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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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經濟(Military Economy)又稱國防經濟（Defence Economy）

　　軍事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特殊部分，平時用以保障軍事需要或戰爭準備，戰時用以保障戰爭的實施。

　　軍事經濟是指把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的活動。軍事經濟的本質是把不適合暴力對抗的經濟力量轉化為適合暴力對抗的軍事力量。軍事經濟是軍事系統和國民經濟系統的交叉領域。國家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一般通過兩個路徑：正式渠道和緊急渠道。前者通過軍事撥款、軍工生產、軍事採辦、軍事消費完成力量轉換；後者通過經濟動員來完成力量轉換。正式渠道比緊急渠道要節省資源。研究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黃金規則”的系統理論，是謂軍事經濟學。

　　國防經濟活動的過程包括軍用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它既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一個在生產、分配、交換到消費各個環節都具有自己特殊性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系統。它的核心部分是國防(軍事)工業。

　　①用於軍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

　　②製造武器裝備及其他軍需品的軍事（國防）工業。

　　③為軍隊和軍事工業提供原材料、燃料動力、機器設備和有關消費品的工業和農業。

　　④直接或間接為軍事服務的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財貿、科研、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部門。其核心是軍事工業。

國防（軍事）工業是工業的一個特殊類別，在國防經濟中起主導作用。它包括企業、科研和設計單位，主要生產武器裝備、國防交通工具、偵案手段、軍事通訊聯絡和指揮系統設備等。在戰爭中，總的國防工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是20世紀國防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據估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工產品在整個工業生產中只占15%～25%，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則占35%～60%。

國防經濟不是從來就有和永遠存在的，它是與階級、國家和戰爭相聯繫的歷史產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人類社會逐漸產生了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進而出現了國家和為保障統治階級利益的軍隊，與此相適應，便產生了國防經濟。

　　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國防經濟由於生產力低下，武器裝備比較簡單，國防消費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大。18世紀60年代產業革命發生後，戰爭開始進入工業化時代。火車、汽車、電報、炸葯、飛機坦克、現代戰艦的出現，引起軍隊武器裝備、組織編製、戰略戰術的全面變化，軍用裝備、物資的需求成倍增長，戰爭對經濟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尤其是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頻繁發生，戰爭的規模和激烈程度空前增長。

　　實踐表明，當國家間的武裝衝突已發展成為全面戰爭時，經濟力量就成為現代國家有無能力保衛或擴張其主權的關鍵因素。社會主義國家為了保障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全體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必須保持一定規模的國防經濟，增強國防經濟實力。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級對立和國家自行消亡，戰爭不復存在時，國防經濟才會退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舞臺。

國防經濟具有軍事和經濟的雙重屬性，受軍事規律和經濟規律的雙重製約。國防與經濟，或者軍事與經濟、戰爭與經濟的關係問題，早已為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所重視。

　　中國最先提到這種關係的是春秋戰國時的管仲和孫武。管仲認為軍事的根本問題是生產，“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孫武也說：“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在國外，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是英國重商主義晚期的代表人物托馬斯·曼(Thomas·Mun)，他認為貨幣積累是國家財富和軍事實力所在，主張用貴金屬交換武器裝備，進行戰爭準備。拿破侖也說過，要取得戰爭的勝利，“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金錢，第三還是金錢!”這時的觀點可以歸結為“金錢決定論”或“財政決定論”。

　　後來，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批判了這種“金錢決定戰爭勝負論”，認為財富的源泉以及國家軍事威力的源泉應該是生產。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對軍事與經濟、戰爭(暴力)與經濟的關係也有很多精辟的論述，明確指出經濟決定軍事，同時也重視軍事對經濟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