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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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科學知識社會學又稱社會建構主義，是隨著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而出現的，是一個兼收了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新的研究領域。SSK最早出現於 20世紀70 年代的英國，而後便得到迅速發展，目前已經取代了傳統的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地位，成為英國、法國、北美科學社會學研究的主流。布魯爾將 SSK的研究內容概括為四點：各種群體的總體性社會結構與群體所贊同的宇宙觀之間的關係；社會因素(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等)與科學發展的關係；文化的非科學特征與科學的關係；訓練過程與社會化過程在科學行為中的重要性。可以看出，SSK對科學的關註點從結果轉到過程，研究科學發現及其確立過程中的社會因素，從而打開了科學發現的黑箱；同時，又由於他們只註意到了其中的各式各樣的利益因素、修辭因素，並把科學意識形態化，卻忘記了科學賴以存在的客觀基礎，最終走向了相對主義。這種解構科學的立場，遭到了哲學家、傳統的科學社會學家和科學家的一致而又激烈的反對。一般說來，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相對主義、自然主義方法和陌生人原則、反身性問題等。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思想淵源。

　　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德國的圖賓根學派有一個“教會編史學”，認為應該把正統的思想與非正統的思想都給予中肯的對待。SSK的倡導者認為這對他們有啟發。第二個淵源是舊知識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屬於歐洲哲學跟社會學相結合的產物，但它在19世紀20、30年代發展起來以後就停滯不前了。第三個淵源是1962年科學哲學家Kuhn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個淵源是Wittgenstein後期的哲學。最後一個淵源是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SSK認為這些正統的科學哲學對科學的描述都給了人錯誤的印象，是過分理想化的描述，是有問題的。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脈絡：在歐洲起源及在美國傳播。

　　SSK的發展起源於英國。創始人物是愛丁堡學派的Barnes和Bloor，目前其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是巴斯學派的首領人物Coollins。這三個人的名字首字母可合寫為“BBC”。還有一個代表人物是Mulkay，他跟後現代主義也有一定關係。

　　SSK在英國起源以後，馬上影響到法國。法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Latour。他受到SSK的啟發，70年代到美國做了一項調查工作，主要任務就是把科學家當作動物一樣進行觀察，觀察結果寫了一本名為《實驗室生活》的經典著作，這本書奠定了巴黎學派的基礎。

　　SSK真正成氣候是在它傳播到美國以後。SSK在美國能成為正統，有幾個主要的代表性學者：一是西海岸的領軍人物UCSD的Shapin，他是從英國來到美國的；二是美國中部UTUC的Pickering，他寫了一本非常名著，叫《建構誇克》；第三是美國東部Cornell的Pinch。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背景

　　SSK作為一門學科興起的一個總體背景是，20世紀的科學由小變大，成為一種“大科學”。當科學的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時，就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這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一個發展契機。

　　SSK於70年代初在英國崛起，如皮克林所言，它區別於傳統科學元勘的特點有二：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品來理解，科學探索過程直到其內核在利益上和在建制上都是社會化的。第二，SSK的研究方法是經驗主義的和自然主義的。在整個70年代，SSK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人員分佈都很清楚，公認在英國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上文提到的愛丁堡，另一個是巴斯(Bath)。愛丁堡學派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理解把巴斯包括在內，也包括馬凱(Michael Mulkay)所在的約克(York)郡，甚至把後來英國之外的許多方法上差別較大的科學元勘包括在內。狹義的愛丁堡學派以巨集觀方法見長，努力追蹤經典社會變數(如相關群體的利益)與相關群體的知識內容之間的因果聯繫。如果與傳統默頓科學社會學相比，愛丁堡學派的研究只能算“中觀”，不能算“巨集觀”。而巴斯學派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為主帥，以微觀方法見長。他研究了許多科學爭論案例，試圖展示知識的生產是科學行動者(actors)之間偶然“談判”(或譯協商)的結果。

　　近些年巴斯學派的研究方法影響超過了愛丁堡學派，這主要歸功於柯林斯。與愛丁堡學派一樣，目前地理意義上的巴斯學派也已不存在，柯林斯已轉到加的夫威爾士大學主持一個“知識、技能與科學中心”的工作。柯林斯1985年出版《改變秩序》一書，1992出第二版，全書分6章，分別討論了知覺與秩序的神秘性、可重覆性觀念、重現TEA激光、探測引力輻射、某些超自然實驗和歸納推理的社會學解決方案。反對者認為他研究的儘是些“邊緣”性科學案例，即介於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具有很強探索性的研究，據此解釋整個科學事業是不准確的。

　　1993年柯氏與美國康奈爾大學賓茨(Trevor Pinch)合作出版《科學勾勒姆》，1998年倆人又合作出版《技術構勒姆》，這些書牢牢確立了巴斯學派的研究風格，也引起學界激烈討論。1995年《科學勾勒姆》獲美國社會學會頌發的默頓圖書獎；1997年柯林斯獲貝爾納“科學之社會研究傑出貢獻獎”。應當說明的是，柯林斯的風格與觀點無論與默頓還是貝爾納都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他能得此兩項大獎略有諷刺意味，但也說明柯林斯的工作確實影響巨大，另外也表明評獎委員會思想解放，確有雅量。

　　考慮到滯後效應，在70年末甚至80年代初以前，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就算愛丁堡和巴斯兩個。但是到了70年代末英國以外的學者也從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新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出現了，它們與SSK的思路與方法部分重疊。

　　1979年拉圖爾(Bruno Latour)和伍爾加(Steve Woolgar)出版著名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全書採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對美國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進行了兩年的研究，突破了經典SSK的模式。拉圖爾現在法國礦業大學創新社會學研究所供職，當時他是以年輕哲學家的身分進入梢克研究所的，伍爾加當時已是英國一名社會學家。此書出版標志著巴黎逐漸成為科學元勘的一個後起之秀。在80年代中期，拉圖爾與同事卡龍(Michel Callon)合作倡導“行動者網路”理論(ANT)，自此SSK的“巴黎學派”正式成立。但與此同時，巴黎的學者竭力想與英國學者劃清界線，而愛丁堡學派和巴斯學派也都指責拉圖爾等違背了SSK的基本綱領。1986年《實驗室生活》出第二版時，作者將此書的副題有意進行了改動，刪除了“社會”兩字。在新版“後記”中作者坦言，隨著科學之社會研究的不斷發展壯大，形容詞“社會”已不象以前那樣具有“對抗”意味。作者說：我們毫不羞愧地承認“社會”這個詞不再具有任何特殊含義。“社會”一詞對頓學派有意義，可用“社會”一詞定義排除了對科學內容的考慮後的研究領域。另外它對於愛丁堡學派還有意義，他們嘗試用社會變數解釋科學的技術內容。而拉圖爾等人的工作是用人類學方法對科學進行內在論的描述和解釋。於是對拉圖爾而言，“科學之社會研究”中的社會已不再具有實質含義。1987年拉圖爾出版《運作中的科學》，1991年以法文出版《我們從未現代過》，英譯本1993年出版，1997年已第4次印刷。最近又出版《潘多拉的希望》。這些書影響巨大，勢頭已超過愛丁堡學派。

　　大約與拉圖爾同時，另一項重要的關於實驗室的研究工作由女學者諾爾-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生於奧地利，美國籍，現在德國)完成，1981年她的名著《知識的製造》出版。1983年她與馬凱主編《科學被觀察：科學之社會研究展望》。此時美國學者加芬克爾(1983)、蘭希(1985)和利文斯頓(1986)也用人種志方法來研究實驗室科學和數學，利文斯頓1986年出版《數學的人種志方法基礎》。科學哲學家哈金(1983)、卡特萊特(1983)和法因(1986)在自己的領域內發展了“經驗適當性方法”，研究工作部分與SSK重疊。崔蒙小組(Tremont group)的福村、斯塔爾和蓋松(1987)發展了實用主義的符號互動理論。蔡維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學家。(據A.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在英格蘭馬凱和吉爾伯特(1984)提出了“話語分析綱領”，將SSK方法與後現代文本分析技術結合起來。1991年馬凱出版文集《科學社會學：一種社會學的朝聖》，他將此書獻給科學社會學之父默頓，捲首引用了班揚(J.Bunyan,1628-1688)《天路歷程》中的一段。此書回顧了作者科學社會學研究的經歷，帶有方法論總結的性質，他將自己的研究方法劃分為三個階段：1)常規分析：揭示科學的社會世界，2)話語分析：展示科學家如何建構其社會世界，3)新寫作形式：探索文本的多重世界。邁爾斯(G.Myers)的《書寫生物學：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文本》(1990)就是此思路下的產物。但邁爾斯也同時批評了柯林斯和馬凱的方法的局限性，因為他們似乎都暗示文本之外無物存在。在邁爾斯看來，如果伍爾加和馬凱是解構主義者，蘭希則是現象主義者。

　　1992年皮克林編輯《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試圖實質性推進SSK的發展。他特別強調實踐和文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反思了SSK過去的極端主張。他認為SSK中應當去掉一個K(指知識)和一個S(指社會)。因為科學實踐研究的中心主題已不是知識本身。那麼為什麼要再刪除“社會”字樣呢?皮克林的解釋是，對於理解完整科學實踐和科學文化而言，要考慮許多因素，這其中包括社會因素和非社會因素，但現在不應再強調社會因素的優先地位。實際上皮克林個人的觀點已背離狹義的愛丁堡傳統，而傾向於巴斯的柯林斯和巴黎的拉圖爾。如果按照皮克林的理解，整個SSK研究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似乎又回到了或者說只剩下了朴素的Science Studies，即科學元勘。SSK的案例研究還會如雨後春筍一般不斷涌現，但從邏輯可能性看新鮮見解很難再出籠，SSK肇始的一系列科學元勘運動已基本告一段落。

　　最後提一下與SSK有關的學術論戰。近20多年圍繞SSK的爭論此起彼伏，也可以說SSK在論戰中成長，這既包括與外部的論戰，也包括內部派別之間的論戰，後者反而更多些。限於篇幅這裡僅列出若幹爭論的主角：勞丹與布魯爾，拉圖爾與布魯爾，卡龍+拉圖爾與柯林斯+耶雷(Steven Yearley)，伍爾加與柯林斯+耶雷，蘭希與布魯爾，賓尼克(Cassandra Pinnick)與沙賓+斯卡佛(Simon Schaffer)，蓋爾(G.Gale)+賓尼克與梅茲(Martina Merz)+諾爾-塞提娜，科爾與拉圖爾+伍爾加，等等。

　　勞丹有個女博士(現為西肯塔基大學副教授)賓尼克，曾在南加州大學和夏威夷大學學習數學和哲學，90年代初跟隨勞丹作博士論文《合理性理論與SSK的強綱領》。她在“霍布斯/玻義耳爭論之強綱領案例研究錯在何處?”一文中，嚴厲批評了愛丁堡學派的最大部頭著作《利維坦與氣泵》(英文有440頁)，認為該書對科學史的敘述有偏見，是用現在的因果論題去強行整理玻義耳/霍布斯時代的科學與社會關係，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即霍布斯和波義耳的科學哲學(自然哲學)是由他們的政治哲學決定的，進而他們關於自然的哲學信念和認識論、方法論很大程度上都是非理性原因造成的，特別地是社會政治原因導致的。賓尼克還指責了作者下述說法：“當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認知(knowing)形式的約定性和人為性，我們就置自己於這樣的境地：正是我們自己，而不是實在將對我們知道什麼負責。”(Steven Shapin & Simon Schaffer, Leviat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44)賓尼克說，沙賓等並沒有真正證明這種因果關係，這種關係反而好像從其綱領中先驗地引伸出來的 (據賓尼克送給本文作者的手稿Shapin and Schaffer:caught in a sandy shoal of the shallow, Feb. 1999)。

　　SSK運動以案例研究取勝，在最近20多年裡生產了一大批成果，其中相當多是關於科學的歷史研究和關於當代科學研究過程的現(field)研究(對應於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沙賓1982年撰寫的綜述性長文“科學史及其社會學重構”既為強綱領提供了經驗基礎也為後來的案例研究提供了諸多啟示。布朗在文集《科學的合理性》中特別提到三個案例：弗曼論魏瑪文化與因果性，沙賓論愛丁堡顱相學論戰，法利和蓋松論生命之自然發生說的背景(參見《國外社會學》1998年第3期)。這樣的案例極多，實際上柯林斯的著作幾乎全部由這樣的案例構成。《建構誇克》、《改變秩序》和《書寫生物學》三部書名語法結構(現在分詞+賓詞，當今文學界和社會學界還有類似的著作，如《閱讀女人》和《書寫文化》等)相同的SSK著作研究的都是或大或小的案例，不過正如邁爾斯所言：“這些書名正反映出這樣一種傾向：人們關註的焦點已不再是主題，而是如何處理主題的過程。”

　　愛丁堡學派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Scientific Knowledge，簡稱SSK)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恩斯、布魯爾、早期的皮克林。愛丁堡學派的思想淵源可直接追溯到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迪爾凱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愛丁堡學派的基本觀點主要有：理論核心“強綱領”，說明模式“利益理論”，建構方法“有限論”。

　　一、理論核心：強綱領

　　最能代表愛丁堡學派觀點的著作是布魯爾的《知識和社會意象》，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強綱領”。何謂“強綱領，’?即主要理論取向是對科學知識的成因進行社會學說明。社會學說明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學理性說明，但是與傳統的理性主義所認為的學理性說明相比，在客觀性、確定性、精確性、可重覆性方面都大打折扣。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以前，人們在從傳統的理性主義角度對科學知識的成因進行研究和說明的過程中，對社會因素與不合理的因素是同等看待的。愛丁堡學派則認為，各種社會因素不僅始終存在，而且對於知識的形成過程來說是發揮決定性作用。正如布魯爾本人所指出的那樣：“我之所以稱之為‘強綱領’，是為了使它與(相對來說比較)弱的，僅僅對錯誤作出說明、或者僅僅對那些有利於知識的一般條件作出說明的目標形成對照。有一些批評者認為，‘強綱領’之所以被稱為‘強’，是因為它體現了下列主張，即知識‘純粹’是社會性的，或者說知識完完全全是社會性的(比如說，就像知識根本沒有任何來自實在的、感性方面的輸人物那樣)。這完全是一種誤解。隱含在‘強’這個語詞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下列觀念，即所有知識都包含著某種社會維度，而且這種社會維度是永遠無法消除或者超越的。

　　那麼，強綱領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呢?布魯爾在《知識和社會意象》一書中提出了它的四個信條：其一，它應當是表達因果關係的，也就是說，它應當涉及那些導致信念或者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其二，它應當對真理或謬誤、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敗，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其三，就它的說明風格而言，它應當具有對稱性。其四，它應當具有反身性。從原則上說，它的各種說明模式必須能夠運用於社會學本身。

　　布魯爾和愛丁堡學派其他成員所堅持的，就是由因果性、公正性、對稱性和反身性這四個信條組成的強綱領。概括地講，強綱領所主張的是，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在內的所有各種人類知識，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所有這些信念都是相對的、由社會決定的，都是處於一定的社會情境之中的人們進行協商的結果。因此，處於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群體、不同民族之中的人們，會基於不同的社會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擁有不同的知識。

　　在這裡，因果性信條所規定的實際上是對進行這種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要想研究知識的社會成因，就必須從因果關係的角度出發，去研究究竟是哪些條件使人們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識。它要求社會學家應當把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和信念，都視為社會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公正性信條是因果性信條的深化和具體化，要求研究者不僅對任何知識和信念都要解釋清楚其產生的原因，而且對於任何知識和信念的正反兩個方面也都要同等地解釋清楚其產生的原因。對稱性信條是對公正性信條的補充和深化，意思是對於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不僅都要給予解釋，而且解釋的時候應當對等，不應用兩套標準。反身性信條意思是，對於科學知識社會學來說，它用來研究科學知識社會的一切理論和方法，應當同樣適用於它自身，因為它本身也是一種知識。

　　強綱領的中心是公正性信條和對稱性信條。為理解科學知識的生產，研究者對所有對立的論斷應該保持著一種中性的立場。這種方法論原則被稱之為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理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建構主義的核心，目的是使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等認識論依據失去效力。強綱領的相對主義傾向主要體現在，它堅持認為一切知識都是相對的，由社會建構和決定的，隨著社會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這種觀點而言，它不僅像以往的相對主義觀點那樣強調知識的形式(概念、範疇、表達方式等)的相對性，而且還主張對知識的內容進行具有相對主義色彩的說明。就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而言，這種傾向居於主導地位。

　　二、說明模式：利益理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研究方法。從研究的視角和場點不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經驗研究工作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綱領，如，行動者網路綱領(實驗室研究)、利益分析綱領、經驗相對論綱領、批判編史學綱領、話語分析綱領、反身性綱領等(這些綱領都可視為強綱領的亞綱領)，其中，利益分析綱領就是愛丁堡學派從巨集觀上側重於在結構水平上對那些影響科學知識內容之建構的社會環境因素進行經驗分析的一種綱領，通常被稱之為愛丁堡學派的“利益理論”。

　　“利益”是愛丁堡學派的一個主要概念，也是一個相對模糊和多義的概念。這裡所說的“利益”，可以是經濟、政治或宗教利益，可以是認識利益或專業利益，也可以是職業利益。同時，利益作用於科學知識的方式是千差萬別的，可以因具體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的不同而不同。

　　 愛丁堡學派的利益理論是與它的經驗研究引人自然主義的方法論，以貫徹強綱領的公正性和對稱性原則一致的。自然主義儘管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中有不同的用法，但其最典型的涵義是，所有的人類活動都可以被理解為完全自然的現象。巴恩斯說：“社會學家所關註的是對那些被認為是知識的東西的自然主義理解，而不關註對什麼東西值得被作為知識進行評價性估斷。在他看來，利益就是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自然動因，它並非總是導致偽的、非理性的或失敗的知識。這樣，利益說明就可以與科學知識的增長聯繫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利益理論還表明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因果性。傳統實證主義的觀點把個體的人看成一個對外部刺激作出反應的空洞的木偶，這種因果觀點只涉及到個體的外部條件。這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因果解釋肯定不能僅僅涉及到外部的影響，其行為必須涉及到認識主體的內部狀態。另外，傳統的因果解釋在邏輯上被認為與人類的自主性相矛盾，與個體的能動性、判斷、決定與自主行為能力的觀念相矛盾。那麼，在科學活動中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原因是什麼呢?愛丁堡學派的回答是：科學家的社會目標與利益。“在科學活動中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原因是目標和利益，這些目標和利益被那些按照這種方式而不是按照那種方式操作的活動所推進。在數不清的各種方式中，相似性和差異性彼此對抗，但是在特定的目標僅有一種實現方式的特殊的情境下，可以認為一種行為可以基於任何的目的進行。……在所有的實際情境中，目標和利益總是與科學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並且成為建構科學研究整體的系列科學活動實際運行的原因。目標和利益有助於解釋作為目標導向或利益行為的特定結果的特定變化。……更進一步，每一個行為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有原因的行為，無法想象一個行為會有某種另類的‘沒有原因’的形式存在，無法想象如果科學家是‘無私的’，沒有目標導向，‘理性本身’就會賦予某種行為以這種方式。巴恩斯也指出：“如果科學家沒有利益，或者說沒有一種目的導向，研究就無法進行。這一目標完全是為瞭解釋科學家的理性活動，這樣的活動應該被理解為有目的與有導向的，導向性的目的引起了這一種活動而不是另一種活動。

　　三、建構方法：有限論

　　談到愛丁堡學派時，大家對“強綱領”、“利益理論”較熟悉，而忽視了它的另一個核心思想—“有限論”。可以說，有限論是愛丁堡學派社會建構主義的一種方法論。有限論是關於概念的本質和概念的應用的一種學說，它是建立在分類基礎上的。我們要理解有限論，首先要看愛丁堡學派是如何理解分類及分類的基礎等問題的。

　　愛丁堡學派的主要代表巴恩斯等人認為，我們只要談論事物就是在談論某一類事物或某一種事物。關於分類，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個體對自然對象和事件進行考察，把相似的彙集在一起，把不相似的彼此分開；一種是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個體在看其他人在做什麼，或者在看老師在做什麼，並且像他們一樣以相同的方式把對象彙集起來，像他們所做的那樣進行分類，用他們使用的語詞確認所產生的類別。在第一種情形中，分類的基礎是對經驗的意識；在第二種情形中，分類的基礎是對一種傳統實踐的意識。這兩種情形似乎都捕獲到分類所包含的一些東西，但二者的關係如何呢?答案是：經驗本身是科學活動的基礎，我們用我們的語言形式描摹個體事物之間的顯而易見的差異和相似；傳統則僅僅是傳遞這種標準的描摹，並且很快使後繼的一代人獲得這種描摹。當人們進行分類時，人們幾乎總是求助於因襲的概念和分類，並且運用這些已經存在的概念標記他們遭遇到的新的對象和實體。

　　布魯爾等人系統地列舉了有限論的核心主張，包括：概念的未來應用是開放式終結的；沒有任何一種分類活動是永遠正確的；所有的分類事實都是可以修改的；對一種概念的連續性相繼使用並不是孤立的；不同概念的應用並不是相互獨立的。限論認為，“一個概念的先前應用並不能決定這個概念的後繼應用。這一點也許還可以換一種方式表達，每一次的概念應用行為都是全新的和創造性的過程。就是說概念本身對概念的下一次應用不會產生既定的內容。偶然性無處不在，每一次的概念應用行為在原則上都是實用性的。這裡，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有限論的含義：第一，它意味著，當要作出一個關於概念正確運用的決定時，我們不可能求助於概念的內涵或正確使用的規則。這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是根本沒有與概念密切相關的東西存在，如含義或內涵；二是不存在概念正確運用的規則，因為每一種情況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每一個概念運用的例子都是新的。第二，一個人或一個社會中所具有的先前的概念或知識的運用並不能清晰地或非常正確地決定新情況下概念的正確運用。因此，關於何謂概念正確運用的決定，最後總還是基於運用場合中的特別判斷，或者用巴恩斯的話來說，“會涉及到一系列的現場的判斷過程”。第三，人們不可以在同一概念被運用之前就可以決定那種現象符合或超出了這一概念的外延，恰恰是在運用情況中我們才可以決定一種現象是否被包括在一個概念的外延之中。有限論並不建立在世界萬象自然分類這樣一種前提上。相反，有限論的前提是，任何被任意選擇的現象都會在同一時間與其他現象有共同之處和不同之處。

　　有限論代表了一種揭示科學知識本質的科學理論，或者說是這樣一種科學理論的開始。有限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揭示了社會過程滲人知識領域的內在方式。這是因為，表現為每一個概念應用活動中的偶然性也包含著社會偶然性。例如：概念應用者的目的和目標，概念應用所顯示的利益，概念應用的傳統導向，概念應用所依從的慣例，以及當下支撐或決定概念應用的力量等”。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愛丁堡蔑鉀從社會學的角度揭示出科學研究中許多富有成效的方向。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意味著科學研究開始真正從邏輯實證主義的象牙塔走向了生活實踐。然而，它向科學是純理性的活動這一見解提出挑戰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過分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維度研究，在知識論領域幾乎導致了極端的相對主義。這種突出強調社會維度的決定作用的相對主義傾向，會從根本上徹底抹殺各種科學知識的客觀內容和存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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