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創業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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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創業導向（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IEO）

　　跨國創業導向是指反映國際化企業跨國創業過程中整體的積極性和冒險性的重要組織變數。跨國創業導向通常是與跨國創業企業在海外競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管理願景、創新性以及積極的競爭姿態相關聯的, 反映的是跨國創業企業為了追求和實現競爭和戰略目標, 所表現出來的創新性、積極性和冒險性的行為傾向。

　　圍繞跨國創業導向展開的相關研究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跨國創業導向的維度與影響因素。Zahra&George（2002）提出了國際創業的整合模型，認為可以用國際化程度、速度和範圍三個維度來測度國際創業，組織因素對國際創業行為有最直接的影響，同時，戰略因素、環境因素對國際創業與績效的關係存在權變影響。ChristopherW&S.H.Lee（2009）提出了一個跨國創業導向的二維分析框架，杜群陽等（2010）借鑒並完善Christopher等的研究，以中國上市公司中的國際化企業為樣本，實證檢驗了組織特征、公司治理等因素對跨國創業導向不同維度的影響。

　　二是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創業導向。海外子公司創業（SubsidiaryEntrepre-neurship）這一術語由Birkinshaw（1995）首次提出，他發現海外子公司的主動性和創業導向能提高當地響應，對全球學習和整合有促進作用，能有效發揮海外子公司的創業功能並對跨國公司整體優勢有所貢獻（Youngetal，2003）。大型跨國公司利用分散於各地子公司的創新和創業潛力是一項基本的戰略能力（Bartlett&Ghoshal，1989），財富500強的前100強中，有65%的公司在產品創新方面採用了內部創業機制（任榮偉、毛蘊詩，2004）。劉幫成、王重鳴（2007）指出，跨國創業導向對在華跨國公司子公司的創新能力存在顯著正面影響。張慧（2007）把海外子公司創業導向劃分為新業務開拓、產品技術創新和戰略更新三個維度，通過問卷調研，分析了不同母國來源、股權比例、成立年限的在華外資子公司創業導向的差異，並比較創業導向各維度對海外子公司績效的貢獻。

　　三是跨國創業導向與公司績效。Zahra&Garvis（2000）發現，國際創業能提高企業的總體績效，在高敵對性的國外市場開展公司創業對提高公司績效的作用尤其明顯。李衛寧、趙尚科（2010）認為國外市場知識是跨國創業導向與國際化績效的中介變數，他們選取廣東的220家中小企業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跨國創業導向對國外市場知識和國際化績效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跨國創業導向的各維度和國外市場知識各維度對國際化績效的作用不一致，我國中小出口企業跨國創業導向要轉化為獲取國外市場知識的能力才能提高國際化績效。

　　四是天生全球化企業的創業導向。Knight&Cavusgil（1996）認為天生全球化企業（BornGlobal）是指成立的早期階段就在國際市場範圍內開展經營的小型技術導向型公司，此類公司的員工規模小於500人，年銷售額低於1億美元且使用邊緣領先技術，生產的高技術產品能滿足利基市場的特殊需求。在Knight等學者看來，天生全球化企業應是技術導向型的企業，然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是一種“高技術偏見”，如張軍等（2008）譯自AntonellaZucchella的文獻區分了天生全球化企業與漸進國際化企業①，並認為應該突破對天生全球化企業僅存在於高技術領域的局限。國內外學者對天生全球化企業創業導向問題的研究仍處在起步階段：OlliKuivalainen等（2007）實證分析了創業導向與天生全球化戰略的關係，研究了創業導向與出口績效的關係。李衛寧、鄒俐愛（2010）基於廣東、浙江281家天生國際企業的數據，將產品策略作為中介變數探討國際創業導向與績效之間的關係。王玉榮等（2010）基於2007年中國工業統計數據，對天生全球化企業的股權結構與國際創業的強度和績效間的關係進行了回歸分析。

　　國內外與跨國創業導向有關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五方面不足之處：

　　一是現有研究仍是套用封閉環境下創業導向的研究框架，對企業跨國創業導向和國際化績效的分析仍處在起步階段。將創業導向理論引入企業國際化的研究是嶄新的探索，創業導向研究近年來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將創業導向置於各異的情境下展開分析。跨國創業導向的提出，絕不是文本意義上的刻板表述，開放條件下企業參與國際競合過程中表現出的全球價值創造能力，在其內涵與維度上，不能簡單的套用封閉經濟環境下創業導向的研究結論。縱觀現有研究，對跨國創業導向和國際化績效仍缺乏系統清晰的界定，因而導致建構在此基礎上的機理分析和概念模型的科學性有所欠缺。

　　二是現有文獻對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國際化企業在“跨國創業導向具體維度”，“跨國創業導向與國際化績效具體作用機理”的差異方面的分析有待深入。早期的創業研究關註的是大型、成熟企業的創業導向問題。然而，小型、新興企業在組織結構、資源獲取、網路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與大企業截然不同的特征。現有文獻對規模小、企業年齡短的天生全球化企業的創業導向問題的特殊性缺乏足夠關註，申請者認為，天生全球化企業不是漸進國際化企業的小型化版本，現有相關研究基本上採用規模化、成熟企業的研究框架和量表來考察小型的、新興的國際化企業，在研究邏輯方面是存在缺陷的。

　　三是現有文獻對中國情境下國際化企業創業導向問題的研究有待深入。國內學者已圍繞（跨國）創業導向問題展開了一系列有意義的研究。然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市場開放歷程都決定了中國企業的海外創業行為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存在顯著差異。現有文獻對我國特殊情境帶來的差異關註不夠，即使註意到這種差異，在研究方法上也大多仍停留在對國外的概念模型和測度量表的直接套用或細微調整，迫切需要建立基於中國情境，具有足夠本土解釋力的研究框架。

　　四是現有文獻對影響創業導向強度和維度的前因變數的研究尚待深入。儘管在Lumpkin&Dess（1996）的經典文獻提出調節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之後，有關創業導向與組織績效的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但現有研究陷入了在企業導向與績效間無休止追加調節變數和中介變數來構建複雜模型的困境（胡望斌等，2010），而忽視了對影響創業導向強度及維度的前因變數的研究。實際上，Covin和Slevin（1991）提出的創業導向分析的整合性框架就充分強調了外部變數、戰略變數和內部變數對創業導向影響的重要性，而後續學者對前因變數卻缺乏足夠的研究熱情，這直接導致“如何提升企業創業導向”缺乏了理論研究的支撐。

　　五是現有文獻關於時滯因素對跨國創業導向和國際化績效影響的研究有待深入。由於創業導向戰略是資源消耗型戰略，實行創業導向戰略的企業在短期內的績效可能會降低，但長期來看創業導向有助於績效的提高，因此，研究創業導向需要用動態跟蹤的方式搜集時間序列數據（Zahra&Garvis，2000）。然而，現有國內外研究大多採取截面研究的方法，似乎調節（中介）變數立即對創業導向產生影響，創業導向能迅速改進組織績效，較少使用動態的、長期的、跟蹤的研究方法，導致現有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受到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