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演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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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演化理論(co-evolution theory)

　　共同演化的概念也是首先出現在生物學中，並通過類比(Analogy) 的方式被運用到社會經濟系統中。Mikko Johtio對共同演化做瞭如下定義：共演是指持續變化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相互依賴、單一的物種上，它們的演化軌跡相互交織，並且相互適應。

　　其中，物種的相互依賴關係包括：生關係、共棲關係和競爭關係。而在物種競爭過程中，競爭的結果可能是一個物種淘汰或驅逐另一個物種，也可能是演化出壞同的細分環境，弱化原先的競爭壓力。Kauff-man認為，共演是指一方改變另一方的適應圖景(Fitness Landscapc) ，反之亦然，進而改變雙方的平均適應。Murmann區分了共同演化和並行發展。共同演化要求雙方必須擁有改變對方適應特征的雙向因果關係，而並行發展是指雙方對一個環境的同時適應。可觀，並不是所有的互為因果關係都能夠成為互動者之間共同演化的反饋機制，只有那些決定互動者適應性特征變化的關係豺能夠促使共同演化。

　　因此，共同演化可以定義為：互動者之間必須存在相互的反饋機制，它們的演化動力是交織一起的，即一個互動者的適應性變化會通過改變另-個互動者的適應而改變其演化軌跡.後者的變化又會進一步制約或促進前者的變化。

　　1.雙向或多向因果關係。

　　對於共演的雙方而言，必須存在雙向的因果關係，否則兩者就不是共同演化，而是誰決定誰的關係。於現實的複雜性，一個互動者可能和多個互動者之間具有互為因果關係，從而存在多向因果關係。例如，一個組織可能與其內部成員具有共演關係，也可能與其外部環境具有共演關係。許多研究表明，於存在這種多向的因果關係，變化可能出現在所有互動組織的群體中，並通過多向的直接或間接互動與其他系統建立反饋關係。Lewin 和V olberda指出，在這樣一個複雜的關係系統中，區分決定性變數和非決定性變數是沒有意義或者不可能的，因為，任何一個變數的變化都有可能是由多種變數互為因果關係內生引起的。

　　2.多層級和嵌入性。

　　多層級特征是指共演不僅僅發生在一個層級中(例如，企業內部)，還發生在其他較低或較高層級中(例如，個體間、企業間、產業間、地區間等)，而且還發生在層級之間(例如，個體與組織、企業和產業之間等)。尤其是層級間互動的共演，是多層級共演的重要特征，也是傳統達爾文解釋邏輯的重要拓展。當考察一個較為複雜的經濟系統時，研究者必須嘗試建立多層級互動的共演反饋機制，才能更為準確地描述該系統的演化軌跡。例如，Baum和Singh的研究明確考慮了組織內部、組織、群體和社區四個層級互動的共同演化；

　　Pettigrew考察了企業內部環境(包括資源、知識、能力、企業文化、權威等)和外部環境(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因素)兩個層級的共同演化。此外，低層級和高層級的共演也為我們理解微觀與巨集觀的關係提供新的視角。例如，通過建立微觀層級和巨集觀層級的共演邏輯，能夠更加清晰地理解微觀行為動機和巨集觀秩序演化的互動關聯。嵌入性(Embeddness) 是演化經濟學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研究視角。在新古典傳統中，許多影響個體行為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因素都被忽略了，個體被預設為超越社會結構的獨立存在體。而演化經濟學則堅持將個體的行為嵌入在更為廣闊的文化、歷史、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社會制度環境中。尤其是在創新經濟學中，文化背景、國家制度和社會結構等都對創新的產生和擴散產生重大影響。

　　3.複雜系統的特征。

　　共同演化具有明顯的複雜系統特征。互動者之間的互動或反饋機制往往呈現出非線性或自組織的形態。訏變數間具有雙向或多向的互為因果關係，一個變數的變化對於另一個變數變化的作用往往不同於直覺或簡單的因果關係。在多層級的共同演化中，系統演化將呈現出更多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這種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主要源自兩個方面：其一，一旦出現新奇，互動者將通過自組織的方式應對和適應這種新的不確定性。較之於具有明確目標的建構組織(他組織) ，自組織充分利用了互動者擁有的特定時空的局部知識，事前不存在明確的組織目標，該互動模型也就更加複雜，不確定性也更大。其二，於層級之間存在相互反饋機制，某一層級的變化容易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傳遞給另一層級，這也加大了系統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4.正反饋效應。

　　正反饋效應也是共同演化的重要特征。正反饋機制促使系統內外部的變化對系統的影響不斷放大，使得系統變得不穩定，進而離開原有狀態。反饋效應意味著系統本身具有創造新奇、傳遞新奇和擴散新奇的能力，系統或秩序是處於不斷擴展中的。在經濟系統中，正反饋效應的產生主要源自知識的外部性和邊際報酬遞增。由於知識是分散和局部的，行動者通常都處在特定的知識分工格局中，互動是行動者搜尋新知識的重要途徑，任何個體的知識都可能成為其他個體知識創新或生產的投入要素。尤其當知識擴散程度比較高時，知識的正外部性特征就更加顯著。由於行動者具有異質性和能動性(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創新在擴散過程中將引|起更多的創新，這使得知識的邊際報酬遞增。技術創新在正反饋效應的作用下不僅會深化創新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還會弓|起不同層次的制度創新，而制度創新又會反過來影響和推動技術創新，這便形成了技術和制度的共同演化。在技術和制度共同演化的推動下，經濟系統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

　　5.路徑依賴。

　　在共同演化中，系統的演化軌跡也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路徑依賴和正反饋效應有著緊密的聯繫。路徑依賴是指：在正反饋機制的作用下，隨機的非線性系統可能會受到某種偶然事件的影響，而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演化下去；即使在某一時刻存在更優的替代方案，於報酬遞增規律，既定的路徑也很難改變，亦即形成一種所謂的“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勢”。簡單地講，路徑依賴是指系統某-時期的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時期的演化軌跡的影響，從整體上看，系統的演化軌跡將在某一特定的路徑 上持續較長的時間。因此，路徑依賴描述了系統如何在正反饋效應和報酬遞增規律的共同作用下而被鎖定在由某一歷史小事件引起的路徑上。這也意味著歷史或時間因素在經濟演化過程中是不容忽視。路徑依賴還引申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即惰性( Incrtia)。所謂的惰性，是指在演化過程中從一種不好的路徑轉變為好的路徑這一過程中所需要的等待時間。由於路徑依賴，制度將呈現出惰性的性質。Arthur和North認為，路徑依賴還源自個體認知結構或心智模型。諾斯還指出，個體改善經濟績效的能力(例如，制度創新能力)依賴其心智模型。因此，當心智模型比較穩定時，演化的路徑依賴和惰性程度就越大。Loasby認為， 在經濟演化過程中，時間(歷史)、 知識(認知)和演化軌跡(路徑)是交織在一起的，並共同決定了系統演化的路徑(方向和速度)。路徑依賴包含著歷史(時間)依賴和認知依賴。

　　和傳統演化理論一樣，演化經濟學家們認為，共同演化現象除了發生在生物演化中，也同樣存在於社會經濟系統中。Norgaard 第一個比較系統地將共演概念運用到社會經濟系統演化中。Norgaard認為，在經濟系統中，共演主要反映了知識、價值、組織、 技術和環境五個子系統的長期反饋關係，其中，每個子系統的變異都受到由其他子系統構成的選擇環境的影響。此後，共同演化理論還被運用到解釋各種系統的互動中，例如，生物-經濟、生態-經濟、產消費、技術-偏好、技術-制度、行為-制度以及人類基因一文化等， 下麵著重談談三個主要研究領域。

　　(一)組織與其環境的共同演化

　　近些年來，許多學者逐漸意識到，組織與其所處的環境是處在共同演化中的。如果僅僅將組織視為對環境的簡單適應，而不考慮環境變化和組織行為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很難正確理解組織的行為和績效。Lcwin 和Volberda 認為，組織與其環境的共同演化分析包括以下一些內容： (1) 運用縱向的時間序列來分析組織歷時的適應性變化；(2)將組織的適應特征置於一個更為廣 闊的背景和社會環境中； (3) 明確考慮到組織微觀演化和環境巨集觀演化的多向因果關係： (4) 考慮到組織的複雜性特征； (5)路徑依賴不僅在企業層面制約企業的發展，也作用於產業層面： (6) 考慮到制度系統不同層面的變化，並且企業和產業是內嵌於這些制度系統中； (7)考慮到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巨集觀變數隨時間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於微觀演化和巨集觀演化的結構性影響。

　　(二)技術與制度的共同演化

　　納爾遜強調，技術和制度應該被理解為共同演化，因為技術進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撐它的制度結構的影響，制度創新也是強烈地以新技術在經濟體系中是否和怎樣被接受為條件的。在納爾遜看來，制度可以被理解為相關社會群體所掌握的標準化的社會技術，是一種協調聯合操作(工作)的知識。這樣一來， 技術就不再是先前我們所理解的物質技術，還包括社會技術。納爾遜進一步認為，在技術創新和擴散過程中，物質技術和社會技術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物質技術的複雜結構需要一個團隊來運用，而團隊中的成員之間的行動必須相互協調，這就需要社會技術來支撐，使得成員間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質技術達成共同認知。因此，新的物質技術的發展通常會帶來新的理解、認知和規範等社會技術，而社會技術的發展同樣也會給物質技術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和線索。

　　Pclikan描述了技術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機制。他認為，技術變遷對制度的影響主要通過以下兩個途徑： -是有效利用新的生產方法或新的技術鏟品需要一個新制度來協調和提高成員間的新技能；二是新技術可能會降低制度的實施成本，使得原先無法實施或者實施成本過大的制度得以實施。同樣，制度變遷也會對技術產生影響。他認為，主要有四種影響： -是組織的自由程度將影響各種可能的技術創新；二是制度會對技術創新產生激勵；三是制度會對舊技術的粘性程度或消亡速度產生影響，會影響技術的創新和擴散速度；四是制度會影 響技術選擇的正確性。

　　Murmann將技術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思想納入產業動態分析中。通過對1850- 1914 年英國、德國、法國、瑞典和美國五國合成染料產業的比較研究，Murmann探討了國家產業、技術(新的合成燃料技術)和制度等的共同演化過程，闡述了在不同國家背景下產業演化模式的差異，並且揭示了德國合成染料取得領先地位的兩個重要因素： 一是德國的國家、產業和市場等制度對技術創新具有很強的推動力。由於大學中的化學家是合成染料技術創新的關鍵性投入者，一個國家的大學教育和培訓制度會對技術創新產生較大的影響。在德國興起的產業研究實驗室模式能夠較好地協調化學家為企業雇主工作，是一種良好的產學研聯合制度。此外， 德國成熟和規範的市場制度能夠很好地將化學家供給和企業雇用需求、合成染料生產者和使用者等聯繫起來。一是技術的進步又會進-步推動制度創新。採取新技術的企業一旦獲得較高的利潤，就會激勵它們推動上述制度的進一步創新，而制度創新也會繼續推動技術創新。他認為，技術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主要是通過企業群體和國家大學群體的互動來推動的。

　　(三)個體與制度的共同演化

　　Hodgson認為，任何社會經濟現象都不能僅僅由原子式的獨立個體來解釋，還必須包括個體間的互動關係(即制度) ，個體和制度是共生的，構成了經濟研究的二重本體。經濟學不能拋開個體談制度，也不能拋開制度談個體。因此，個體與制度不是誰決定誰的單向關係，而是一種雙向關係。這種雙向關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 ，制度構成了個體的內在和外在約束。信息約束是一種物理結構約束，它描述了個體行為的所有邏輯和技術可能性。內在約束是指個體行為選擇面臨的認知約束。制度對於個體而言不僅僅是信息集合，還具有認知功能，它塑造了個體對於環境的感知、理解、解釋和預期等認知結構。制度構成了個體間共用的心智模型。因此，制度構成了個體行為選擇的物理結構和認知結構。其二，個體既受到制度的內外約束，又具有能動性，能夠推動制度的演化。個體既在選擇，也處於被選擇中，受到“知”和“無知"的共同作用。這意味著既不是個體完全選擇制度，也不是制度完全塑造個體，個體與制度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交互作用。

　　由於個體的認知受到現有制度的塑造，個體理性是內嵌於這種制度中，因此，個體不可能完全理解和評價整個制度。個體還存在無知，個體對制度也就不可能做徹底的改造，制度以-種累積性的方式演變。同樣，隨著制度的演變，個體的認知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是無意識的，制度在變遷過程中也在塑造個體的目標、偏好和價值觀等認知。隨著時間的累積，累積性的制度變革可能會呈現出結構性的轉變，而當制度發生結構變遷時，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心智模型也可能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因此，個體與制度處於共同演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