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犯罪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录 |
白领犯罪所指白领人员所实施的犯罪。它是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在其1939年出版的《白领犯罪》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白领犯罪者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通常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如买空卖空、假报资产负债表、操纵股票市场、贪污、诈骗、诈取、受贿、偷漏个人所得税、出卖经济情报等。美国的白领犯罪非常严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蓝领犯罪中抢劫、盗窃等侵犯财产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自从1995年巴林银行交易员尼克·里森因越权投资损失14亿美元，导致有200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破产之后,“魔鬼交易员”便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如今，白领犯罪已成为世界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有天赋的人才犯下累累罪行呢?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的米埃尔·卡普顿教授总结了诱使白领犯罪的25个心理学诱因。
管状思维
制定目标和达成目标虽然很重要，但这种单一思维模式容易让人忘掉还有道德这回事。当安然公司给业绩好的销售员发放大笔奖金时，这些销售员就完全无视道德底线了，结果可想而知。
粉饰罪名
当行贿被说成“给轮子加点儿润滑油”，当会计欺诈被说成“金融工程”，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似乎就不那么恶劣了。给可疑的行为换一种说法能让人减少负罪感，让坏事情听起来容易接受些。
人们常常从好的方面来看待自己，当取得一些成功时，常常容易归因于自己，而做了错事之后，怨人尤人，把它归因于外在因素，即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人家。所以，生活里其实只有少数人觉得自己是普通人，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聪明或道德水准高，由此易产生不公平感。因为这种人看到他人晋升，不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人能力强或表现好，而会认为是另有原因。想让自己得到“公平”待遇的心态容易引发犯罪。
无法“胜者通吃”
胜者通吃的另一面，是当处在一场输赢立现的比赛中时，竞争者为避免失败造成的经济和声誉损失，通常容易作弊。那些最可能作弊的人，不是成绩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的人，而是害怕达不到目的的人。
虚弱感
抗拒不道德行为带来的诱惑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简单地说，人们在饥饿和疲劳时自控能力下降。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检查数学题的对错，结果疲劳的参与者大多敷衍了事。尽管饥饿和疲劳不会让好人变成贪污犯，但会增加他们虚弱的感受。
惩罚不当
罚款或其他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惩罚，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因为这种惩罚失去了道德谴责的含义，而促使受罚者思考下次如何不被抓住。
嫉妒与私心
穷奢极欲的环境易引发不道德行为。员工看到别人拿着巨额奖金就会深感不公并心生嫉妒。研究发现，人们见到钱的次数越多就越自私，因为这会让人把成功和个人需要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与“盖拉缇亚效应”相对应，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在小学教学上予以验证提出。亦称“罗森塔尔效应(RobertRosenthal Effect)”或“期待效应”。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
暗示在本质上，是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别人下意识的影响。人们受到怎样的待遇，就会有怎样的行为。当员工经常被怀疑、被假想成小偷时，他就真的可能去盗窃，即使他本来毫无那种念头。
熟视无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员工经常看到腐败现象，那么，他就对这种现象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熟视无睹。据一项对多国员工的调查，来自腐败度较高的国家的员工更容易行贿受贿。
反抗规则的本能
规则本来用于防止犯罪，然而规则一旦不公平或过多，就会引发相反的结果。这就是反抗规则的本能。
崇拜权威
对权威的崇拜深深印刻在我们的文化和工作中。如果位高权重的人要求员工去做不道德或违法的事情，员工很难拒绝。当人们认为自己是在帮他人实现愿望时，责任感就会减轻，就容易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自我辩护
当人们的行为受到自己良心谴责时，就会想法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消除负罪感。自我辩护持续的时间越长，人越容易继续犯罪。
无路可退
为什么一些街头扒手会沦为惊天大盗?因为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抽身。花旗银行前CEO查尔斯·普林斯曾说：“只要音乐不停，你就得一直站着跳下去。”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许多股东要求花旗银行经理人加入风险巨大但收益丰厚的房贷抵押游戏，听从股东的意见，让花旗银行损失了15亿美元，查尔斯·普林斯也引咎辞职。当前法国“魔鬼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发现，自己第一次预测错误后，不得不下更大的赌注，试图挽回第一次的损失，结果越来越糟糕，最终导致兴业银行蒙受49亿欧元的损失。
比较机制
人们会将现有行为和以往行为进行比较，一旦轻微的不道德行为成为惯例，罪大恶极的事情似乎也就不那么严重了。
道德信用卡
有时候，长期行善的人会觉得他已经往“道德银行”里存了不少钱，即使将来做些不道德的事情，也不会从道义上“透支”。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购买可回收用品后，往往会撒谎或做出小偷小摸的行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善恶可以相抵。
透明化的负面作用
增加透明度通常会减少不道德行为，因为透明度越高犯罪分子越容易被抓住。然而实验表明，一旦将个体面临的利益冲突公之于众，这个人似乎就得到了“道德许可证”，因为他会得到持同样偏见之人的同情。
腐败等道德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非黑即白的原则性问题，犯错的人会受到严厉惩罚，没有什么灰色地带。这就制造了一种简单环境，让人试探黑白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是把观点阐述出来
被权力蒙蔽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一旦人们大权在握，对其他人道德水准的要求，就会远远高于对自己的道德水准要求。当某人很有影响力且能够制定规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道德与下属的道德是两回事，就倾向于不遵守自己定的规则。
社会控制论
具体来讲，在大公司，员工往往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数字或一颗螺丝钉那样不易被觉察。当员工认为目标和领导力都离自己很远时，就容易发生欺诈、偷窃或破坏公司的其他行为。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可被看作是高度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综合的多级递阶控制系统。社会的宏观调节和控制依*各层次之间的双向信息流联系。上级把决策作为命令送到下级，下级把执行情况和环境条件报告上级，上级又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决策送到下级，这就构成社会反馈。有的社会系统表面上看好像没有目的，但却可以通过社会选择来寻求自己的目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在雕刻了一尊女雕像后，爱上了那尊美丽的女雕像，并且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接受。痴情的皮格马利翁每天都向爱神祈求能跟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结婚。爱神终于被他真挚的爱情和恳切的期望所感动，就赐给雕像以生命，并给她起名为盖拉缇亚。最后，皮格马利翁如愿以偿地和盖拉缇亚结为夫妻。这种由期望而产生实际效果的现象，被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终身教授斯特林理维斯顿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或“盖拉缇亚效应”。
在工作中，如果员工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做出道德败坏行为的概率就低一些。而那些认为环境塑造了自己的员工，则容易不守规矩，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错。
时间强迫
在一项心理学实验中，一群神学院的学生被要求依次走到某教堂去布道。在去教堂的途中，学生们会遇到一个掩面哭泣的人。实验发现，当时间充足时，几乎所有学生都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但时间紧迫的时候，只有63%的人愿意停下来，而一旦被要求尽快到达教堂，90%的学生都忽视了这个人。因为这个时候，时间成为要实现的强迫性目标。
容忍小恶
无论做哪种工作都会遇到一些小诱惑，这包括公司的文具、糖果和厕纸，而它们经常被员工顺手牵羊带回家的小偷小摸行为，往往会被公司忽视，进而员工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始虚报开支或接受未经授权的馈赠。用不了多长时间，犯小错的员工就会铸成大错。
一座大楼有几个窗户破了，如果无人修复这些破损的窗户，游手好闲之徒就会打破更多的窗户，最终冲进大楼。当人们处在混乱无序的环境中，就会认为这里没有权威存在，容易越过道德的雷池。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曾发起一场治理街头犯罪的行动，通过打击小偷小抢等不起眼的犯罪，整治城市治安环境，震慑更加严重的犯罪。
搭顺风车
“如果别人不偷文具，那我偷一两件也不会被公司发现。”“如果别人都不乱扔垃圾，我扔一点也不会把环境搞得很脏。”有时，个别人会搭其他人正面行为的“顺风车”，认为自己的负面行为在良好的整体环境中是微不足道的。
立场与归属感
人都需要有归属感。当团队领袖命令成员做违规之事时，成员可能会为了融入某团体，为了获得安宁或害怕脱离团队，出于忠心而服从命令、干从未干过的事情，以及不假思索地同流合污。
表现形式
白领犯罪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协议压价、欺诈、贪污、偷税漏税、损害信托原则、行贿受贿、在广告和推销中弄虚作假、操纵股票交易等犯罪。萨氏的白领犯罪的定义是从社会批判角度提出的，用于区别下层社会的“蓝领犯罪”。因此，在他看来白领犯罪并非一种犯罪种类的标志而是行为人在社会阶层上的归属性上的表现。
构成要素
白领犯罪具有四个构成因素：
(1)为社会所尊重者所为的破坏刑法的行为
(2)行为人大多拥有较崇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
(3)违法行为是在行为人职业领域中或职业活动中实施的
(4)通常情况下违法行为会造成对职责的侵犯
蓝领犯罪
蓝领犯罪与白领犯罪相对，指处于社会下层、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所实施的犯罪。犯罪者一般社会和经济地位不高，往往是在失业、经济困窘的情况下犯罪，且大多在职业领域外实施。常见的犯罪有盗窃、抢劫、卖淫等。
白领犯罪与蓝领犯罪二者具有相近的“犯罪价值观”，所不同的是前者在自身感觉上具有较弱的“不法意识”，不承认其行为是犯罪，他们大多自称为追求利润的工商业者而不是罪犯，相反后者在自我感觉上具有较强的“不法意识”，大多数均自认为是罪犯。另外前者很少受到国家刑事司法机关的追诉与审判，或者通常受到行政处分或较宽大的刑事判决，而后者在原则上大多数会受到国家刑事司法机构，以强制手段加以追诉与审判并加以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