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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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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文本间性

目录

什么是互文性

  互文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在极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

互文性的源头[1]

  虽然互文性是由克里斯蒂娃最先提出的,这一概念的缘起却应追溯到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他的“模仿论”是互文性的理论起源之一。因为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总是参考先前创造的文本,而这个所谓创造的文本也是对其他文本的复制”。也就是说,一个文本不是自己生成的,在它生成的过程中必然掺杂着对其他社会知识的参考。

  互文性理论的另一个的源头是当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由相互差异的符号构成的系统。他将语言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两者是从属于在符号整体中彼此呼应而又相互对立的两面。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其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系统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规律;任何一个语言单位、语言成分,只有放到“语言棋盘”当中,同其他语言单位、语言成分联系起来,才具有语言价值。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符号本质上是非指称性的,而且背后隐含着不计其数的、可能的关系。而在传统的互文性理论中,语篇也是非指称性。任何语篇中符号的指称都不是与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相对应的,而是与语篇外的文学系统相对应的。换句话说,任何语篇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另外更大的系统,这正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相符。

  巴赫金的语言观是互文性理论发展里的一个重要基础。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强烈影响,巴赫金同意符号学的基本原则: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其中符号本身是任意的。但是,对于意义的基础是对符号的心理处理这个结论,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巴赫金采取了与索绪尔不同角度来分析语言。他更注重语言交换的社会语境。巴赫金认为索绪尔过多地关注语言系统的内部关系,而对于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却忽略了历史性。对于巴赫金来说,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体现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而是体现在符号使用的社会语境。在他的文学和语言理论中,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而后的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发展空间。在巴赫金看来,没有话语就没有对话。事实上没有两个以上的话语也就没有对话:每一话语总是对此前的另一话语的回答,因而它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此前话语的限制,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话语构成限制。巴赫金认为,“挪用”(指占有主导话语或其他人的话语,经过重新理解加工,成为自己的语言)是对话的有机成分,因为为了进行对话,说话者必须能够理解、內化和再创造他人的话语。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克里斯蒂娃对于互文性理论做过这样的描述:“任何语篇的形成都是对于引用语的镶嵌再加工;任何语篇的形成都是以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换为基础的。”不难看出,她的论述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颇为吻合。

互文性的提出[1]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概念提供了水分和土壤。事实上,互文性这一概念与巴赫金的语言学理论是分不开的。克里斯蒂娃也正是在向法国读者介绍巴赫金作品时提出的互文性概念。在介绍巴赫金的文章(“The Bounded Text”和“Word,Dialogue and Novel”)中,克里斯蒂娃推翻了传统概念“作者影响”和“语篇来源”,提出了能指系统,她认为语篇并不是由作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者在生成语篇时对先前能指系统的转换方式所界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语篇并不简单的是一个作者的“产品”,而是与其他语篇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通过对索绪尔和巴赫金语言理论的吸收和融合,克里斯蒂娃首先在“The Bounded Text”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她指出,一个语篇的产生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语篇基础之上的,一个语篇并不是作者对自己原创思想的写照而是对先前存在的语篇的编辑和整理。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语篇是由所谓的文化语篇或是社会语篇组成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她提出语篇并不是个人性的独立的物体,而是所有文化语篇的汇编。文学语篇和文化语篇或社会语篇是分不开的,两者必须结合为一体。她强调“有人认为语篇呈现的是单一的意义,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想法。事实上,语篇呈现的是对各种社会语篇意义的整合和汇编”。克里斯蒂娃明确指出,互文性描述的是读者在阅读语篇时利用从以前的阅读活动中获得的大量文化背景知识所进行的无意识的意义创造。利用这种阅读方式,读者把阅读的语篇视为一个巨大的语篇网络中的一份子。这样一来,每个语篇都存在于与其他语篇的关系中,所有语篇都是由其他语篇构成的;一个语篇的意义与其说是由其作者构造的不如说是由其互文性构建的。

  另外对互文性进行阐释的是巴特。他提出,互文性也被用来描述作者在生成的语篇中对此前已存在的语篇的具体指涉,这些指涉会引导读者运用自己已拥有的对相关语篇的具体知识来更好地理解语篇。也就是说互文性是作者所生成的。互文性是作者有意识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通过战术性地指涉其他语篇来促成他们理想设计中的读者反应。

互文性的多元定义与分类[1]

  虽然互文性概念是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和界定的,但仍然有从各个不同学术角度给出的定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角度:每个语篇的形成都是对于引用语的镶嵌再加工;每个语篇的形成都基于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换;历时性角度:互文性被看作是不同语篇之间的语篇关系;共时性和组合关系角度:互文性是一个语篇中各个部分之间语篇关系;符号学角度:互文性是语篇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语篇作为符号实体依附另一语篇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并不是从以上任何单一的角度看待分析互文性的,而是采取了综合的态度。与定义相仿,学术界对于互文性的分类也存在颇多争议。主要的分类有两种。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互文性可以分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性。前者指一段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所具有的对话性和互文关系;后者则指一个语篇对其他语篇语料的引用以及对其他语篇的应答关系。

  互文性又被分为狭义互文性和广义互文性。狭义互文性也被称为结构互文性,它指向的是结构主义或曰修辞学的路径,倾向将互文性限定在精密的语言形式批评范围内,把互文性看做一个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广义互文性也称解构主义互文性,通常包括非文学的艺术作品、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社会、历史、文化等也被看做文本。这种观点研究任文化表意实践间相互指涉的关系。确切地讲,它研究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按照不同标准的分类,如微观互文性与宏观互文性,显著互文性与构成互文性;被动互文性与主动互文性;强势互文性与弱势互文性;积极互文性与消极互文性等。

互文性的类型[2]

  1.从表现形态上看

  互文性包括显性互文性和隐性互文性,显性互文性是通过文献中的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等,指引到其他相关文献,隐性互文性则是通过意象、概念、母题、典故、风格、知识单元等,暗示与该文献有联系的其他文献。显性互文性的极端例子是抄袭,隐性互文性的极致是仿写。

  2.从层次上看

  有书目层次的互文性和内容层次的互文性。书目层次的互文性主要揭示文献和文献之间具有的某种关联,这种关联除了是由文献本身或隐或显地指引到其他文献,还应包括因共同的特征(外在特征或内在特征)或其他因素而形成的,并被检索系统或用户显示出来的文献之间的联系。内容层次的互文性则是在文献内或文献间局部内容的相互映照。

  3.从文献形式上看

  同一内容的不同媒体之间,同一表达的多种版本之间也存在互文性。

互文性角度的信息检索[2]

  1.信息检索是揭示、发现信息资源的互文性的过程

  经典的信息检索是用户需求表达与检索系统中具有相应的标识的文献相匹配的过程,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检索,而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更具有功能性,即以丰富的文献关联环境来引导、提示、激发用户发现相关文献,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对文献互文性的揭示与提供选择的过程。

  2.信息检索是作者预设的互文性与检索系统显示的互文性、用户接受的互文性三者互动的过程

  在信息检索中,存在三种不同视角的互文性:

  作者预设的互文性:体现在引证关系(单向)、注释(单向)、修辞手段(引语、典故、借用、类比、套语、模拟、戏仿、反讽),等。

  检索系统显示的互文性:通过共同特征(外在特征、内在特征、共词)、语义关联(分类、主题词表、本体、概念图)、引证关系(引用与被引用双向)及拓展分析(共引、同被引等)、基于相关反馈的检索模型等加以揭示。

  用户接受的互文性:包括语义的(对文献中作者预设的互文性的心领神会,沿着作者设定框架或指引的方向联系到其它文献)、情境的(文献的学科领域、用户的知识背景、所在社会、文化情境等对文献是否关联及如何关联产生影响)、语用的(根据用户需求在检出的文献之间或在检出文献与已知文献之间建立关联)。

  三者相互之间有所交叉。检索系统可局部地体现作者的互文意图,如引证关系、注释和抄袭;同时,检索系统从语义关联、共同文献特征,或基于统计学意义,发掘隐含的文献互文性,因而可在作者意图之外,进一步揭示文献集合中的互文关系;用户在检索系统提供的互文关系中获得更广的文献视野,同时,在文献阅读中对作者的互文意图根据自己的理解能力、使用情境和实用目的进行认可、选择,并引发联想,进而发现新的与所需求的文献具有互文性的文献。一方面,三者重合得越多,则检索的相关性越好,另一方面,三者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用户可能在作者预设的互文性激发下产生更广的互文联想,也常常因检索系统揭示的互文性而发现新大陆,而检索系统也可因用户的互文性反馈而扩展相关文献的广度。三者的交互使用户的信息检索变得更有创造性,并且使一个开放的检索系统更具联想能力。

  3.信息检索的过程同时是多文本交叉阅读的过程

  网络环境下,超文本模式的出现导致了链接式非线性阅读(碎读)习惯,全文数据库的比重加大和去中介化的自我服务使检索者的自主性增强。在海量信息面前,用户进行检索时常常是对检出文献进行浏览,选取关键内容,跳读其中的知识模块,检索和阅读的界面越来越模糊。所以,信息检索往往是由多途径查检(即以结构化的检索系统为依托,获得相关文献)、自由浏览(带有一定目的性地扫描资料,以了解篇章结构并发现重点段落)、非线性阅读(深度进入文献篇章,实行对关键内容的甄别、取舍,并调动更进一步的检索意图)结合在一起,不仅需利用书目层次的互文性,而且深入到内容层次的互文性。

  4.信息检索是由用户主导的动态过程

  在检索中,用户通过发散性思维不断开拓检索思路,使其检索策略具有多维的检索路径和变幻的检索动机,将信息检索变成多线程的冒险游戏,用户的心智、想象力、知识储备乃至时代观念都是探险的行囊。正是用户在主导着检索意图的调整和检索重心的转移,决定着文献取舍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文献之间及文献内容之间的关联来选择、联想、接受所需信息。用户的这种跨文本发现与利用所需信息的方式,消解了文本的形式结构,终结了作者的话语权威,也撇开了检索中介的控制。

参考文献

  1. 1.0 1.1 1.2 吕行.互文性理论研究浅述[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1
  2. 2.0 2.1 胡立耘.互文性与信息检索[J].图书与情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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