲備乃至時代觀念都是探險的行囊。正是用戶在主導著檢索意圖的調整和檢索重心的轉移,決定著文獻取捨的廣度和深度,通過文獻之間及文獻內容之間的關聯來選擇、聯想、接受所需信息。用戶的這種跨文本發現與利用所需信息的方式,消解了文本的形式結構,終結了作者的話語權威,也撇開了檢索中介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