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倫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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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倫理決策是指決策者在做出對他人產生影響的決策過程中，對涉及正義、權利等倫理道德因素的考量。將此概念擴展到財經領域，財經倫理決策即是對各項經濟活動或經濟行為做出的倫理、道德考量。無論是管理階層還是普通員工，所有處於組織結構中不同層次的個體都會面臨很多涉及倫理的決策，或者具有倫理的含義。
譬如普通員工在目睹到同事在工作場所中的不倫理行為之後，面臨著揭發還是裝作不知道的選擇；中層管理人員會在上級定的生產指標與產品質量之間作艱難抉擇；高層管理人員在公司因產品質量問題而陷入信任危機之時，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化解這份危機。所有這一切都會涉及倫理決策問題，而這一問題處理得好壞，也會關係到公司以及個人的前途與命運。
個人作為決策的主體，其自身特征對倫理決策起著毋庸置疑的影響。這些特征包括對倫理學知識的掌握程度、個人道德發展階段、個人持有的價值觀等，都會影響個體在財經活動中如何做出自己的倫理抉擇。
是否對相關的倫理學知識有所瞭解及其掌握程度，直接影響個體的倫理決策。一方面，在很多時候，決策者對自身究竟持有何種道德哲學並不十分明確，往往是幾種道德哲學在腦中相互糾纏，一旦遇到現實中的倫理兩難，通常不知道該如何解決。而對道德哲學知識的掌握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決策者分清究竟何種道德哲學在何種情境下占了上風，進而在面對道德兩難問題時就會從容解決。另一方面，持不同道德哲學觀點的決策者在同一倫理情境下極有可能做出相反的決策。譬如，某項倫理決策會侵犯少數幾個人的權利但卻會給大多數人帶來極高的福利，持目的論的決策者肯定會贊成這一決策，而持權利論的決策者卻有可能反對這一決策。
道德判斷是道德行為的前提，個人道德判斷能力的高低是影響道德行為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道德推理能力的高低又決定著個人道德判斷的能力。美國心理學家柯爾伯格提出了著名的三水平六階段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ck)和戴布拉·卡羅爾(Deborah Carrol)將柯爾伯格的道德認知發展階段應用於商業倫理，將其劃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其動機為避免懲罰或尋求快樂，以及權威者決定何種為好、何種為壞。第二階段，“好”的判斷來自別人的贊同或者避免別人的反對。第三階段，定義事情的對錯以別人的看法為依據，目的是想維持其在團隊中的成員地位。第四階段，認為所謂對的事情就是遵守公司的規章制度。第五階段，社會的權力、價值和法律契約將超出公司的規則、政策和實務。第六階段，正義才是關鍵，它超越了文化、國家、宗教認定的所謂“對”或“錯”。那些推理階段的次序變化很大——從以自我為中心到以公司為中心，從提升自我利益到提升公共利益，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最高階段。根據經驗表明，很少有人能夠超越階段3，只有極少數人達到了階段6，大部分人處於第2個層次的第4個階段，他們被束縛於遵守社會準則和法律的階段。
個人的行為和態度都植根於決策者的個人價值觀系統，價值觀是一種持久的信念，這種信念確信，就個人或社會而言，某一特定的行為模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優於另一個相對的行為模式或存在的終極狀態。它具有引導個體、幫助個體做出解決衝突以及激勵個體而達成自我實現等功能的決定。一般可將其分為兩類：目的性價值觀(反映個人對於其一生中想要達成的最後目標偏好)和工具性價值觀(反映用來達成預定目標的方法)。戴維丁·弗里切(David Fritasche)研究發現就個人特征而言，在價值觀、道德發展階段等諸多要素中，決策的最初影響來自決策者個人的價值觀。決策者個人秉持的價值觀如何直接對決策倫理產生影響，關係到一個決策有無倫理指向。因而，財經倫理教育有必要對被教育對象施以正確的價值觀導向，至少在最低限度上要使被教育者自覺接受負責、誠實、有能力等這幾個工具性價值觀，併在決策時給予踐履。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個體活動的外部環境也會對其倫理決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譬如合理的組織結構和健康的組織文化都會為個體做出正確、合乎道德的倫理決策提供支持。前者可以對個體道德行為起到明確的指導、評價、獎懲的作用，從而約束個體的道德行為。後者的內容和力量也會影響道德行為，具有高道德水準的組織文化，是一種高風險承受力、高度控制、並對衝突高度寬容的文化。處於這種文化中的員工，將被鼓勵進取和創新，明確不道德的行為會被揭露，並對他們認為不現實的或不理想的期望自由地提出公開挑戰。組織文化建設對道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內容制定和執行力度上，一個組織若能擁有健康的和較高的道德標準文化，這種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必然對其中的每個人的行為具有很強的控制能力。在一個較弱的組織文化中，即使人們具有正確的道德標準，在遇到矛盾和衝突的時候也難以堅持原有的道德標準，從而導致員工的不道德行為。
- 邊慧敏，朱世巨集主編,財經職業道德,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03,第2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