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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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金融化是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198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基本相当，而现在其股市市值已普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

　　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发展，90年代发展加剧，异军突起。

　　1、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战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国民财富，这是社会财富日益金融资产化的前提和坚实基础。经济增长和发展也使得社会分工加剧，储蓄和投资日益分离，产生了金融资产的供给和需求动因。

　　2、股份制和政府国债增长

　　股份制有许多优越性，因而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制度，这导致股票资产的大量供给；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出，干预宏观经济运行而发售大批国债是证券市场迅猛发展的又一个强大动力。

　　3、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始于60年代，70年代全面展开，80年代达到高潮。一大批新型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如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货币市场存单、期货和期权等等，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财富增长速度，使得金融相关率直线上升。

　　4、非银行金融机构迅猛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迅猛发展，导致融资非中介化，直接金融发展速度大大高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比例也赶上和超过了间接金融，机构投资人的出现加速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分工，促进了社会财富金融资产化和经济关系金融关系化。

　　1、经济与金融相互渗透融合，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故人们常称今日之市场经济为金融经济。

　　2、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社会上的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和风险与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的1/4直接有股票与债券，3/4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待有股票与债券，包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障保险基金和各种投资基金。

　　3、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一般以金融相关率，即以金融资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最高曾达3.26—3.62之间，90年代后期有所下降；同期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5之间，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曾高达4.36，中国最高曾达2.34；90年代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反映这一比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在一个世纪前，美国的金融相关率是0.07，英国是0.03—0.35，德国是0.12—0.15，法国是0.16—0.20，意大利是0.20，日本是0.021.1913—1935年间，上述几国家大体在0.7—0.8之间，只有日本例外，为0.32—0.40之间。以上的统计数字表明：

　　1）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于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差异而使这些国家间的金融相关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美国和日本非常之低。

　　2）一百年之后这一比率提高到3.2以上，差距也大大缩小，这既表明社会资产金融化程度的极大提高，也表明彼此间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

　　3）少数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特殊情况，值得注意。中国的相关统计说明，我国助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经济金融化的迅猛提高，且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发展进程短得多。

　　4、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和金融倾斜逆转。在人类金融发展史上，一般是间接金融发展在前、直接金融发展在后，先有短期金融业务、后有长期金融业务，而且在间接金融与短期金融之间，直接金融与长期金融之间，有一种大体的对应关系。这两组对应因素，不仅在产生发展的时间上明显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远不是平行的而且在总的业务量或市场占有率方面，也远不是均衡的，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间接金融所占比重大大超过直接金融，即使是直接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将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问的这种不平行发展和不均衡发展称之为金融倾斜，实质是金融大幅度向间接金融倾斜，社会融资体制以间接金融为主。显然，这种金融倾斜井不是任何人为设计或构造的结果，而是商品经济、货币信用、银行制度、金融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储蓄量、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巨大变化的结果，产生了非银行金融的迅猛发展，融资非中介化、证券化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导致原有金融倾斜的“逆转”，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高手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门接金融所占比例。这种历史性的逆转，是经济金融化、社会资产金融化、融资非中介化和证券化的反映。

　　总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金融经济时代，抛开经济的金融化来观察经济的全球化已不可能。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的金融化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问题。

　　1、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各国为一个统一体来谈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整体依赖关系，经济全球化中当然也包括金融的全球化，所以我们常常提经济金融全球化。

　　2、经济金融化是既从各民族国家及经济体自身，也从全球经济整体来看而得出的结论。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证券市场的年交易量为70,000—80,000亿美元，国际信贷余额为38,000～40,000亿美元，年保险费收入为25,000—30,000亿美元，国际游资72,000—75,000亿美元，全球日外汇交易量为近20，000亿美元，一年交易量达几百万亿美元之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全球各国间的贸易相关的国际间资本流动与贸易之外的国际资本流动之比是9:1；而到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关系迅速逆转为1:45，急剧提高了400余倍。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突飞猛进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十大挑战：

　　以下从十个方面分析阐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带来的重大挑战。对此我们既需要从各民族国家或经济体的角度，更应该从全球性的角度，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研究，并相应提出某些前瞻性对策。

　　1、全球各经济体经济金融发展稳定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空前增强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使各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发展稳守的整体性以及彼此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共同发展的依存性空前增强。不管各民族国家各经济体之间社会意识形态、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发展与科技水平有怎样的差异，它们之间发展的整体性与依存性已经大到足以超越这些差别，而且它们必须在相互依存并实现共同的可持续性整体繁荣发展的过程中，来寻求实现它们各自的不同利益及不同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这也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与经济体可以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孤立地单独生存与发展，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经济体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单独损害别人而不同时损害自己。它们之间的整体依存性当然不可能是绝对均衡对等的，但这种发展的差异性并不能改变它们彼此之间发展的整体性与依存性。这是各国为什么必须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和时代特征，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和各国必须和平共处，必须相互尊重、协调、合作和妥协的最深刻根源。

　　2、各民族回家或经济体及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不稳定性增强，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世界各国在过去2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后果具有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发展的正效应，同时也具有萧条、波动与危机联动、互动的负效应。这种双重的效应，是一柄“双刃剑”，人们不能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尤其是后者；对国别和全球的震荡与影响有时还非常之强烈，甚至是惊心动魄的。

　　1）全球化负效应时时存在，金融波动已成常态，绝非偶发事件。人们必须逐步习惯于在这种波动或危机中生活，他们的经济金融也只能在这种动态的状态下发展，必须迅速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动，并找到和建立一套在波动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求稳定的工具、手段、体制与理论，必须在各种危险与风险中实现各自民族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与稳定。这涉及一系列的根本性的整体变动与变革。

　　2）在新形势下，必须将全球化负效应这一挑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认真、严肃地对待与处理。在过去20年里，全球各国发生过近百次大小不等的金融波动、震荡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十年，使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退了12年，使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1/3，使印尼盾对美元贬值82％，使其他相关国家的货币贬值30%— 40%，使有关经济体股票市值下跌1/2至2/3，使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直到独裁政权的垮台。

　　3）这场危机突出地暴露出在新形势下金融的极其脆弱性。金融是强大的，只要人们对它有信心，只要它能正常不断地运转，它确实强大元比。然而，一旦人们对它丧失信心，不再去存款反而大批取款，或企业只借款、不还款，金融体系立刻就全瘫痪。所以，对金融脆弱性的认识，必须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形势下变成各民族国家的共同意识，这是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与主权的社会基础与根本保证。

　　4）金融波动与危机的全球联动、互动加剧，危及国家安全。金融具有极强的渗透与扩散功能，金融资源的流动具有高速和跨国界的特征。所以，一旦某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出现异常波动或危机，那么就会通过金融资源流动状态、方式、方向、规模和速度的改变，产生各相关经济体、各民族国家间的联动、互动和国际传导，瞬息之间形成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而“金融危机具有逐渐累积不易察觉的特殊隐蔽性和突然爆发的巨大破坏性”，会立刻危及国家安全与稳定。

　　5）由金融资源的不合理开发配置导致的金融危机更不可忽视。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政府在自己的经济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与金融的脱节，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负面经济效果。由此导致的金融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配置，或者是作为金融资源这一特种资源垄断性开发主体的政府出于短期经济与社会利益考虑导致的对金融资源的滥用，都极有可能形成经济金融波动与危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民族信心的打击是同样深重的，不可忽视的。

　　6）必须警惕某些超级大国联合运用金融手段、政治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给一国安全造成的致命性打击。

　　3、金融资源开发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国别间争夺此类资源主导权的矛盾日趋激烈

　　社会资源中有两种资源，即金融资源与信息资源，在正常情况下具有全球无国界高速流动和瞬息间跨国界转移的特征。这两种资源更具有可能被全人类开发利用共有共享的特征，尽管它常常益有深深的民族国家的鲜明烙印。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配置流动的全球化与强国间争夺此类资源的主导权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仍然是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协定为基础的。在非实体经济高度扩张的今天，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只有酬多一点是同真实的生产与交易活动相联系的。

　　美国是全球金融资源的最大开发利用国。流动于全球各地的几万亿美元金融资产以及上千种的金融衍生商品在金融、贸易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口号下，横行全球市场无阻挡。掌握了国际问金融资源开发供给主控权的国家可以获得种种好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应当讲欧元的启动，它的理论意义和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远影响都将是巨大的，但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政治上和对金融资源主控权以及与此相关利益分享权的争夺主。欧元的启动，实际是联合起来的欧洲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也提出美元、欧元、日元三大国际主导货币联合稳定国际金融体制的建议。美元、欧元二权也好，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也罢，都是在排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与参与权的一种“富人俱乐部”格局。

　　4、金融主权弱化，从而政治主权弱化，出现维护全球化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微妙平衡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各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强化，各国经济金融发展与稳定的整体性和波动危机负效应的国际传导性空前增强，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加剧，呼唤全球性的金融体制、监管体系与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这一切都直接导致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的金融决策主权的某种弱化。首先必须肯定，这种弱化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次，这种弱化是好事，而不一定是坏事；再次，这种弱化必须是合理的和适度的；最后，这种弱化必须保证不被某种强权，尤其是“金融霸权”利用与滥用，不使民族国家主权发生异化。对于中小国家而言，防止“金融侵略”比防止“军事侵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就尖锐地提出如何保持全球化势头摊护全球化利益，从而弱化金融主权，同维护与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独立完整性问的平衡这一微妙问题。这就必须给“适度”与“合理”注入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定与内容。

　　5、民族国家经济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复杂化与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急剧提高，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整体性空前增强，以民族国家或地区为经济体的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在传统上，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当涉及一国或地区的金融决策时，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始终被看作仅仅是一个涉及其自身经济金融主权范围内的内部问题，并且是其政治主权的主要象征之一，在操作上也可以完全或主要以国家内部形势与需要为依据，在排斥外部因素或基本不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下，做出种种金融决策。

　　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几本专著中对货币政策做了如下的描述：“货币政策是一种全国性的、全局性的、非部门性的，有时甚至是国际性的政策行动”。这种描述被广大经济金融理论与实际工作所广泛接受，并且认为“有时甚至于是国际性的政策行动”。这一概括有相当的前瞻性，并且为将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日下了余地。人们当时没有想到这“将来”，竟然只是短短的二三年；而且其中的“有时甚至是”这一限制词也变得多余了，如今货币政策就是，而且越来越是一种国际性的政策行动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金融决策”，而没有一般地泛泛强调“经济决策”，是因为金融信息的传导比一般的经济传导更猛烈、更迅速、更敏感，更不受或较少受地域与国界的限制，还因为金融具有影响与支配其他一切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特殊功能。

　　金融决策的外部制约化主要表现在：

　　1）金融决定的背景与环境由原来的主要考虑内部因素转变为内部与外部并重，极端情况下甚至于主要考虑外部因素。如今，一个经济体在做出金已决策时首先必须清醒地充分考虑这一决策而对的外部背景与环境，例如全球或有代表性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与前景，社会与政治稳定情况，外交与军关系，金融波动与危机的情况或可能性，利率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全球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商品市场发展状况，主要国家经济、金融、社会政策、金融监管国别控制力及国际协调能力等等。其次是衡量评估外部对该国相关金已决策的反映和可能的反对策与影响，以及这些外部反对策与影响可能改变该国金融决策的外部初始条件的可能性和这种改变对本国金融决策操作与效能的影响。

　　2）金融政策的内容与传导机制的改变。首先是内部均衡、外部均衡以及内外部的综合均衡；其次是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汇率、外汇储备，外债或资本流出和流人等新因素，再次，是由于增加了强大的外部因素而使国内与国外以及国内各政策与领域间传导机制的改变。例如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人与流出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影响，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对汇率投机的影响，利率大幅度变动对资本流出与流人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传递的影响等等。

　　3）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内容与倒重点的改变。以中国为例，在中国国内自身经济紧运行和由于亚洲、俄罗斯以及南美国家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普遍紧缩压力增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就由原来的主要保持货币的稳定而转变为必须同时特别兼顾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合理平衡等目标。

　　6、经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日益加强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金融证券市场的全球化，融资的国际化、证券化，也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和金融信息的全球化，这一切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日益突出。总之，经济金融活动的日益全球化同金融监管的国别化的矛盾加剧。这势必产生许多无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形成许多监控的盲点和误区，特别加剧了各种投机性、避税性、洗钱性金融活动的负效应。以趋利性和流动性为特征的国际游资惟利是图的大规模炒作和以搞垮某一经济体经济、金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恶意攻击性炒作，更形成了金融危机爆发和迅速扩散的策源地、这一切都在呼唤金融监管的国际化。然而这是一个十分困难而又敏感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势必涉及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1）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而这又势必受到各民族国家、国家集团既得政治、经济、金融主权与利益的掣肘，包括出于正当的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需要的种种保护与谨慎行动的阻碍，以及某些国家不得不放弃在现存框架下获得的利益格局而产生的种种阻挠。

　　2）就监管对象而言，不仅涉及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而且涵盖各种形式的资本国际流动，特别是大规模国际性短期投机资本流动。

　　3）就监督主体而言，涉及全球各国与地区的所有金融监管当局以及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委员会等），还有今后可能建立的各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例如；全球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等。它们必须谨慎、严肃、认真地活动，以便在维护全球金融安全稳定的同时，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与尊严。各国必须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共同利益行动中维护和实现各国的利益与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协调所有金融监管主体的政策与行动，监督原则与目标，最大限度地协调统一基本的监管内容、指标与手段。

　　4）监管的侧重点在于形成健全稳定的银行体系和非极行金融体系；遵循已经制定的谨慎监管规则，资本衡量与资本构成及风险资产监管规则，表外业务风险监管规则，证券市场谨慎运作规则，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规则，以及短期投机性资本国际流动规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有利于而不是妨碍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金融交易活动的有效运行。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各民族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稳定的利益高于微观交易活动的利益。

　　5）建立以民族国家与地区金融预警系统为基础的全球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这一系统应针对各类不同领域特点和需要制定各种不同由监测指标体系。

　　6）加大全球金融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性。

　　7）要根本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首先必须对自3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次全球性的总体回顾与反思。从30年代的严厉制，到 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再到90年代的再管理，特别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中的某些片面性与失败，以及经济金融化对金融监管的新挑战，应给予充分注意。

　　7、金融在提升了它对各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提升和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资源具有双重属性特征：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性战略资源，是稀缺性资源，这是它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可以对其他所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有配置功能的资源，这是它的社会属性。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许多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条件下，“金融在急剧地提升了其对一个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迅速地提升与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也就是说，金融资源是一辆 “双刃剑”。在此，我们更要特别强调的是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被迅速提升累积的这一面。我们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资源配置功能是正效应，系统性风险累积则是它的负效应。正是这种负效应大规模的迅速提升与累积，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由此才引发了要求迅速改革与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和大大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和强化国际监督协调合作的呼声。

　　8、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开发过度，全融泡沫化严重。

　　就全球范围而言，明显地存在着金融资源的开发过度，劣质金融商品的供给过剩，金融的泡沫化问题相当严重。金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尽管它的质与量都有一个确定的客观规定性，但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却有相当的人为主观性。这种资源的开发与供给也可以通过主要是外延的“量”的扩张来实现，从而将它的 “质”大大“稀释”与“恶化”。由于它供给过剩两导致金融波动和危机等负面后果与风险，又可转嫁给所有经济体、经济人，或者供给者只承担其中极小板小的一部分，与它的收益远不成比例，即利益少数人得，风险所有人分担。这种不对称性更使金融泡沫化的趋势越发具有十足的内在利益驱动和不可遏制的势头。总体而言，在这一金融博奕中，发达国家占有明显的利益与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一种劣势地位，并且难以避免损失，或者其成本远大于收益。这一点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程度高，金融倾斜的历史性逆转十分明显。主要的金融中心也都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比较健全面有力，信贷扩张的冲动受到较严厉的抑制，信贷资产质量较好，一般较少存在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但证券市场、领货市场、金融行生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泡沫化倾向。全球证券市场在过去十年中价格上涨7—10倍，大大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业绩。

　　相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则更多地表现为信贷高度扩张，信贷资产的呆滞和质量的下降或恶化，金融监管不到位或严重不力等方面。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多地表现为外延的量的扩张，严重忽视金融质的发展。金融衍生商品市场还根本没有发展或影响微小，证券市场很不发达或不很发达或几乎没有，所以这一领域的问题不是十分突出。但在中等发达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或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泡沫化倾向也日益突出，值得注意。

　　以上仅仅是一种总体性的分析与描述，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和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韩国；就二者表面有之，经济金融的泡沫化问题十分严重且长期走不出困境，借资扩张，资产质量低下，金融监管问题严重，证券市场泡沫化已形成严重的经济金融与社会后果。

　　9、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的合格金融人才的供给或短缺

　　社会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一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社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对称，它包括文化资源、管理资源、人才智力资源、体制资源、金融资源、教育资源等等。一个国家与民族金融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合格的高素质金融人才的拥有量，将是衡量其金融资源质与量状态的重要标志，也将是未来国际竞争能否取胜或者竞争力高低的重要制约因素，也将是后发国家能否迅速缩短同发达国家差距并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10、各国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增强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文自身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自然、社会这两大系统中，出现了自然——自然资源——自然科学，社会——社会资源——社会科学这样两个系列。传统的以自然资源等同于资源的资源观应该扩展为包括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两大类的新资源观。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稀缺的，都有一个适度开发利用的问题，都有一个协调稳定、健康有效和持续发展的问题。仅从金融在提升了对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能力与效率的同时也急剧提升并累积了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从当今全球范围内金融资源过度开发，金融泡沫化严重，以及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高素质金融人才供给严重短缺这三点，就十分突出地证明了在各国间实施经济、金融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极端必要性与紧迫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