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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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看不見的手，一詞是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命題。最初的意思是，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只考慮自己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即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後來，“看不見的手”便成為表示資本主義完全競爭模式的形象用語。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人人為自己，都有獲得市場信息的自由，自由競爭，無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

　　亞當·斯密的後繼者們以均衡理論的形式完成了對於完全競爭市場機制的精確分析。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生產是小規模的，一切企業由企業主經營，單獨的生產者對產品的市場價格不發生影響，消費者用貨幣作為“選票”，決定著產量和質量。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價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的變化，其功能一是配置稀缺資源，二是分配商品和勞務。通過看不見的手，企業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由競爭的勞動力供給決定的工資，土地所有者獲得地租。供給自動地創造需求，儲蓄與投資保持平衡。通過自由競爭，整個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在處理國際經濟關係時，遵循自由放任原則。政府不對外貿進行管制。“看不見的手”反映了早期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的經濟現實。

　　看不見的手，揭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所存在的一個悖論。認為在每個參與者追求他或她的私利的過程中，市場體系會給所有參與者帶來利益，就好像有一隻吉祥慈善的看不見的手，在指導著整個經濟過程。

　　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看不見的手”只是一個比喻的、描述性的說法。現在，“看不見的手”已成為經濟學界的專業術語廣為流傳，但人們對它的理解各有不同：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羅納認為，“看不見的手”在《國富論》中是用來比喻說明過程的有益結果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看不見的手”是斯密對一種經濟運行方式的設想，在這一方式中，千百萬人的自願行動可以通過價格體系來協調而無需一個人為的指導中心；還有人認為，“看不見的手”就是資本主義競爭的自發力量或自發勢力；也有人認為，“看不見的手”就是價值規律；另有人認為，“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調節，而與之相對的“看得見的手”就是計劃調節，等等。由於斯密最初使用“看不見的手”只是一種比喻性描述，這就為後繼者的自由闡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斯密認為，經濟的自然發展、追求自利的自由活動，完全會水到渠成地有次序地滿足社會的需要。“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須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

　　“看不見的手”作為一個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術語先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在寫作《道德情操論》時就已經意識到了社會所具有的特定的經濟過程、特定的運行方式所具有的巨大功能。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到地主的私欲和奢侈，使窮人們得以生活，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富人們被“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對生活必需品作出的分配，這種分配同在自然平等的狀態中將存在的分配幾乎一樣。

　　各個人純粹出於利己目的的活動，其結果不僅滿足和實現了自己的目的，而且還附帶地、連帶地產生出一個客觀的、積極的利及他人和社會全體的後果。從利己的動因開始，經由一個現實的經濟活動過程產生了出人意料的積極後果。斯密“看不見的手”這一術語明顯地包含著對原因與結果的某種不一致性的比較，僅僅具有利己的動力，沒有特定的經濟過程和經濟運行方式是難以產生出上述結果的。因此，“看不見的手”必然包含著某種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力量，必定包含著特定的過程性、制度性的內容，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過程、制度與運行方式。

　　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對“看不見的手”的表述都使用了“an invisible hand”而不是“the invisible hand”，都是泛指而不是特指，斯密把他所意會到的而難以用明確的經濟學術語傳達的思想都納入“看不見的手”這一術語中。可見，他的“看不見的手”這一術語保持著內容上的開放性和擴張性。從斯密對“看不見的手”的闡述來看，凡是出於單純的利己動機而結果卻意外地造成了有益於社會的後果，這一過程所包括的特定條件、機制、運行方式等等方面都屬於“看不見的手”的內容。^[1]

　　正常情況下，市場會以它內在的機制維持其健康的運行。其中主要依據的是市場經濟活動中的經濟人理性原則，以及由經濟人理性原則支配下的理性選擇。這些選擇逐步形成了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這些機制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著每個人，自覺地按照市場規律運行。

　　市場機制就是依據經濟人理性原則而運行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消費者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做購買的決策，生產者依據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做銷售決策。市場就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根據價格的自然變動，引導資源向著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這時的市場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的相互作用下，推動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做出各自的決策。

　　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在十分強調巿場機制對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的同時，又明確指出，市場機制並非完美無缺，也會出現失誤。

　　第一，企業聯合和集中可能出現壟斷力量，這是一般的經濟趨勢。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相對狹小，聯合和集中的企業易於憑藉其規模經濟的優勢而壟斷市場。它們會從價格承受者的地位轉變到價格決定者的地位，限制產量，提高價格，以取得超正常利潤。

　　第二，基礎設施需要龐大的投資，一般企業難於承擔，基礎設施的效益是長期之後才會產生的，一般企業難以久待。因此，政府應從巨集觀考慮，對基礎設施投資作出全面的計劃安排。

　　第三，企業造成的外在經濟負效益或成本，也需要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如污染源的企業，缺乏控制污染的積極性。對此，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預，用稅收等手段迫使企業付出的成本接近或等於社會成本，把污染控制在最低水平。

　　第四，市場的自由發展必然會出現投機。儘管從某種意義上說，投機並非完全是有害的經濟活動。投機可以增加市場的交易量，有利於商品買賣，但是，投機顯然具有使經濟不穩定的性質。

　　第五，在市場中，企業往往受到風險和擴大規模的障礙。企業如果對風險估計過高，或者膽識不足，即使一種新項目頗有前途，又有利於國計民生，它們也不會去投資。較大生產規模的項目需要較大的資金，企業從市場上接受資金的能力是有限的。

　　第六，市場價格不能反映發展的動態效果。市場價格並不能真實反映實際成本，如果聽任市場機制去自然調節，這類工業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壯大。為了取得國民經濟動態發展的效果，政府不能不採取必要的管理措施。

　　第七，市場無論多麼完善，市場機制無論運行得多麼靈活，總不能保證國家目標的實現。例如，普遍富裕一般是發展中國家的奮鬥目標，而市場機制帶動下的經濟增長往往是少數企業或個人領先的，而對貧困的減輕是人民企望的目標，它的實現不能曠日持久。

　　第八，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的形成和發展有賴於政府去推動和促進。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生活在窮鄉僻壤，他們對市場信息也很不靈通，既不能從市場得到好處，更不能積極促進市場發展。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了幾百條冰箱和彩電生產線，政府計劃部門驚呼：“重覆引進，浪費資源”，並連下數道“金牌”加以制止。然而到下麵沒人買賬，冰箱彩電發展勢如破竹。“看不見的手”起了巨大作用。經過十幾年的兼併重組淘汰，中國成了世界冰箱彩電出口大國。高度壟斷、嚴密呵護的汽車行業至今仍是國家最大的保護對象，50歲了還是“幼稚產業”。

　　有這樣一則故事，說的是山西某國有紡織廠在全國紡織行業連年不景氣情況下，生產經營蒸蒸日上，當記者問廠長有什麼訣竅時，他說：“您是想聽實話還是官話?”“當然是實話。”“實話就是我們這裡，交通不便，上級領導一年到頭也不來一趟，沒法指導廠里工作。”這則故事是說少了行政干預，“看不見的手”照樣是撬動經濟發展的杠桿。

　　“看不見的手”不是萬能的。到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爆發了，首先從美國開始，股市崩盤、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工人失業……人們一夜之間突然發現“看不見的手”把經濟攪得一塌糊塗。於是，這時又出現一隻“看得見的手”，也就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

　　什麼時候須用“看不見的手”，什麼時候用“看得見的手”，“看得見的手”管什麼，怎樣管？的確是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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