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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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镇化是指中国政府在2013年6月规划的要走的区别于过去的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中八次提到了城镇化，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

• 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 由发改委牵头、多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在2013年年6月底完成，并报国务院发布实施。规划共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中央提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低碳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形态更加明显，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人居环境逐步改善。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1]：

　　一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隐患。

　　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脱离实际建设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多，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耕地减少过多过快。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土地资源，也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三是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功能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服务功能弱。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四是“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外来人口聚集区人居环境较差。

　　五是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紧紧围绕推动城镇化转型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促进产业发展、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四化同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就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提升城镇居民生活品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就是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就是要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对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以改革的红利释放发展的潜力。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公平共享，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坚持合理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坚持产城融合，繁荣城镇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壮大，统筹产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良性互动；坚持集约低碳，合理控制城市开发边界，提高现有空间利用效率，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坚持制度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作用，为城镇化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第二，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

　　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用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化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促进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在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基础上，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第三，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城市产业支撑，营造良好创业、创新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社会服务和居住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推进创新城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

　　第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新技术革命被视作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在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需要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国特别是大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就是其逐步提高城镇化率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12年4月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从2011年到2050年，世界城镇人口将从现在的36.3亿增加到62.5亿，城市化率由52.08%提高到67.13%，其中较发达地区将提高到86.26%，而欠发达地区也将提高到64.08%。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正是抓住了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机遇，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并最终完成了城市化任务。譬如，日本城市化率曾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3.766个百分点。我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必须自觉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的内在要求，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自觉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了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早期和后期阶段，城镇化率提升得十分缓慢，而在城镇化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显然这是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时期。我们要抓住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建设经济强国的角度来看，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经过20年使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基本完成城镇化任务，建设经济强国。

　　由此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基本合适的。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其次，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问题。城镇化还可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第三，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依托。城镇化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极大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第四、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城镇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带动消费需求将从“吃穿用”转变到“住行学”，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

　　城镇化带来人力资本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排放，实现低碳、绿色发展。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将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有利于对污染进行集中治理，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第五，城镇化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印度就是通过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达到2.5亿人。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既是解决城镇化自身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出路。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滞后，也出现了类似城市病的苗头和各种问题，并导致了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在城镇化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之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亟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是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的需要。无论是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国城镇化水平都是滞后的。城镇化滞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城镇化问题的需要。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的确局部存在几种值得反思的属于病态城镇化倾向的不良现象，如半城镇化、被城镇化和“贵族化”城镇化等现象。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发展为严重的城市病，但如果不采取科学的城镇化战略，尽早预防和治理，就很可能积重难返，无法根治。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有利于城镇化问题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城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由于半城镇化造成了我国数量庞大农业转移人口和日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如，由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动，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于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造成的，也必须依靠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