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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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目標，是介於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變數之間的變數指標。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到最終目標的達到，必須經過許多中間環節，中央銀行實際上不可能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而直接達到其最終的目標，而只能通過觀測和控制它所能控制的一些具體的指標來影響實際的經濟活動，從而間接地達到其最終目標。這些能為中央銀行所直接控制和觀測的指標就是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是基礎貨幣，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概念最早是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但當時的中央銀行並不是從巨集觀控制的角度來考慮中介目標的，直70年代中期，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思想才得到發展，中介目標才逐漸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遞機制的主要內容之一。而在我國理論界，貨幣中介目標問題至今仍處於百家爭鳴的狀態，特別是近年來很多理論界的觀點和貨幣當局的具體政策分歧越來越大。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主要是依據一國經濟金融條件和貨幣政策操作對經濟活動的最終影響確定的。由於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具有特殊的傳導機制和調控作用，可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數量化的依據，因此，準確地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重要環節。

　　中央銀行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主要標準有以下三個：

　　一是可測性，央行能對這些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變數加以比較精確的統計。

　　二是可控性，央行可以較有把握地將選定的中介目標控制在確定的或預期的範圍內。

　　三是相關性，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變數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有著緊密的關聯性。

　　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影響，西方主要國家貨幣當局一般採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對巨集觀經濟實施積極調控。然而隨著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普遍出現經濟滯脹現象，主張巨集觀干預政策無效的貨幣主義理論逐漸興起，貨幣供應量目標開始受到貨幣政策制定者的青睞。

　　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批貨幣主義者就正確預見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崩潰，提出了凱恩斯主義巨集觀微調管理政策無效的觀點。隨著這些預見逐漸得到70年代的經濟滯脹現象驗證，以及貨幣主義者通過對長期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趨於穩定的結論，再加上整個70年代頻繁發生石油危機這類實質性衝擊，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自然成為西方各國貨幣當局的必然選擇。在當時的政策制定者看來，貨幣供應量指標無論是在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上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標略勝一籌，貨幣當局只要盯住貨幣。

　　然而，雖然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在抑制通貨膨脹上一舉成功，但由此造成的利率劇烈波動進一步加劇了當時美國等的經濟的困難。不僅如此，在引入貨幣供應量目標後，美聯儲等很快發現貨幣流通速度大幅偏離原有的趨勢，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和相關性都迅速下降，最後不得不放棄該中介目標，當然，雖然近年來這些西方國家的貨幣中介目標基本已經穩定下來，但經濟學界對此的爭論缺從未停息，學者仍在運用各類方法，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Edward Nelson(2003)從新凱恩斯現代整體經濟框架出發，去考慮貨幣總供給變數的地位，認為貨幣總供給也應該受到持有貨幣通脹目標的央行的足夠關註——儘管他們一直在以利率作為操作工具。

　　綜合了許多其他學者的所持有的相同論點，認為貨幣總量仍然是貨幣政策的基礎，儘管很多模型忽視了這一點。而更多的學者則是志力於對Taylor規則的實證分析和理論判斷。例如在為紀念泰勒規則發表十周年，Athanasios Orphanides發表《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iv，檢驗了Taylor規則對貨幣工具對美國經濟的整體推動，再一次對Taylor規則基本原理，從寬窄兩個口徑進行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