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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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悖論（Paradox of thrift）、也稱為“節儉悖論”、“節約反論”、“節約的矛盾”、“反節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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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悖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但根據儲蓄變動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的理論，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使經濟衰退，是惡的；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使經濟繁榮，是好的，這種矛盾被稱為"節約悖論"。
一句話概括，即節約悖論是社會增加儲蓄的企圖，可能導致其實際儲蓄數量減少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消費的擴大是提高總需求水平的途徑，儲蓄的增加則會導致需求不足。在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期，一味追求節儉只能導致經濟更加衰退。凱恩斯認為，只有兩種節儉才是有益於經濟增長的，一種是在通貨膨脹時期，節儉能夠緊縮需求；另一種是在蕭條時期，如果節儉支出用於投資，可以擴大需求。[1]
節約的悖論是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推導出來的結論，它在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是存在的，是短期的。但在長期中或當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時，節約悖論是不存在的。
1936年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節約悖論，他引用了一則古老的寓言：有一窩蜜蜂原本十分繁榮興隆，每隻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後來一個哲人教導它們說，不能如此揮霍浪費，應該厲行節約。蜜蜂們聽了哲人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於是迅速貫徹落實，個個爭當節約模範。但結果出乎預料，整個蜂群從此迅速衰敗下去，一蹶不振了。
凱恩斯認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勤儉節約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說是美德，然而對整個社會來說，節約意味著減少支出，迫使廠商削減產量，解雇工人，從而減少了收入，最終減少了儲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礙經濟發展和產量、就業增加。經濟大蕭條時期的景象就是節約悖論的一個生動而可嘆的例子。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德賓(E.F.M.Durbin)甚至將“儲蓄”說成“一個特別危險的自我毀滅過程”。凱恩斯則鞭撻了節儉的儲蓄者，1931年1月他在廣播中斷言，節儉將促成貧困的“惡性迴圈”。他還告訴大家，如果“你們儲蓄五先令，將會使一個人失業一天”。由於人們對未來預期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大家都儘量多儲蓄。但是，他們不願意消費的心理和行為又導致其收入繼續下降。
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分析，是在非自願失業存在的前提下進行的短期、靜態分析。另外，還要註意到凱恩斯的分析是一種總量分析，沒有具體分析消費結構與收入結構。
國民收入均衡的條件是I=S，即投資=儲蓄。
其中 S=Y-C，即儲蓄=國民收入 - 消費
而消費則被假定為一線性函數：C=C。+cY，其中C。為不受收入影響的自發消費，c為邊際消費傾向，即增加的消費占增加的收入的比重。由於假定邊際消費傾向不變，c同時也為平均消費傾向，即消費占收入的比重。
於是有：S＝－C。＋（1－c）Y
又假定投資固定不變，即：I＝I。
於是得兩部門經濟國民收入決定方程：
I。＝－C。＋（1－c）Y
解之得：
均衡的國民收入Y*＝（C。+I。）/（1-c）
在這一式子中，c作為邊際消費傾向，是一個小於1的數，當c變大時， 1/（1-c）的值變大，國民收入Y*增加；當c變小時，1/（1-c） 值變小，國民收入Y*變小。
這意味著，當國民增加消費在收入中的比例時，將會導致更多的國民收入，使整個經濟呈現繁榮局面；而當國民降低消費在收入中的比例時，則會引起國民收入下降，使整個經濟陷入衰退。簡而言之，就是：揮霍導致繁榮，節約導致蕭條。
應該指出，這是因為在收入不成問題的基本理論前提下的現代社會，是消費制約生產，而不是生產限制消費。如果不消費或者降低消費就會使資本的運動停滯，隨後又會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停滯，最終導致生產的停滯。
近年來，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出口受到一定影響，而我國經濟發展更要仰仗內需和投資拉動。如果我們花錢多，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就大，因為額外的需求將拉動生產和就業。
比較起“儲蓄是惡習”的說法，勤儉節約一直作為我國的傳統美德被頌揚。然而現在，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裡，出現了一群獨特的“都市新貧族”，他們薪水豐厚，卻幾乎沒有存款，一發薪就立即花到服飾、化妝品、餐館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開始過著數日子等發薪的貧窮生活，他們年輕、浪漫，有著體面的工作，秉著 “錢就是用來花的”心態，周期性經歷著從有錢到赤貧的過程。這樣盲目地消費、支出而不留儲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錢的時候，馬上就會斷糧而陷入困境，因為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不可能把他們的問題全包下來。中國現在大多數家庭還沒有真正邁入小康，一部分人還在貧困邊緣掙扎，如果沒有平時一分一釐的節省，又怎能拿出錢來支付孩子高額的上學費用，又怎能在有病時買得起昂貴的藥品？
事實上，對於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迫切需要積累資金(資本)，應該提倡節儉，鼓勵儲蓄，通過降低利率而增加廠商對資金的需求，總支出不一定會下降。要解決“節儉悖論”，關鍵在於不要讓儲蓄的資金閑置起來，而是要把儲蓄轉化為投資，擴大和提高生產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銀行應增加有效貸款，把錢用到刀刃上。
節約悖論的現實運用及評價[1]
從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根本目的出發，倡導節儉或鼓勵消費都是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進而滿足人類的需要。倡導節儉或者鼓勵消費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對節儉的不同態度可表現為單個家庭的節儉、國家財政的平衡預算與單個家庭的擴大消費、國家的赤字財政兩個完全相悖的增長方式上。然而，通過考察西方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經濟實踐中這兩個完全相悖的模式卻同樣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18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古典主義崇尚節儉的自由放任時期，資本主義由原始積累快速走過產業革命的初期到達成熟期，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據W.W.羅斯托的研究，1705-1785年世界工業年均增長率僅為1.5%，而1780-1830年達到2.6%，1830-1840年為2.9%，1840-1860年達到3.5%，1860-1870年為2.9%。20世紀30年代，在凱恩斯提出節儉反論後的國家干預主義時期，實施反節儉的赤字財政政策將陷入深度危機的資本主義解救了出來。1945-1960年，美國的CDP增長22.98%，1960-1968年增長42.05%。
同時，經濟實踐中這兩個完全相悖的模式也同樣會造成經濟的停滯甚至倒退。古典主義的節儉論.雖然幫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產業革命，但其後卻引發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此起彼伏。這種危機在1922-1933年達到頂點，導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極度蕭條。1932年較1929年，美、英、德、法工業總產值分別下降了78.8、16.6、45.4和42.9個百分點。失業率急劇上升，其中美國高達25%。
凱恩斯的反節儉的赤字財政政策雖然使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脫離了生產過剩危機的泥潭，但其後卻帶來了經濟“滯脹’的危機。這種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的經濟“滯脹”，在20世紀70年代將西方國家卷入了經濟衰退的漩渦。美國1977-1980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6.5%7.5%.11.5%和13.5%；失業率分別達到了7.5%、6.1%、5.8%和7.1%。這嚴重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領域的統治地位。
因此，關於節儉悖論，我們應抱著科學和客觀的態度對其進行全面的、歷史的分析和評判，而不能簡單、片面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無論是古典主義的節儉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的反節儉論，以及各自的實踐效果，都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發展階段以及社會狀態相聯繫的。只有適度的、與經濟發展水平及特點相適應的消費和儲蓄政策才是合理而有效的，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否則，只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唯此，才能正確而理性地認識和把握其理論內涵及其適用性與局限性，併在經濟實踐中揚長避短、相機抉擇。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