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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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的同时并存，使得人们怀疑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从60年代起，货币主义就借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引发了“货币主义反革命”。

　　根据货币主义理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导致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最根本原因，货币供给过多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指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就是说，“通货膨胀发生在货币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产量增加的速度的情况下，而且，每单位产品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愈快，通货膨胀的发展就愈快”，“如果货币量的增长不快于产量增长，那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为了证明过度的货币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分析了可能被认为是通货膨胀原因的垄断价格、政府财政赤字、工会提高工资要求等。他认为，通货膨胀最终因为货币供给量与商品量之问的比例关系被打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所有这些因素只可能使个别商品涨价，但不能使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因为，没有货币供给的增加，已有货币量提高这部分商品的价格，必然降低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平均价格水平可以保持不变。在人们的适应性预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物价水平的短期上升，但没有货币供给的增加，上升的物价水平难以持久，最终仍然要回落，所以不会形成持续的通货膨胀。他还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可能是膨胀性的，也可能不是，关键就在于这些支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如果政府支出靠征税或向公众借款的方式来弥补，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因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就是公众支出的减少，社会总需求没有增加。如果政府以增发货币和扩张信用的办法增加支出，就必然会使货币增长率超过产量增长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在弗里德曼看来，各国政府之所以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使得货币增长率超过产量增长率，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开支迅速增加，特别是二战以后各国政府都努力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并且将充分就业纳入政策目标；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依据凯恩斯的理论，用需求管理政策来对付经济萧条，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货币经济秩序紊乱的原因。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政府开支，而政府开支的增加，则主要靠印发纸币来弥补。这就必然导致货币增长率超过产量增长率，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弗里德曼得出结论说：“在现代世界中，通货膨胀是一个印刷机现象……通过印刷更多的纸币以支付政府的用款，无疑，这是当代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弗里德曼也承认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问的替代关系，但是，他认为这种关系只是在短期中存在，而在长期中不存在。也就是说，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中是条斜线，而在长期中则是条垂线。因为，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买入的方式，增加货币供给，使得有价证券的价格上升，利率下跌。这就打破了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各种变量的均衡，公众的货币持有将超过他们的货币需求，他们必用此货币去购买其他相对便宜的有价证券，从而导致这些有价证券的价格上升，收益率相应下降。最后，购买力将集中到实物商品上，从而提高实物商品的价格。在工资没有上升，利率却已经下降的情况下，生产者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被打破，他们必然扩大生产规模，带动就业的增加，菲利普斯曲线因此向右下方倾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意识到物价上涨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减少，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同时，物价的上升还会造成名义利率的提高，这就使生产者增加的利润回到原来的水平上，他们就会缩小生产规模，产出和就业都将回到原来的水平上，货币供给增加的效果因此只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因此在长期中变得垂直了。

　　弗里德曼还认为，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对付失业只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加剧。他认为开始的货币供给增加，在短期中可以增加就业，但是，随着公众形成对货币供给增加的适应性预期，货币供给增加对就业增加的效果就会边际递减，也就是说，政府要想增加与原来相当的就业，就必须增加越来越多的货币供给，等量就业增加的通货膨胀代价就越来越高。所以弗里德曼说，政府用通货膨胀对付失业就像醉汉喝酒一样，为了获得同样的醉酒感觉，酒越喝越多，酒瘾必然越来越大。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像戒酒一样，政府必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供给，即不管经济处于失业还是萧条之中，都要保持货币供给与实际产量增长的一致，并且长期坚持下去。这样才能既避免通货膨胀，又能将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从而实现经济运行的稳定。

　　弗里德曼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形成的原因和防范的对策的认识都不无独到之处。毋庸置疑，没有货币供给的增加，就像拧紧龙头的水池，其水位不会提高一样，物价水平也不会上升。而且，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供给增加传导至物价上涨的机制的论述，也要比凯恩斯主义的论述具体和细化得多。然而，弗里德曼假定货币供给完全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却没有讨论货币需求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实际上也就是没有解释货币供给过多的原因，因为没有货币需求的过多，货币供给过多就不太可能。正如莫尔所言，央行不能随心所欲地提高国债价格，因为财政可能承担不起还本付息的压力，或者即便财政负担得起，商业银行卖出国债的资金也要用于其他投资，如果投资没有方向，或者投资的回报低于国债，商业银行就不会将国债抛掉。这就是说，没有经济增长对货币的追加需求，中央银行想增加货币供给也做不到。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对货币有追加的需求，商业银行一定会将国债卖给央行，换成货币再投资，央行无法拒绝商业银行抛出的国债，也就无法不增加货币供给。在这个意义上，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实际上是遏制已经增长的货币需求，中央银行很难充分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凯恩斯主义将调控的重点放在利率这个经济运行的成本上，从而通过对经济热度的调节，实现对货币需求乃至货币供给的调节。所以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比货币主义更有主动性和有效性。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整旗鼓，而货币主义不免有些衰落下跌的重要原因所在。

• 胡海鸥，贾德奎编著,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2,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