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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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傳播學（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發展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主要分支領域之一，提出是以美國學者勒納在1958年出版的《傳統社會的消失：中東的現代化》為標誌的。早期發展傳播研究的核心人物有施拉姆、勒納、羅傑斯等。“發展傳播”一般被解釋為運用現代的和傳統的傳播技術，以促進和加強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過程。髮端於美國的發展傳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播手段，有效地幫助改變貧窮落後的現狀，促進社會發展。傳統的發展傳播學大致經歷了三個範式轉變，即50年代的進化論範式、60年代的進化論批判範式、70年代以後的參與範式。90年代以來，全球化話語逐漸替代發展傳播學的話語體系，但發展傳播理論的中心議題未變，仍然是傳播與社會發展問題，媒介在發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僅未變且有日益加強的趨勢，因此，發展傳播理論的媒介研究視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發展傳播學基本觀點：第一，大眾傳媒傳播信息能有效促進國家的發展，有效的信息傳播可以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可以加速社會變革的歷程，也可以減緩變革中的困難與痛苦，信息傳播在國家發展中有守望環境，參與決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第二，媒介的社會責任優先於媒介的權利和自由，媒介必須把國家的發展目標(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支援國家建設。第三，發展中國家應追求國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權，可以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對新聞自由進行限制。

　　發展傳播學起源於勒納於1958年出版的《傳統社會的消失——中東的現代化》一書，並由各地學者進行研究擴展。二戰後，亞非拉許多國家正處於需要解決戰後荒蕪、貧困現狀的時期，國家發展成為獲得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心事務。它們試圖利用多種手段來促進國家發展，學者們認為大眾媒介可以幫助他們更好的發展，發展傳播學應運而生。

　　（1）現代化理論

　　興起於20世紀50/60年代美國，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是沿著共同的、直線式的道路向建立現代化國家的方向演進，歐美國家的工業化歷程具有普適性，能夠促使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化社會。

　　發展傳播學認可現代化理論對社會進步階段的描述，但強調文化與傳播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認為文化的改造和傳播能力的建設應該成為西方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勒納的“移情模式”

　　勒納在《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的現代化》提出，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都是從傳統社會發展到過渡型社會, 最後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他特別強調個人現代化的意義,認為通過傳播先進文化改變第三世界國家人們的思想觀念,進而帶來他們行為的改變,這是進入現代化社會的有效途徑。第三世界國家應該從發達的西方社會的境地來觀察自己。而大眾傳媒的普及能夠為建構人的這種對於現代社會的想象提供支持，有利於普及發展中國家社會變遷所需要的新觀念、新習慣和新行為。

　　（3）施拉姆的發展傳播戰略

　　施拉姆在1964年的《大眾傳播媒介與國家發展：信息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中提出，人的現代化是國家在經濟和制度領域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制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個很重要因素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價值觀念與個人主義、經濟理性等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人格特征相悖。因此，信息的大眾傳播與教育新媒體的任務，就是加速並緩解經濟發展所需的漫長的社會變革，特別是加速和優化國家力量背後的人力資源現代化。而且還分析了第三世界國家在傳播事業發展方面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傳播支持國家發展方面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改進傳播支持國家發展的若幹建議，認為現代大眾傳播媒介除了具有守望環境、掃除文盲、便於商業活動的功能外，還有利於促進國家認同，樹立共同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等文化和教育層面的作用。因此，施拉姆從巨集觀戰略角度出發，強調發展中國家應充分重視大眾傳播的作用，加大力度、提高效應，加快現代化的腳步。

　　（4）羅傑斯的創新擴散研究

　　羅傑斯的創新擴散研究將發展傳播理論引向量化和應用的層面。在《創新的擴散》中，他認為：傳播是社會變革的基本要素之一，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普及是特殊的傳播形態。第三世界國家應該通過與西方的社會接觸，引進新思想和新信息，從而促使傳統社會發生變革。

　　①這一範式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標準，按照進化的邏輯將不同的文化排序，而不承認各種文化有其內在的獨特性和存在標準。

　　②只重視大眾媒介的單向傳播，將先進思想和技術從政府或國際發展機構流向第三世界社會底層的過程，看成是國家發展的靈丹妙藥。

　　③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與政治權力依然局限於少數精英統治者，西方專家無法直接、深入地與“被開發”國家民眾進行溝通，因此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就成為貫徹西方發展概念和發展政策的代理人和重要中介。而與此同時，發展傳播學有力地支持了這些政治精英的統治合法性。現代傳媒與傳統的權威主義相結合，以維護政治穩定、提高經濟效率以及促進文化整合，至於媒體的普及對於文化多元化、公民認同和自主意識的增長以及社會自由等方面的潛在影響，通常不是被忽視，就是被視為負面的、需要剋服和遏制的反作用。因而，所謂的發展，在實際運作中經常呈現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建設的“負發展”。

　　70年代起，不斷有學者對現代化範式進行批判。從理論上看，建立在行為主義和功能主義基礎上的現代化範式在理論上存在缺陷，它在方法論上扎根於進化論傳統，在價值論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在認識論上固守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的二元對立偏見，漠視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和路徑；從實踐上看，這些在發展中利用大眾媒介的嘗試並沒有如當初預想的那樣正面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生活；從政治上看，還助長了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威權主義和獨裁政治，使大眾媒體成為維護其獨裁統治和政治宣傳的工具。

　　因此，第二代範式興起，出現了修正和批判兩種觀點。羅傑斯等人註意到了外來因素對國家發展有重要影響，而第一代範式把發展中的問題主要歸咎於發展中國家自身，而未意識到或較少意識到發達國家的影響，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複合作用。但這一範式並沒有拋棄以往的觀念，只是從一成不變的統一模式轉變為因地制宜的“國家媒介政策”模式。

　　批判學派的研究者則從社會的整體形態和結構、傳播體系與政治經濟制度的關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傳播秩序的關係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依附理論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拉美地區，由富爾塔多提出。依附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貧困，是因為存在著一個世界經濟體系。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於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發展中國家則處於世界經濟的外圍和邊緣，而中心和邊緣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不平等的。前者通過不合理的經濟分工和不公正的貿易規則剝削後者，造成了後者對前者的依附，從而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貧困。

　　弗蘭克和沃勒斯坦在依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世界體系理論。世界理論體系強調，不應該以單個的民族國家，而應以資本主義經濟鏈條所覆蓋的整個社會系統為單位來分析社會變遷。世界體系可以分為中心、半邊緣和邊緣的層級結構，而世界體系就是一個將資源從邊緣向中心流動的秩序。在這個層級結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足夠的力量來左右世界市場和世界貿易的游戲規則，由於國家力量的不對稱，財富自然而然就會從邊緣國家向中心國家流動。世界體系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強調體系內部不同層級之間的權力對比在長時段中的動態變化，而這些變化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必然的方向。

　　文化帝國主義則從西方在文化層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入侵進行了批判。席勒的《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給文化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定義：“文化帝國主義是在某個社會步入現代世界系統過程中，在外部壓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該世界系統中的核心勢力的價值，並使社會制度與這個世界系統相適應的過程。”因此，文化帝國主義批判的是傳播渠道壟斷背後的觀念與意識的壟斷。而媒介帝國主義則是關註媒介技術、機構以及傳播能力在全球的不平衡分配，認為美國所推行的“信息自由流動”的國際傳播政策實際上強化了西方已經形成的傳播優勢，信息也只是由信息強勢集團向弱勢地區單向流動的自由。

　　依附理論和文化帝國主義批判有效地批判了現代化範式，從全球經濟與傳播系統的空間視角反駁了“冷戰”社會科學以進化論為依據的時間視角，指出“不發達”的根源在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形成與運作，而不在於所謂社會發展階段。

　　現代化範式著眼於民族國家，但從個體的改變著手；依附範式則放眼世界，從獨立自主、擺脫依附、建立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收入，兩者都把國家視作發展的基本單位。但隨著一些非國家的社會群體如世界性的宗教、跨國族群、國際非政府組織等的傳播模式逐漸興起，發展主體發生了轉變，而發展的內涵也從技術的、物質主義轉向傳播與文化的多元表達。發展傳播學整體表現出一種參與式範式的轉向，關註重心從信息擴散轉向了參與，把鼓勵參與、激發批判性思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視作其主要任務。參與傳播的核心觀點是:“傳播不是信息自上而下的傳遞,不是將西方的現代化移植到落後國家,傳播更多是和當地民眾參與、分享及交流的過程,這種建立在對話基礎上的傳播模式,才可能使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變革的動力，只有社會內部具有變革動力，才能帶來長久的、持續的發展。因此，以參與傳播理論為核心、融合各種傳播策略的多元模式的發展傳播新範式日漸主流化。

　　但這種參與範式也受到了不少批判的聲音。首先，“參與”的實質是決策的民主化，其理論基點是西方的民主和參與思想，但這與一些國家的威權主義文化傳統並不相容，項目的受益者仍然受制於項目決策者與推動者，這是其理論軟肋。其次，參與式傳播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改變來解釋發展的根本問題。但“賦權”往往意味著對另外一些人的去權，這種與既得利益者的協商式“去權”正似與虎謀皮，難免導致衝突和抵制。再次，在實施過程中，“參與”缺乏一套有效的操作細則，加之過程成本較高，對於大規模、全國性的發展項目來說效益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