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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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麻省理工學院網站：http://www.mit.edu/

　　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麻省理工”（MIT），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都市區劍橋市，主校區依查爾斯河而建，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創立於1861年，早期側重應用科學及工程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麻省理工學院倚靠美國國防科技的研發需要而迅速崛起。在二戰和冷戰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對電腦、雷達以及慣性導航系統等科技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麻省理工學院素以頂尖的工程學和電腦科學而著名，擁有麻省理工人工智慧實驗室（MIT CSAIL）、林肯實驗室（MIT Lincoln Lab）和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其研究人員發明瞭萬維網、GNU系統、Emacs編輯器、RSA演算法等等。該校的電腦工程、電機工程等諸多工程學領域在2019-20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位列世界前五，在2018-19年US News美國研究生院排名中位列工程學第一、電腦科學第一，與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同被稱為工程科技界的學術領袖。截止至2019年10月，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友、教職工及研究人員中，共產生了97位諾貝爾獎得主（世界第五）、8位菲爾茲獎得主（世界第八）以及26點陣圖靈獎得主（世界第二）。

　　麻省理工學院位列2020-21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第一、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第四、THE世界大學排名第五。同時列2020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第二 ，2020THE世界大學聲譽排名世界第二。

　　麻省理工學院於1861年由一位畢業於老牌南方名校威廉瑪麗學院的著名自然科學家威廉·巴頓·羅傑斯創立，他希望能夠創建一個自由的學院來迎合快速發展時期的美國。就在有關草議獲批兩天後，美國內戰的第一場戰役就展開了。為時數年的戰爭使學校的教研工作延誤。1865年，麻省理工學院正式在位於波士頓的校園內開班。這所新院校的使命符合《土地撥贈法案》的要求，故獲贈地作進一步發展。1866年，由土地銷售帶來的利益使學校得以在後灣區發展。

　　麻省理工學院採用歐洲理工大學的模式辦學，早期比較重視實驗教學。雖一直受到財政問題困擾，但在弗朗西·斯亞瑪撒·沃克的帶領下，學校還是在19世紀最後的20年裡不斷成長，繼而開辦電子、化學、海洋及潔凈工程學，並興建了新的教學大樓，亦吸納了更多學生。大學課程漸趨職業導向，教學內容少了一些理論科學。可是，這所年輕的學府仍面臨財政危機，並受到管理層的關註。在這“波士頓理工”的歲月里，學校的前教職員、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查爾斯·艾略特曾六度建議將麻省理工學院併入當時哈佛學院的勞倫斯科學院。

　　位於狹窄的後灣區的麻省理工學院無法負擔進一步的校園擴展費用，而學生的人數卻不斷上升，使之日趨擁擠。學校急需基金或捐款以維持正常運作。最終，校方在師生、校友的強烈反對下接受了與哈佛合併的邀請，惟1917年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以反大學壟斷的理由禁止了此舉，結束了這場“合併風波”。

　　1916年，麻省理工學院遷移至查爾斯河劍橋市的岸邊，臨近哈佛大學，沿岸伸延逾1英里（1.6千米），此為填海土地。這充滿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的“新理工”校園，由建築師威廉·W·博斯沃思設計，受惠於一位匿名“好心人”的捐助，這位先生自1912年起便一直向校方提供資金。1920年1月，這位“好心人”的身份曝光——是來自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的工業家喬治·伊士曼。他發明瞭新的電影製作及編輯方法，併成立了伊士曼柯達公司。1912至1920年期間，伊士曼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了兩千萬美金（現值兩億三千多萬）的現鈔及柯達的股票。

　　在大蕭條時期，MIT曾一度被認為會同哈佛大學合併，但在該校學生的抗議之下，被迫取消了這一計劃。

　　2018年10月，麻省理工學院將啟用十億美元建設新的人工智慧學院——麻省理工施瓦茨曼電腦學院，致力於將人工智慧技術用於該校的所有研究領域。新學院將於2019年9月開學，教學地點被設在了一棟計劃於2022年開放的新大樓內。麻省理工施瓦茨曼電腦學院是一個大學範圍的實體，將與麻省理工學院現有的五所學院合作，創辦25個“橋梁”學院作為2所大學的關鍵連接點。現階段預計麻省理工學院的電氣工程與電腦科學系（EECS），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CSAIL），數據、系統與社會研究所（IDSS）以及the MIT Quest for Intelligence將全部成為該大學的一部分，其他單位也可能加入該大學。EECS（特別是該部門的電氣工程部分）會繼續與工程學院建立牢固的關係。將迅速建立一系列教師委員會，以確定EECS，工程學院和新電腦大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未來學位課程的範圍。

　　MIT依靠其在自然科學、工程學、建築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管理學等方面的實力，致力於對學生進行科學和技術知識的教育，通過優秀的教育、研究和公共服務，來為社會做貢獻。這一使命是通過創建者的遠見卓識和後繼者們“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辦學理念以及理工與人文融通，博學與專精兼取，教學與實驗並重的辦學方針來實現的。

　　MIT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地方。學生之所以報考，是因為它除了擁有最好的自然科學分院、工程分院和管理分院外，還擁有一流的建築與規劃分院、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分院；是因為它擁有學生所需要的學位計劃和課程，是因為學生們甚至新生都可以聆聽到諾貝爾獎得主的教誨，是因為學校會給學生無數的良機，讓學生與世界上著名的科學家共同研究。學生和教授間的關係很親密，在教授與高才生之間培養了一種良好的合作精神。學生們在MIT可以同與他們相似的人——科學和數學方面的佼佼者、傑出的音樂家、運動員、企業家和團體領導者共同生活和學習。MIT能為學生提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償還的資助。但“MIT並不是只要用功的學生就能念的學校”，它有高度的科學傾向和嚴格的必修科目：所有學生要在一年之內修完微積分和物理，一個學期之內修完生物和化學；二年級時，學生要求在各自不同的學科領域修完3種課程，同時要取得實驗方面的成績；為保證MIT學生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自由科學教育，學校規定每個學生要花8個學期的時間學習人文和社會學科。正因為如此，在第一年，學校為緩解壓力，全面採用了避免失敗的成績考核法。

　　MIT是一所重視科學、技術和管理的世界一流大學，它在宇宙科學、原子科學、航天技術、生物工程等領域的科學研究居美國領先地位，並因與商業界和政府的密切關係而聞名世界。MIT是高強度的、有創造力的和企業家式的。儘管它擁有一流的文藝教育計劃，但不容置疑的是，這些條件都不能當作投考MIT的主要原因，因為畢業生所得到的學位還是理學士，MIT的本質依然在於它的科學技術。

　　實用知識的教育價值觀：羅傑斯認為在工業社會，學生將從趨向於有用目標的動力中獲益。今天，這種教育價值觀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接受。MIT開設的課程“適於培養機械師、土木工程師、建築師、礦冶工程師和實用化學師”。學院還聘請了一些有創新意識的教授，如埃利奧特、愛德華·C·皮克林，他們帶來了新的教學方法和模式。正是學院的辦學宗旨和這些革新者使MIT成為埋葬僵死學術的一座“墳墓”，也成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活力的源泉。這從學生的評價中也可見端倪：這裡的教學方法對我們學生來說都是新穎的；我們告別了舊的、囫圇吞棗式的學習方法；我們感到老師是通過讓我們與大自然的直接接觸去認識它，而數學、語言和歷史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社會所要求的知識越來越多，MIT的教育重點也時刻在變，但“有用”始終是MIT的核心。也正是這一價值觀使MIT把重心放在有利於促進科技發展的領域。

　　社會責任感：為社會的利益而發現和應用知識是MIT的中心使命。1873年以前，機械工程一直是MIT的第一專業，之後與土木工程易位。這是因為當時美國有成千上萬英里的鐵路需要鋪設，還要開鑿隧道、修築橋梁、興建公共設施，這都需要大批訓練有素的工程技術人員。此外，在一戰期間，MIT還廣泛增設專業，開展與戰爭有關的科學研究。MIT為報效祖國辦起了培訓陸軍和海軍飛行員、航空工程、無線電工程師以及其它人員的專業，廣泛開展與戰爭有關的科研工作。一戰後，為尋求資金支持，學校成立了工作合作與科學研究室。根據該室與工業界簽訂的合同規定，由學院派人幫助工業部門解決科研難題。對此，有些教授大為不滿，認為重視實際問題會幹擾理論研究，但這種做法還是堅持下來了。而且這個研究室逐漸發展成工業聯絡規劃室和協作辦公室，加強了與工業界的聯繫和相互促進。1940-1946年，MIT建立了微波雷達研究機構，1951年又建立了林肯實驗室。這與1940年前經濟蕭條時期美國工業發展趨勢也是大有關係的。在冷戰日益加劇之時，國務院就前蘇聯干擾美國之音一事委托MIT在1950年年內完成一項“特洛伊”研究規劃，這項研究促使MIT於1951年組建了國際研究中心，並於1965年成立了政治學系，這個系的不少研究工作與國家的重大決策有關。1972年，為尋求解決震撼世界的能源危機新途徑，能源實驗室在MIT應運而生，有65位教授和許多研究生參與了這項工作。

　　文理相通——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MIT雖然是一所著名的理工學院，但它並不忽視人文學科的教育。羅傑斯院長在1865年建校之初，為學院規定的宗旨之一便是"提供一般的教育，使其在數學、物理、自然科學、英語和其它現代語言以及心理學和政治學的基礎上，為學生在畢業後能適應任何領域的工作做好準備。沃克院長加強了課程設置中的社會科學內容，康普頓院長通過建立人文學研究室又給了社會科學以新的重要地位。劉易斯報告否定了學院要象醫科和法律學校那樣僅為畢業班開設適應職業要求課程的傳統看法，認為：“技術的和社會的問題如此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以致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必然成為人的職業所需要的部分”。吉里安院長也指出“需要在科學與人文學之間創造更好的聯繫……，從而能從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所形成的障礙中找出一條道路”。因此MIT於1948年成立了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分院，後來又增設了政治學系、心理學系和哲學系，分院擁有一批人文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人文學系開設歷史、文學、寫作、人類學、音樂等人文課程，人文課是理工各科學生的第二主修課。內森·西林、西里爾·S·史密斯、威廉·C·格林都是MIT培養出來的著名人文學者。MIT擁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遜、喬姆斯基），在語言研究方面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社會科學方面，MIT也擁有一批出類拔萃的專家學者。國家科學基金會在一篇論述在本世紀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偉大成就的文章中，曾公佈了一批傑出學者的名單，其中有11人為MIT現任或離任的教師。它表明科技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已為人們所承認。這種相互影響在MIT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歷來體現的很明顯。格雷院長曾預言：MIT對工程技術人員進行人文學科教育的做法，“很有可能對美國的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教育不僅僅是智力的發展，也是為生活做準備。因而學生受教育的整體環境是重要的。以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為主的MIT，越來越重視文科教育，目的是為了學生畢業後能順利地承擔高級工作。在MIT，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為本科生提供了一種平衡的教育。MIT認為僅發展熟練的技術是不夠的，高等教育應使個體有能力和有效地參與集體文化。因而一種整合的教育計劃仍是MIT本科教育的原則。在MIT，“越少是越多”指導著本科生課程的設置，給予學生基礎知識以幫助他們進行終身的自我教育。更好地學習和掌握有限的基本概念與專業主題比掌握一堆事實更有助於培養未來的專家。儘管內、外部的壓力要求MIT拓寬課程，但MIT仍強調基本原理，不增加課程量。與此同時，MIT對整體課程也不斷地進行評定和修改，而不是僅僅增加需要的零散飯。

　　MIT作為一所新型大學於1865年建立時就既重視基礎理論知識又強調實際的操作能力。首任院長羅傑斯認為，學生應當從實在的數據中瞭解具體的結論。“通過實驗進行教學”是羅傑斯的教育信條。他強調積極主動的學習，讓學生尋找新的信息，因而把個人的經驗轉化成知識。MIT強調利用實驗室、工廠和電腦資源進行教學，讓本科生從事研究活動。MIT是第一所制定"大學生研究計劃"的大學。1957年，發明偏振片照相機的埃德溫·H·蘭德在MIT的講座―《偉大之產生》對MIT的教學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認為，標準的大學考試和評分制度只能壓抑學生成為偉大人物的潛力，學生不應被看作是不成熟的孩子，應被教授們當作年輕的同事，並應及時給他們以從事獨立的、有激勵性的科研的機會。為此，幾年後他專門設立了一項給MIT使用的托管基金，用來從事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工作。因而1969年MIT制定了“大學生研究機會計劃（UROP）”，它給本科生提供廣闊的、開放的、作為教師的初級同事參與研究的工作。它是以研究為基礎的本科生同教師進行智力協作的計劃。UROP現在仍是全美大學中最大和最廣泛的計劃，沒有其他哪所大學在這方面能與之比肩。

　　企業家是美國經濟改革的驅動力，他們把新的思想、方法和先進的技術介紹給商界和市場，併進行創造性的工作。企業家的精神在MIT隨處可見。即使學生對商界很少感興趣，MIT的企業家式的精神卻鼓勵學生進行有創造性的努力以產生新的制度和解決方法。學生為了求知而進行研究同應用知識使之服務於社會的觀念相配合導致了從實驗室產生的大部分成果都能應用於現實世界。如果把MIT的研究生和教師建立的公司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些公司創造的總收入將使這個國家成為世界第24大經濟強國。MIT的校友、教師和學生在美國上千個公司的創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公司位於馬薩諸塞州、矽谷、美國各地和世界上的其它國家。許多公司在生物工藝學、防禦工事、半導體、微電子、高級電腦和投機資本等方面已成為新興工業的基石。為了維持和擴展校園企業家式的傳統，MIT企業家中心對來自於學院的所有分院、系和校園社團群體的廣泛的和處於增長中的企業家式的活動、項目和資源系列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企業家中心設計和實行新的對企業家未來的實踐作鋪墊的教育和研究計劃。同時，校園內還有許多競賽和獎學金鼓勵學生去從事科學、技術和企業家的職業，激勵學生成為有創造性的個體。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高素質的學生，造就一批有批判性的、對做任何事都追求優秀的知識分子，這也是 MIT的使命和所追求的目標。正規學習與非正規教育的結合有力地促進了MIT對這一使命的完成，為MIT贏得了聲譽。21世紀高素質的學生要具備三個基本特性：判斷力、知識和智慧。具備和發展良好的批判能力和理性推理能力，不但可以深入瞭解各種科學方法，而且能獲得、評價和使用信息，從而提出和解決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發展良好的判斷力，可以形成適應巨大變革的靈活性和自信心，批判性地思考道德和倫理問題，有效地與他人交流，更好地與他人共事。在某一領域不但要有廣博的基礎知識，而且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和實踐經驗，才能把這種知識同社會的重大問題相互聯繫起來，對科技與社會間的互動有充分認識。所有這些也反映了MIT以實用知識為基礎的教育價值觀。與技術定向和知識定向的教育相區別，有結構的教育和無結構或非正規的教育的結合使MIT培養出了成千上萬的素質全面的學生，為MIT贏得了廣泛而良好的聲譽。研究、學術和集體生活一體化、學生相互間的合作以及同教師的互動成為MIT的一個顯著特征。

　　MIT制定了未來的發展戰略：

• 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和教師，給他們提供有刺激性的和有效的生活與學習環境。

• 致力於研究基礎科學，但應在把研究、學習和行動整合成一體的新模式中處於領先地位。

• 致力於學術、探究和批判精神，並擅長把工業、政府和學術界聯合起來，共同探索、解決世界面臨的主要問題。

• 繼續保證藝術、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強大計劃。

• 致力於擴大技術上和管理上的能力，但要考慮到道德和倫理問題。

• 把服務於國家作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則，但要認識到這需要全球性的參與、合作與競爭。

• 開拓新的財政來源，增加公民、聯邦政府和商業界對科學、技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理解與支持，吸引私人投資的增加。

　　1940－1950年間，保羅·薩繆爾遜應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在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形成了現代經濟學的模式。為了表彰這一成就，薩繆爾遜197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榮獲此項珠榮的第一個美國人；

　　1950年，佛朗哥·莫地利安尼提出了關係儲備的“生命圈”理論和法人財政理論，這兩項都是評判現代財政實踐的基礎。1985年，莫地利安尼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0年，塞爾維多·洛利亞繼1940年發現了傳染病毒的突變之後，在生命遺傳方面又作出了領先的工作，因此於1969年與人合得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

　　1961年，羅伯特·索勞提出了第一個經濟增長的模型。他估計了技術進步對增長所具有的絕對意義的貢獻，對國家制訂刺激新技術的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而獲得了198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7年，史帝文·溫伯格提出了一種弱力和電磁力組合的基本理論，並因此獲得了1979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1970年，戴維·巴爾的摩發現了反向轉錄酶，這是一種從核糖核酸制務脫氧核酸（DNA）起催化作用的酶。這一發現，對生物學家研究某些病毒與癌症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種技術。巴爾的摩因此於1975年獲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1974年，塞繆爾C.C.J.即丁肇中、烏里奇·貝克爾和陳明，發現了“J”質子，這指出了自然界誘變誇克的構建基元。為此，丁肇中榮獲了197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1979年，即獲獎之後，丁氏等又發現了“粘膠”誇克於基本粒子之上的一種“膠體”；

　　1984－1985年，蘇蘇穆·唐納格瓦描述了基因的結構和排列，1987年，他由於領先對人體免疫系統的研究成果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