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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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census）

　　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进一步探索，是指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对实现效益与公平社会的目标来说，竞争而不是私有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要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应当重新设计调控体制，而不在于金融自由化；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最小的政府对发展来说至关紧要，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使市场运转得更好并纠正市场失败的行动；发展目标应该扩大，应该努力寻求提高生活标准的发展、公正的发展和民主的发展^[1]。

　　第一，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对制定宏观政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必须与监管的竞争政策相结合。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统有效地运行，促使宏观经济稳定。”

　　第二，如果不建立一个有竞争的市场，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好处。“私人垄断而无竞争对手，效率同样不高，也不会有创新。”

　　第三，“政府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行动使市场运行的更好，纠正市场的失效。”

　　第四，政府有必要应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实现“更广泛的目标”，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目标。所谓“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是“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民主发展，使所有社会集团都分享发展的结果。

　　由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探索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政府应该重视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管理好金融和经济基础。应该维持财政平衡，保持经常项目的可维持性，抑制通货膨胀，从价格和贸易的角度进行自由化，完成私有化。

　　第二，建立并巩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国家制度，例如反垄断机构与法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强化管理等。

　　第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就可以满足教育需要的假定是错误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组织，没有网络，更重要的是，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提供给教育。许多父母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高中、职业学校或者大学去学习，甚至不能在必要的时候使自己受到再教育和重新培训，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这些责任。

　　后华盛顿共识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不仅仅是薄弱的政府，大投机者也会威胁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全球一体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政府无力单独抵挡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波动。东亚国家无助地注视着恐慌的市场以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在一场闪电战中撤离这一地区。如果没有国际背景（这主要是指华盛顿而言，它是世界银行、IMF、美国财政部、美国国会以及其它一些有影响的组织和思想团体所在地）的支持，那么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重大的决策或政策——无论其制定者是莫斯科还是曼谷，布达佩斯还是雅加达——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巩固基础，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监督银行部门，消除财政赤字，维持汇率稳定，以及抑制通货膨胀”，这些都不足以表达后华盛顿共识的全部内容。象IMF这样极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应该帮助一些国家的政府，向它们提供建议和支持，以共同努力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对国际游资的流动进行管制。

　　对华盛顿共识的重新评价正在改变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态度和方法。例如，在最近一次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公平的IMF大会上，参加者不仅有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专家们以及哈佛大学及牛津大学的学者们，还有贸易组织的代表和梵蒂冈的主教。很明显，IMF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问题，这不仅是因为IMF确信世界应当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还因为，如果更公平地分配这些成果，IMF就是在为可持续增长发挥作用。现在世界银行也在社会团体最广泛的、可能的参与下，更加关注可持续增长，并且还与一些国家政府建立了新型的、更有效率的关系。

　　首先，新的法律（贸易法和税法、资本市场法规、所有权的保护、竞争和反托拉斯法规、银行监管、消费者权益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建立与健全要比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更紧迫。如果没有一个商业法律和履约机制的社会文化环境，经济不可能“起飞”。

　　其次，速度是另外一个需要在政策上进行考虑的重要问题。制度的建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正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制度而言，这一点尤为正确。最好是待国内的制度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后再使资本市场自由化，否则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护市场机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极端的例子中，他们对此持非常敌意的态度）。当然，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但无论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定。

　　第三，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是，要以超然的眼光看待庞大的国家制度。制度的建立不应当仅仅简单地理解为建立中央银行和新的国家机构，同时也应该把财力和精力用到加快发展民间部门和文明社会的建设上。有些事由政府做会做得很糟糕，而有些事私营企业又没有兴趣做。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有交叉的事，则应由民间部门去做。

　　第四，转轨国家的中央政府还需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在集权的共产主义体系下，地方政府作为甚小，它们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性的行动。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赋予地方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决策权，另一方面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独立性。否则，在中央政府权力弱化过程中会产生制度真空，这将使市场更加难以发挥作用。

　　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实践中得出的12条主要政策结论如下：

　　1．后华盛顿共识的关键含义为：制度安排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拥有强有力的制度，自由化和私有化才能使新兴的后社会主义市场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2．政策的质量和政府改变其大小的方式比政府的大小本身更重要。政府不应从经济活动中撤退，而应当改变其角色以便支持改革并加速后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3．与某些自由化措施不同，制度建设由其性质决定且必须是一渐进的过程。

　　4．如果制度安排被忽视或是任其在自由市场未加控制的力量下自然发生，那么非正规的制度化就会填补制度真空。极端现象是广泛的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

　　5．在过渡经济中，必须改革司法制度，提高其效率，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6．对于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除管制的措施来说，将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是非常必要的。

　　7．迫切需要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除私有部门和政府外，非政府部门组织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

　　8．过渡期间收入政策和政府关注公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9．后社会主义向市场过渡是在世界范围的全球划时代发生的，因而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0．国际组织不仅支持而且要坚持进一步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

　　11．布雷顿森林组织应重新考虑其对过渡经济的政策。如果IMF关注资金流动性、货币可兑换性、财政节约和币制稳定化，那么世界银行就应当主要关注公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为这两种政策经常是矛盾的，而各国经常采取的是前一种政策。这样，目的与政策手段就发生了混淆，使长期发展政策从属于短期稳定化政策。应当对此做出修改。

　　12．通过监管学习和通过实践学习这种互动进程将持续若干年。这种正在出现的共识应当有更多的参与者起作用。而且，现在形成的共识也要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修改，以保证持续发展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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