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華盛頓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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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華盛頓共識（Post-Washington Concensus）

　　後華盛頓共識是對華盛頓共識的進一步探索，是指競爭是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對實現效益與公平社會的目標來說，競爭而不是私有化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巨集觀經濟穩定和長期發展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場，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場應當重新設計調控體制，而不在於金融自由化；一個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最小的政府對發展來說至關緊要，政府應該成為市場的補充，採取使市場運轉得更好並糾正市場失敗的行動；發展目標應該擴大，應該努力尋求提高生活標準的發展、公正的發展和民主的發展^[1]。

　　第一，私有化和金融貿易自由化對制定巨集觀政策來說並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場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種手段，而且這種手段必須與監管的競爭政策相結合。在這裡，“關鍵不在於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於必須建立一個監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統有效地運行，促使巨集觀經濟穩定。”

　　第二，如果不建立一個有競爭的市場，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貿易自由化的好處。“私人壟斷而無競爭對手，效率同樣不高，也不會有創新。”

　　第三，“政府應當成為市場的補充，採取行動使市場運行的更好，糾正市場的失效。”

　　第四，政府有必要應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實現“更廣泛的目標”，是“相對來說比較狹窄”的目標。所謂“更廣泛的目標”，也就是“將發展和改造社會作為其核心目標”，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實現持續發展、均衡發展、民主發展，使所有社會集團都分享發展的結果。

　　由華盛頓共識向後華盛頓共識探索的過程中，轉軌國家的政府應該重視以下三個目標：

　　第一，管理好金融和經濟基礎。應該維持財政平衡，保持經常項目的可維持性，抑制通貨膨脹，從價格和貿易的角度進行自由化，完成私有化。

　　第二，建立並鞏固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國家制度，例如反壟斷機構與法律、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社會安全保障體系、證券交易委員會以及對資本市場的強化管理等。

　　第三，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那種認為市場本身就可以滿足教育需要的假定是錯誤的。後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組織，沒有網路，更重要的是，沒有足夠的私人資本提供給教育。許多父母沒有能力把孩子送到高中、職業學校或者大學去學習，甚至不能在必要的時候使自己受到再教育和重新培訓，所以，政府必須承擔這些責任。

　　後華盛頓共識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即全球一體化的影響。不僅僅是薄弱的政府，大投機者也會威脅到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全球一體化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政府無力單獨抵擋國際資本流動的迅速波動。東亞國家無助地註視著恐慌的市場以及超過1000億美元的資金在一場閃電戰中撤離這一地區。如果沒有國際背景（這主要是指華盛頓而言，它是世界銀行、IMF、美國財政部、美國國會以及其它一些有影響的組織和思想團體所在地）的支持，那麼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重大的決策或政策——無論其制定者是莫斯科還是曼谷，佈達佩斯還是雅加達——可以在世界範圍內發揮作用。“鞏固基礎，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監督銀行部門，消除財政赤字，維持匯率穩定，以及抑制通貨膨脹”，這些都不足以表達後華盛頓共識的全部內容。象IMF這樣極為重要的國際組織，應該幫助一些國家的政府，向它們提供建議和支持，以共同努力通過採取各種手段對國際游資的流動進行管制。

　　對華盛頓共識的重新評價正在改變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組織的態度和方法。例如，在最近一次關於經濟政策和經濟公平的IMF大會上，參加者不僅有國際金融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專家們以及哈佛大學及牛津大學的學者們，還有貿易組織的代表和教廷的主教。很明顯，IMF也開始更多地關註公平問題，這不僅是因為IMF確信世界應當更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且還因為，如果更公平地分配這些成果，IMF就是在為可持續增長髮揮作用。現在世界銀行也在社會團體最廣泛的、可能的參與下，更加關註可持續增長，並且還與一些國家政府建立了新型的、更有效率的關係。

　　首先，新的法律（貿易法和稅法、資本市場法規、所有權的保護、競爭和反托拉斯法規、銀行監管、消費者權益保障和環境保護）的建立與健全要比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更緊迫。如果沒有一個商業法律和履約機制的社會文化環境，經濟不可能“起飛”。

　　其次，速度是另外一個需要在政策上進行考慮的重要問題。制度的建立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特別是對於正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的制度而言，這一點尤為正確。最好是待國內的制度有足夠的能力應付不可避免的經濟波動後再使資本市場自由化，否則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就不會擁護市場機制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在極端的例子中，他們對此持非常敵意的態度）。當然，如果在必要的時候，也需要採取一些激進的措施。但無論是採取激進的方式還是漸進的方式，都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而定。

　　第三，成功的另外一個關鍵是，要以超然的眼光看待龐大的國家制度。制度的建立不應當僅僅簡單地理解為建立中央銀行和新的國家機構，同時也應該把財力和精力用到加快發展民間部門和文明社會的建設上。有些事由政府做會做得很糟糕，而有些事私營企業又沒有興趣做。對於那些政府和企業有交叉的事，則應由民間部門去做。

　　第四，轉軌國家的中央政府還需要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許可權。在集權的共產主義體系下，地方政府作為甚小，它們需要創造性和獨立性的行動。這意味著，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賦予地方政府對於地方事務的決策權，另一方面要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財政獨立性。否則，在中央政府權力弱化過程中會產生制度真空，這將使市場更加難以發揮作用。

　　從後社會主義國家的過渡實踐中得出的12條主要政策結論如下：

　　1．後華盛頓共識的關鍵含義為：制度安排是持續增長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擁有強有力的制度，自由化和私有化才能使新興的後社會主義市場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

　　2．政策的質量和政府改變其大小的方式比政府的大小本身更重要。政府不應從經濟活動中撤退，而應當改變其角色以便支持改革並加速後社會主義國家融入世界經濟的進程。

　　3．與某些自由化措施不同，制度建設由其性質決定且必須是一漸進的過程。

　　4．如果制度安排被忽視或是任其在自由市場未加控制的力量下自然發生，那麼非正規的制度化就會填補制度真空。極端現象是廣泛的腐敗和有組織的犯罪。

　　5．在過渡經濟中，必須改革司法制度，提高其效率，以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

　　6．對於後社會主義經濟的解除管制的措施來說，將中央政府的職能和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是非常必要的。

　　7．迫切需要加快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除私有部門和政府外，非政府部門組織是現代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支柱。

　　8．過渡期間收入政策和政府關註公平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9．後社會主義向市場過渡是在世界範圍的全球劃時代發生的，因而開放和融入世界經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0．國際組織不僅支持而且要堅持進一步的區域一體化和區域合作。

　　11．佈雷頓森林組織應重新考慮其對過渡經濟的政策。如果IMF關註資金流動性、貨幣可兌換性、財政節約和幣制穩定化，那麼世界銀行就應當主要關註公平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因為這兩種政策經常是矛盾的，而各國經常採取的是前一種政策。這樣，目的與政策手段就發生了混淆，使長期發展政策從屬於短期穩定化政策。應當對此做出修改。

　　12．通過監管學習和通過實踐學習這種互動進程將持續若幹年。這種正在出現的共識應當有更多的參與者起作用。而且，現在形成的共識也要隨著條件的變化而修改，以保證持續發展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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