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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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focac.org/

　　中非合作論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一些非洲國家之間為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而舉行的定期對話論壇。中非合作論壇每三年舉行一次，首屆部長級會議於2000年10月10日在中國北京舉行。

　　中國和非洲的友好交往歷史悠久。新中國成立以後，隨著1956年與埃及的建交，中非正式開啟友好外交關係，現已歷經5O餘載。2O世紀6O年代，中國與非洲國家是反帝、反殖統一戰線的戰友。在當時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年代，非洲人民通過英勇鬥爭，擺脫了殖民統治，贏得了獨立。中國曾在本身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勒緊褲帶大力支援過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世紀之交，國際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兩大主題。然而，世界並非處處太平，威脅和平、阻礙發展的因素依然存在。

　　冷戰結束後，美國稱霸世界、對外干涉的勁頭有增無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國力孱弱的非洲國家面臨外來干涉的嚴重威脅；不合理的國際經貿規則對嚴重依賴農礦產品出口的非洲國家危害尤甚，非洲經濟日趨“邊緣化”，社會發展面臨著貧困化的嚴峻挑戰。這樣，包括中國和大部分非洲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處於同樣的不利境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為中國和非洲國家的共同訴求。

　　如何應對挑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是中國和非洲國家在世紀之交共同面臨的問題。一些非洲國家提出，中非關係的發展應順應變化了的形勢，中非之間也應建立像美非商貿論壇AGOA、英聯邦會議、法非首腦會議、日本東京非洲發展國際研討會和歐非首腦會議那樣類似的大規模高層聯繫機制，通過集體對話就共同關心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加強磋商與交流。中國認為，中方完全有條件，而且有必要探索新思路，為中非關係在新世紀的發展構築新的框架。1999年1O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致函有關非洲國家元首和非統秘書長，正式發出召開論壇會議的倡議，得到非洲國家普遍的積極響應。2000年1O月和2003年12月，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第二屆部長級會議相繼在北京和亞的斯亞貝巴召開。中非合作論壇的創立是中非關係史和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次創舉。它是中國政府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與非洲國家友好合作關係，迎接新世紀的一次重要的和有益的探索。

　　中非合作論壇成立於2000 年，至今已有近十二年曆史。論壇的成立無疑是中非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引起世人關註。論壇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出來，已演變為一個影響當代歷史進程的重要機制。這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論壇為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非洲這一發展中國家最為集中的大陸的合作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為解決全球貧困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式。論壇倡導的一種雙方平等互利的新合作模式，直接關係到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合法性問題。

　　其次，論壇合作的基礎是互相尊重、平等互利、求真務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併為中國其他類似論壇所效仿。論壇從一種比較鬆散的組織方式演變成一種較為靈活、有相應輔助機構的固定機制。

　　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同非洲國家在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開展集體對話、進行務實合作的重要平臺和有效機制。它的成立標志著中非關係開始由政治主導型或經濟主導型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務買、理性合作關係的轉變。具體地說， 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中非合作制度化、經常化

　　自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論壇每三年召開一次。在中國和非洲國家輪流舉行。每次會議都推出切實可行的合作舉措，使得中非合作制度化和經常化。會議期間．中非領導人開展面對面的集體對話，共同促進中非在各個領域的廣泛合作．推動中非關係的發展。

　　2．明確中非合作戰略目標

　　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2000年部長級會議上，中非雙方就已經提出“建立新型戰略伙伴關係”2006年1月12日，中國首次發表《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明確了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的具體內涵。即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伙伴關係。這一關係的定位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得到非洲國家領導人的一致認可，寫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言》之中。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到底新在哪裡？首先，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不同於傳統的朋友關係；其次，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不同於一般的戰略伙伴關係；第三，在這種關係之下，中非進行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第四，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以互利共贏為基礎。

　　3．強調中非合作的原則

　　早在2O世紀60年代初，提出了中國在處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時的《五項立場》和中國政府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應該遵守的《八項原則》，這些立場和原則奠定了6O、7O年代中非政治合作的基礎。8O年代初，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國 提出了同非洲國家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時遵循 “平等互利 、講究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

　　2000年首屆中非合作論壇通過的《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提出中非將在未來發 展中遵循以下合作原則：“平等互利；形式與內容多樣化；註重實效；實現共同發展：以友好方式消除分歧。”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將中非合作的原則概括為四 點，即“真誠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發展”。

　　儘管各個時期中非合作原則的表述有所區別，但是核心思想並沒有改變，如平等互利、 共同發展以及在合作的時候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些原則是中非關係能夠經受住歷史歲月 和國際風雲變幻考驗的基礎，並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歡迎。

　　4．行動計劃落實得力

　　中國在落實與非洲制定的行動計劃時能夠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並且相當雷厲風行。前兩次論壇提出的行動計劃均已得到落實，比如有關減債，中國在承諾的時問內，提前同31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和重債窮國簽署了免債議定書，減免到期債務156筆，共計105億元人民幣。中非合作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確定的2004至2006年人力資源培訓計劃已順利完成，中方在“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 項下為非洲培訓各類人才1萬多人。中國在第三次中非合作論壇上做出的承諾也在順利落實之中。中國對非援助、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中非經貿繼續增長，中非發展基金正式啟動，中國援助非盟會議中心已經動工，免債、免關稅等工作正在高效、有序進行。

　　中非合作論壇的最大特點是互利共贏。中國在與非洲的合作中也實現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非洲通過中非合作論壇在減債、人力資源開發、中非經貿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成為非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回顧中非合作論壇創立外來歷程，它通過構建制度化的溝通渠道，擴大了信息交流量，降低了彼此合作的交易成本，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需求有了深入瞭解，為中非關係的持續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縱觀中非合作論壇運行十餘年的歷史，“互助”與“雙贏”是雙方合作的基本特征，前者體現在中非雙方在國際舞臺上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支持，共同致力於維護國家主權、民族權益和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而後者則表現為中非雙方在謀求經濟和社會發展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和互相學習。對此《紐約時報》也給予了肯定，認為“中國與非洲平等者之間的註重實效的關係，...以互利、互惠和共同富裕為前提”。

　　發展中非經濟關係是創建論壇機制的首要動因，論壇創立以來中非之間在貿易、投資和援助等合作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構築了中非友好合作關係的堅實基礎。據統計，中非貿易額從2000年的106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1663億美元，年均增長30％以上，中國已連續三年位居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目前在非洲中資企業超過2000家，涵蓋50個非洲國家。援助是中非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通過中非合作論壇這種多邊合作機制，有助於從整體上統籌規劃援非項目、合理安排資金，也可以擴大對非援助的政治效應。中國將援助重點移向那些重度貧困國家。在第一次“中非合作論壇”上，中方就承諾兩年內減免非洲32個重債國共10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在2006年北京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宣佈“免除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在卸去非洲國家負擔的同時，中國還通過加強在社會民生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幫助非洲國家構築自己的發展體系，從外部輸血實現內部造血，這是當前中非經濟合作的最大特色。對於中國對非投資的意義，非洲學者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投資不僅有利於非洲本土企業，也為當地市場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突尼西亞駐華大使也認為：近十年來，非洲大陸實現了6％ 的增長率，其中的2％應歸因於中國。

　　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框架下，中非政治合作取得了長足進步，中非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配合日益密切、領導人互訪數量和頻率有了很大提升，同時，中非安全合作也取得了新成績。通過論壇框架，中非雙方在聯合國改革、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多哈回合談判、發展、人權、打擊海盜等重大全球性問題上得以進一步協調立場、相互配合、共同維護自身權益。雙方高層領導人的頻頻互訪，既是中非友好關係的重要標誌，也是深化合作的重要機遇。2006年的北京峰會，有42個非洲的元首或首腦出席了會議，“無論是前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做到過”。

　　其後至今的六年中，非洲共有近百位的總統、副總統、總理和議長等政要訪華或出席中方舉辦的活動。中方領導人也高度重視對非洲國家的回訪，以務實行動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前進，2007年9月，中非外長在聯大會議期間舉行首次政治磋商，正式啟動了論壇框架內的中非外長級定期政治對話機制，同時，中非法律論壇和“中非地方政府合作研討會” 等內政合作也已逐漸展開。在中非安全合作方面，中國也已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最大的出兵國，已派遣1500名維和人員在非執行任務。

　　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的科技合作，是中非關係中最具深遠影響的一大領域，科學技術不僅為政治、經濟發展提供了智力保障，在科技的傳播過程中還構成了中非人民相互溝通的思想紐帶，這將成為中國在非洲最為堅實的“軟實力” 基礎。在中國經濟實力有限、政治影響力尚遜於西方的情況下，戰略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彌補不足。非洲發展的關鍵要靠非洲本土人才，基於幫助非洲發展的真誠意願，中國在各個層次向非洲國家提供智力支持。自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中國政府逐年增加非洲國家留學生獎學金名額，從1999年的1138名增至2006年的2000名，2009年達4000名。自2009年北京峰會以來，中方共為非方培訓各類人員2.4萬人。第四屆部長級會議提出的“中非聯合研究交流計劃”是中非科技合作的亮點，它旨在為雙方一流學者和智庫提供高層次的交流平臺，以為出台更好的合作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現已支持中非智庫和學術機構舉辦14場研討會，資助中非學者500人次訪問交流，支持學術機構開展課題研究項目28個。除了將非洲人請到中國進行學習交流之外，中國還派遣大批技術人員赴非洲幫助當地發展農業和醫療事業。自北京峰會至今，中國已向非洲國家派遣了42支醫療隊，共有1200人次的中國醫療人員為非洲服務。

　　冷戰結束之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教授曾預言：在21世紀有資格站上世界舞臺的經濟體是歐盟、美國和日本。他沒想到，中國在21世紀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沒想到，著名咨詢公司蓋洛普（Gallup）發佈的《評價世界領袖（2018）》報告顯示，世界134個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中國領導力的認可度達34%，高於美國的31%，這是2008年以來中國領導力認可度第二次超越美國，創下中國10年來新高；他更沒想到，2020年美國已嚴重依賴從中國進口的製成品，並且將中國擺上主要競爭對手的位置，特朗普總統更是將擺脫對華依賴作為2020年的競選承諾之一。

　　對美國而言，與中國競爭的結果不僅將影響自身經濟發展走向，而且關乎所謂“模式之爭”，即認為其一旦被中國超越，將喪失自身霸權地位。儘管這隻是美國的單方面認知，但對認識當代世界政治至關重要。受這種認知影響，發展中國家似乎成為中美爭奪的重點地區。因此，客觀評估這一認知對中非關係的影響十分重要。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二十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當前，中非合作面臨眾多機遇與挑戰，中國應在繼續促進中非合作的同時，客觀認識和把握國際局勢，趨利避害，使中非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駕護航。

　　中非合作論壇：歷程、成就與辨析

　　中非合作論壇已走過二十年曆程。雖然期間遇到了一些困難和挫折，但論壇取得的成績令世人矚目。從論壇的緣起、成立到合作過程，從宣言和行動計劃到各項舉措的落實，每個階段都體現了中非雙方互相尊重、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贏的特點。中國學者沈曉雷指出，“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有其歷史必然性。一方面，它是中非友好合作關係長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它又源自中非雙方共同的需求。”他從論壇發展的角度，將中非合作劃為三個階段。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到第四屆部長級會議（2000—2009年）為第一階段，合作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內容從以貿易為主到貿易與投資並重。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到約翰內斯堡峰會（2009—2015年）是第二階段，合作內容在繼續深化經貿合作基礎上加強人文交流。約翰內斯堡峰會至今（2015至今）是第三階段，合作內容在經濟領域從產能合作拓展到產業對接和共建“一帶一路”，和平安全合作成為重要合作領域，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成為合作新亮點。

　　應該看到，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和順利發展得益於世界趨向和平發展及發展中國家希望團結互助的大環境。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際形勢的發展使中非雙方日益認識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及優勢，非洲方面率先提出建立論壇的建議。從中非合作論壇的提出與成立及每次會議的籌備操作，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始終貫穿其中，雙方的平等精神和合作誠意突出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非洲國家在中非合作論壇的醞釀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91年至今，中國外長每年首次出訪都選擇非洲國家。埃及資深外交官、曾任非洲統一組織要職的艾哈麥德·哈加戈（Ahmed Haggag）代表非洲統一組織出席1999年1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的非洲藝術大展活動時，明確提出中非之間建立多邊合作機制的建議。1999年，馬達加斯加外長利娜·拉齊凡德里亞馬納納（Lila Honeta Ratfandrihamanana）訪問中國。這位出身於文學世家的女外長學識淵博、視野開闊，非常重視中非關係。

　　第二，論壇籌備和議程操作體現了平等協商的精神。中國外交部與商務部官員在每次論壇前均會拜訪非洲國家相關人士，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在雙方商議後確定合作領域。論壇操作過程也由雙方共同完成。論壇一般由中非雙方推出共同主持人，會議在中國和非洲國家輪流舉辦，充分體現了平等合作的精神。這種精神也對大國對非關係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1993年成立的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的前五屆均在日本舉行。非洲國家嚮日本提出應向中國學習，適時在非洲舉行，遂主辦方決定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在肯亞舉行。在中非合作論壇舉辦過程中，中非國家領導人充分發表意見，就雙方合作領域展開廣泛討論和協商。

　　第三，論壇會議成果的落實充分體現了雙方務實合作的風格，使中非合作論壇在過去二十年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在協助非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成績顯著，建成鐵路和公路里程均已超過6000公裡，建成近20個港口和80多個大型電力設施，便利了非洲交通，促進了非洲工業化進程，提升了非洲自主發展能力。在民生領域，中方迄今已援建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170多所學校，近5年共培訓非洲各類人才超過20萬人次，分佈在各行各業，為增進非洲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作出重要貢獻。在貿易投資方面，2019年中非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中國連續11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存量達1100億美元，37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興業，為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中方已累計派出醫療隊員2.1萬人次，迄今在非洲各國醫治病患2.2億人次。更重要的是，論壇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和正確義利觀，不幹涉非洲國家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強人所難；註重傾聽非洲聲音，尊重非洲意願，契合非洲需要。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2018年來華參加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中非合作有利於和平安全，有利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非合作成就非凡，也經受了各種考驗。最為突出的一次是非洲聯盟總部會議中心建成後的謠言事件。援建非洲聯盟會議中心項目是中國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上作出的承諾，以支持非洲地區一體化進程。2009年6月，該項目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正式啟動，2011年11月竣工，由一棟20層的辦公主樓、一個可容納2505人的會議中心以及一棟有31個小會議室的建築組成，總建築面積為11.2萬平方米。這是中國繼坦贊鐵路之後對非洲的最大援助項目，共投入8億元人民幣（約合1.237億美元）。中非雙方將這座配備各種先進設備的大型建築視為雙方傳統友誼的象徵。然而，這一標誌性建築卻被某些法國媒體渲染為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宣示，並掀起炒作“中國殖民非洲”的新一波浪潮。個別西方媒體在2018年非洲聯盟峰會召開前夕惡意炒作“中國借援建非洲聯盟會議中心對非洲聯盟竊聽”的謠言。英國《金融時報》以聳人聽聞的標題《非洲聯盟就黑客攻擊總部指責中國》發佈了虛假報道。文章純屬臆測，通篇無法提供任何非洲聯盟官員就相關事件對中國的指責。這種有違新聞職業道德的歪曲報道竟被法國《世界報》等轉載。對此，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法基指出，“這完全是製造謊言，挑動是非。非洲聯盟認為中方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做這樣的事情。中非關係不可動搖，非洲聯盟與中國的共同任務是加強合作，增進雙方人民福祉。這樣的謠言絕不會損害中非關係，也不會讓我們分心。”

　　非盟會議中心項目是中國援助非洲重點項目之一，也是中國政府繼坦贊鐵路後對非洲最大的援建項目。圖為位於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非盟會議中心及綜合辦公大樓。　　

　　中非合作：疑慮、抨擊與評價

　　中非關係源遠流長。進入21世紀以來，雙方合作關係快速發展。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論壇建立。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年來，中國在現存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吸收各國經驗，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社會發展取得進步。同時，中國以各種方式回饋國際社會，與非洲的發展合作是其中的重要成就之一。中非合作不僅有別於西方長期以來控制的對非國際援助模式，而且不斷取得新突破，西方對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產生了焦慮、偏見和忌妒情緒，部分西方媒體針對中非合作發起各種無端指責，包括“掠奪資源論”“援助方式有害論”“漠視人權論”“破壞環境論”“帝國移民論”及近年來的“債務陷阱論”等。諸多惡意指責中最為典型的是“新殖民主義論”。2006年，英國外務大臣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訪問奈及利亞時，公開指出“中國在非洲所為與英國100多年前的殖民活動相似”，從而引發西方對中非關係性質的惡意攻擊，指責中國對非洲進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雖然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中非合作論壇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但西方媒體攻擊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的陳詞濫調仍不絕於耳。

　　然而，最有資格對中非合作做出評價的是非洲人民。2015年皮尤全球民意調查“對中國的看法”報告表明，非洲民眾對中國普遍具有好感，這一比例在迦納占80%，在衣索比亞和布吉納法索占75%，在坦尚尼亞占74%，在塞內加爾、奈及利亞和肯亞占70%，在南非占52%。2017年8月14日，中非媒體對話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12家非洲媒體的代表就“相知相通”“通力合作”“攜手未來”三個議題進行交流，駁斥了西方媒體的相關指責，並對中非合作進行了客觀評價。盧安達《新時代報》主編塔薩姆巴表示，“西方媒體反映的是‘髒亂差’和沒有希望的非洲，對中非的發展成果總是‘選擇性失明’；中非媒體合作有助於非洲人民瞭解中國，也會讓中國人民更好地看到非洲欣欣向榮的一面。”迦納《發現者報》的達科認為，西方媒體試圖將中國描畫成非洲的“新殖民者”，製造中國“新霸主”的假象，從而將中國視作應被警惕監視的對象。他希望中非媒體合作能扭轉這一錯誤局面。2019年12月5日，皮尤民調報告表明，對華印象的正面和負面之比在突尼西亞為63%/16%，在奈及利亞為70%/17%，在肯亞為58%/25%，在南非為46%/35%。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外長迄今連續30年每年首次出訪都選擇非洲國家，在國際交往史上堪稱獨一無二。這一傳統主要基於三個原因：中非世代友好的歷史傳統和患難與共的特殊情感；中非深化合作、共同發展的現實需要；中非加強國際協作、維護共同利益的重要使命。情感、需要和使命決定了中非合作的意義，也詮釋了其持久性。近期，中非互相支持也表現在香港問題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明確定義了從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及相應刑事責任。不少非洲國家政黨政要在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因新冠肺炎疫情推遲立法會選舉等問題上堅定支持中國，反對並譴責部分國家妄圖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

　　當然，中非實際發展程度不同以及處於全球工業生產鏈的地位不同是客觀存在的現實，雙方在國際輿論環境中也面臨一些挑戰。雖然在關於自然/人類、生命/生存、個體/群體、權利/義務、選舉/民生、自由權/生存發展權關係等問題上，中國與非洲國家有各自看法。但在處理這些關係時，中非只要堅持求同存異，就可以實現雙方的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與非洲文化還具有很多相同點，包括集體主義、敬老尊賢、平等觀念和寬容待人等方面的理念和實踐。比如，對於人權的定義，非洲人強調烏班圖（Ubuntu）精神，包含“人道待人”（對別人仁慈）和“天下共用，連接眾人”（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層意思，即一個人的存在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況才能體現，個人價值只有在與眾人的諸種社會關係之中才能實現，個人與集體是一種共存關係。這一概念認同在包括非洲聯盟在內的整個非洲相當普遍，也與中國強調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有極大的相通之處。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武漢採取封城和嚴格的管理措施在較短時間內即得到在華非洲人的逐步理解。隨著疫情在中國的緩解和在非洲的日益嚴重，中非雙方領導人不斷溝通，互相支持抗疫鬥爭。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大量抗疫物資，分享抗疫經驗並派出醫療專家組，深化公共衛生領域合作。雙方在以人民生命為要、支持世衛組織的努力以及合作抗疫等方面採取一致行動並互相支持。雖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頻頻高調宣稱“美國對幫助非洲抗擊新冠病毒的貢獻無人可比”，但事實已經證明，誰才是非洲國家真正值得信賴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