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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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閥在古代指有權勢的貴族,在現代漢語大辭典中指憑藉權勢而獲取特殊地位的個人或者集團，譬如在軍隊、金融、政黨、學術界獲取特殊地位的分別稱之為軍閥、財閥、黨閥以及學閥。

　　在當下，“學閥”一詞是指憑藉勢力把持教育界或學術界的人。

　　正因為高校有這種”學閥”現象﹐出現了譬如屠呦呦在不是中科院院士的情況下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SCI論文中國學者發表論文數量連續六年高居第二但被引率卻較低。對於這種現象﹐要對其追根溯源進行多角度的分析。

　　（一）生活壓力促使了”學閥”的產生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高昂的物價、房價對學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大部分高校教師的工資收入在房價面前顯得”不夠看”，這樣的現象在一線、二線城市中尤為突出，這樣巨大的經濟壓力是迫使學者尋求更加廣泛利益來源的直接動機。而目前職稱終身制規定了學者只要被評為教授就能終身享有教授的福利，制度的不合理促使了一大批”學閥”的產生。儘管目前正在積極進行教師職稱工資的改革，但在高校中職稱對於教師收入仍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首先，職稱與基本工資、五險一金等福利息息相關，這些福利的提高可以直接緩解物價、房價等對學者造成的經濟壓力。其次，職稱越高越容易獲得行政職務﹐擔任行政職務者工資比同級職稱者高20%左右﹐亦體現在課題收入上。最後﹐各類課題申報中往往職稱越高申報成功的概率越大，這些課題往往有著配套的課題經費，相比於教師的基本工資收入，高額的課題經費對於他們來說有著很大的誘惑力。面對這樣的誘惑力，亦或者是在這種利益驅動下，許多學者自然想要成為”學閥”。

　　（二）特殊歷史因素促進了”學閥”的產生

　　學者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疆拓土，比國外儕輩更快地奠定了其崇高的學術地位。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特殊政治原因導致大部分學科陷入空白的境地，學者在那個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絕無可能實現的。對此，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教授應星將那一批學者稱之為”新父”（在語義中與本文的”學閥”相近）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造就了”新父””學問的底氣虛弱，而進入學界後成名太快又使他們的精力早早地陷入會議、派系和資源的泥潭”。並且這群”新父”懷有對權力的迷戀和名利的貪婪，而這源於他們早年的饑餓記憶、求學艱難、人格受辱、求學期間的困窘產生的心理扭曲和求償心理。這樣的觀點稍顯偏激，那個年代的學者顯然並非全然如此，還有相當一批如鄭也夫教授依然保持相當高的學術品德﹐並專註於學術。但也必須認識到，那個年代不可避免地在許多學者心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這些印記也必然伴隨著他們往後的歲月。只是，與其指責他們心理扭曲，不如說那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集體創傷。但不管怎麼樣，文革後中國學術界的特殊環境確實為”學閥”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資源分配不公導致了”學閥”的產生

　　政府對高校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意通過扶持代理人來實現，這些代理人便是各個高校擁有行政職務的教授。尤其是”學閥”，他們天然地認為自己為原本無秩序的學術環境提供了一種秩序，這使得政府更便於治理學術界﹐也使得學術界更為規範。1990年開始，國家加大對科研的投入，大量的學術資源向這些代理人傾斜，而對代理人身份的爭奪也自然相當激烈，不擇手段，難免有上不得臺面的行為。學術資源市場化也使得高校變得更為急功近利。學術資源單純地以量化指標作為評價和考核標準，這些量化指標往往過於單一，整個過程又缺少監督機制，這不僅使得高校對論文重量不重質﹐也讓”學閥”有操縱評價和考核程式之機。令人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後，學術資源市場化和高校行政化兩股力量的結合，使得整個中國高校資源分配機制遭到了更大的扭曲。那些代理人自詡功高，但其對學術規範和學術公平的破壞之大卻難以估量。資源豐厚卻缺少監督制衡和懲罰措施，這些代理人非常容易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高發人群。

　　（四）高校”近親繁殖”為”學閥”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高校並沒有對本校學生留校任教加以制度性的限制，這就導致本校博士生留校比例在某些高校明顯偏高。並且當有重大課題的時候，”學閥”都會優先照顧自己的博士生，把重大課題進行內部消化。歐美國家許多高校雖然對此也無明文規定，但卻早有不成文的相關慣例。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確缺少實證研究來論證學緣結構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如何。相比之下，美國早在1908年就開始陸陸續續有學者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尤其在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即便如此，美國對學術界”近親繁殖”的功過也並沒有普遍的令人信服的結論﹐只是贊成它危害更大的學者和論文似乎更多一些。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對高校”近親繁殖”的危害置若罔聞。歐美高校已經做出了大量制度性安排，以防止這種行為產生過大危害。在我國高校中，無論出於個人利益還是學術理念﹐”學閥”及其弟子都有比較強烈的願望留在本校。在當前本土博士在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弟子更是希望能夠留在本校任教。一方面，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很多”學閥”已經基本壟斷了學院內的資源﹐需要找到一位可靠的弟子在其退休後繼承這份”產業”，以保證其以後的優越生活。弟子也樂於爭奪這份”家業”。毫無疑問，這種出於私利而將公共資源視若私產的行為，對高校學術資源分配機制破壞巨大。另一方面，”學閥”認為將弟子留校有利於將自己的學術理念傳承下去﹐甚至可以發揚光大。有學者認為自己對中國學科建設貢獻巨大，甚至以中國”某某學”之父自詡，不願看到自己退休後走下神壇，因而想方設法地利用權力維繫自己的權威地位。在”學閥”行政權力不受到約束的情況下，學者的觀點﹑理念﹑理論爭嗚以及對資源和成績的競爭根本無公平、自由可言。”學閥”的弟子也往往只有等到老師退休了甚至死亡了才敢”超越”、批判老師的觀點。這種畏懼導致”學閥”的觀點、理念、理論、方法在該院校不合理地占據了優勢地位。每個人的視角﹑能力、經驗等都是有限的，每個人對社會事實的理解也往往有限—-—這在一定程度也是由社會事實兼具主觀存在和客觀實在的屬性決定的，這就需要坦誠的爭嗚和討論來驗證、更正、加強自己的理解，在爭論中前進。然而，”學閥”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正常的學術交流。

• 鄭智偉，曹輝等.高校“學閥”現象及其治理〔Ｊ〕.教育與教學研究，2018年6月，32(6)：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