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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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後結構主義，是指跟隨在結構主義覺醒之後出現的一套思想，它試圖去瞭解這個無法輓回地被分割成數個體系的世界。後結構主義者與它的結構主義前輩最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拋棄了結構主義的簡化主義方法論。

　　自結構主義衰落之後各種理論思潮的總稱,它是對結構主義的“懷疑”、“反動”或“否定”,是在形而上的圈子裡對雄踞一時的結構主義所作的一次自我否定性的革命。後結構主義因髮端於結構主義內部,仍有一部分形式主義傾向,又因其試圖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分解並拆散“結構”,而衝破了形式主義的樊籬,並最終使自己置身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哲學背景。

　　他們挑戰結構主義宣稱自己是能夠詮釋所有文本的批評後設語言，並且認為一個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觀點是不可能存在的。後結構主義者追求的是意符的無限扮演，並且不會給予任何一種閱讀方法比其他方法還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後結構主義領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論，但是每個理論都是從對結構主義的批判為起點。而後結構主義的研究是帶有政治性的，因為許多後結構主義者相信，我們認為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事實上只是一個社會建構，在當中有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態推動著想要成為霸權。後結構主義成長作為對結構主義的感知假設的回應，它自己的分析系統是某種本質主義的。後結構主義者認為，事實上，即使是在對底層結構的審查中，基於審查者的條件作用，也會引入大量的偏見。哲學的根本在於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文化產品都有其真正的本質形式，因為所有的文化產品都是由其本身形成的，因此是人為的。後結構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更為明確的批判觀點，旨在解構各個學科的本質主義思想，以便獲得更準確的話語。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反對啟蒙運動將理性、解放和進步等同起來，認為現代性實質上是一種控制和統治的形式，主體和知識等等都是被它構造出來的產物。他從各個方面對這種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學、醫學、監獄和性學等等。他的計劃旨在對我們的歷史時代進行批判，也即質疑和揭示知識、理性、社會制度和主體性的現代形式，認為這些看似自然的東西實際上是在一定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而且具有權力和控制結構。主要著作有：《癲狂和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1961）、《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詞與物》（1966）、《知識考古學》（1969）、《規訓與懲罰》（1975）、《性經驗史》（1976，1984，1984）等。

　　對現代性的批評 福柯把現代性分為兩個時期：古典時期（1660－1800）和現代時期（1800－1950）。在古典時期，一種強有力的控制人類的方式開始形成，併在現代時期達到高峰。啟蒙運動所宣揚的歷史進步的觀念其實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權力機制和技術日臻完善。福柯認為現代理性是一種強制力量，他集中關註個人在社會制度、話語和實踐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會主體。在古典時期，人的理性從神學束縛下被解放，它試圖在一片混亂和狼藉中重建社會秩序。它用知識系統和話語實踐來區分和規範各種經驗形式。啟蒙的理性神話用“求全求同”的虛妄來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溝通性、差異性和離散性來對抗現代性的理性壓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場定義為“知識考古學”。這一考古學方法既不同於解釋學方法，也與結構主義劃清了界限。福柯認為那些組裝我們話語理性的各種規則並不是普遍和不變的，它們都將隨歷史的變遷而變化，並且只對特定時期的話語實踐有效。這些規則只是知識、知覺和真理的歷史的先驗條件。它們構成文化的基本信碼，即知識型，決定了特定歷史時期里各種經驗秩序和社會實踐。

　　考古學方法關註一個“推論的空間”，即研究在推論空間中各種要素如何歷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規範結構之中，而後這一結構又如何解體和被新的結構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進步的觀念，歷史只是歷史中各要素不斷離散與重組的水平域展開，沒有任何終極目標在引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