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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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歇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及至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1842年，馬歇爾出生於英國倫敦區一個朴實的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接受他那極為嚴厲的、期望他兒子能成為一個牧師的父親的教育。但他背叛了他父親的意願，去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學習數學並獲得學士學位，並被選為聖約翰學院教學研究員。但1877年由於他和瑪麗·佩利——一個他過去的學生結婚，被迫辭職，因為當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研究員們要像牧師那樣獨身。隨後，他先後擔任布裡斯托爾大學校長，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講師和教授（那時，獨身要求已取消）。他參加過英政府組織的政策咨詢活動，還曾是1890-1994年皇家勞工委員會頗有影響的成員。1880年，他擔任英國協會第六小組的主席，正式領導了創建英國（後改為皇家）經濟學會的運動。1885－1908年任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也是英國正統經濟學界無可爭辯的領袖。

　　他於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被看作是與斯密《國富論》、李嘉圖《賦稅原理》齊名的劃時代的著作，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英語國家）替換了古典經濟學體系其供給與需求的概念，以及對個人效用觀念的強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這本書在馬歇爾在世時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專著，多年來一直被奉為英國經濟學的聖經。而他本人也被認為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者，他的理論及其追隨者被稱為新古典理論和新古典學派。同時由於他及其學生，如J.M.凱恩斯，J.S.尼科爾森，A.C.庇古，D.H.麥格雷戈等先後長期在劍橋大學任教，因此也被稱為劍橋學派。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受到當時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響，正因為這個人對他在經濟學及道德哲學方面的影響很大，馬歇爾的學術興趣逐漸由物理學轉向了哲學和社會科學。於是，馬歇爾的思想開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曾經他把西奇威克稱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後來，他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在醬主義制度下英國出現的嚴重的社會不公平，他感覺到，神學、數學、物理學和倫理學都不能夠給人類帶來“福音”，於是，他把自己的註意力轉移到政治經濟學上面來，把理解社會現狀的希望寄托在經濟學的研究上，打算從經濟上來分析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他把經濟學看成是增進社會福利、消滅人類貧困的科學。但他的核心仍然是在證明醬主義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它可以自動地保持均衡，因而馬歇爾最終還是成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西方“革命”之後的19世紀末，“新古典學派”和“劍橋學派”的創始人、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根據對大機器工業實踐發展的觀察，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一個“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命題：經濟發展可能要長期面臨規模效益和競爭效益的兩難選擇。馬歇爾提出：高效大型機器設備的廣泛必然帶來規模擴大，而規模擴大可以帶來單位產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規模經濟造就的生產集中又極易造成壟斷，壟斷又會使經濟喪失競爭活力。他認為，規模經濟和壟斷是難以分割的，社會要取規模效益，就得犧牲競爭效益；要取競爭效益，就得犧牲規模效益。這就是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中著名的“馬歇爾兩難”。

　　2003年6月9日下午，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為大型集團———錦江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揭牌，陳良宇在講話中指出，新成立的錦江國際集團要瞄準全國乃至世界市場，把優勢集聚起來，進行優化組合，充分發揮聚變效應，積极參与國際合作和競爭；在服務本地市場中，要引進競爭機制，充分發揮裂變效應，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希望錦江國際集團進一步深化改革，積極探索國有資產運作機制，把企業做大做強，更好地發揮國有資產的主導作用，為上海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新經驗，揚帆遠航，走向世界。

　　錦江國際集團的成立給本以風起雲涌的中國飯店業市場格局產生震撼，引發業內為中國飯店業龐大低效的國有資產的前途命運更多的關註。在新形勢下，中國飯店業，該如何選擇自己的戰略。

　　早在19世紀末，馬歇爾在觀察大機器工業時就發現，機器的使用帶來的生產規模擴大既可以使單位成本降低，提高生產效率，但同時又可能導致壟斷。後人把這一矛盾稱作“馬歇爾猜想”或“馬歇爾兩難”。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這個“兩難”中摸索。西方發達國家多強調“競爭優先”，倡導自由市場與自由競爭。戰後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日本政府通過選擇“規模優先”的戰略，形成後起國家的一種重要的“後發優勢”，打破先發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先行者壟斷”，促成了許多重要產業的兼併改組，使許多著名企業躋身世界排名前列。

　　世界在急劇變化。很多人曾贊譽：南韓的大企業戰略是繼傳統的自由競爭、凱恩斯的巨集觀調控、日本的產業政策之後第四個市場經濟發展的里程碑。而在亞洲危機中，南韓很多已經具備“世界級”規模的大企業接二連三出現經營危機，破產倒閉的不乏其例。而正是由於政府的干預保護而缺乏競爭與優化機制，導致南韓大企業內在缺陷無法及時暴露出來的致命傷。規模經濟的確是獲取國際競爭力的強有力手段。但規模經濟所能提供的競爭基礎只是單位產品成本降低，從而只是價格競爭的基礎。而價格競爭不過是一種初級競爭。當前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已經發展到技術、質量、品種、檔次、功能以及服務等多方面的競爭。

　　正因為如此，錦江國際集團成立引來的並非一致的贊許和掌聲，在飯店業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的今天，作為政府介入主導的產物，人們用一種複雜的心理面對這樣一種非市場化的行為。作為關註中國飯店業發展的業內人士，更多的是關註這種路徑選擇下的制度安排與資源整合後的運行效率。飯店業集團化作為一種制度變遷方式，必然改變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預期。在新的制度調整面前，如何重塑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正當化的利益預期，發揮集團化作為形式和手段的優勢以實現“做大做強”並最終實現“國有資產主導作用”和“集團走向世界”等改革目標。這是飯店業集團化必須面對的制度。這個制度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產權制度安排的效率問題，即集團化進程中應儘量避免妨害效率的制度安排。畢竟，通過飯店業集團化“做大”規模也是相對而言的，與國際著名飯店業集團相比仍然差距甚遠。

　　規模只是效率的結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中國飯店業集團化進程需要理性的思維，需要超越“馬歇爾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