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離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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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離岸業務是指在中國境外經營人民幣的存放款業務。

　　當前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是在資本項下、人民幣沒有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開展的，通過貿易流到境外的人民幣不能夠進入到國內的資本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人民幣貿易結算，就需要解決流出境外的人民幣的流通和交易問題，使擁有人民幣的企業可以融出人民幣，需要人民幣的企業可以融入人民幣，持有人民幣的企業可以獲得相應收益，這就需要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幣可以在境外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上進行交易；使持有人民幣的境外企業可以在這個市場上融通資金、進行交易、獲得收益。人民銀行支持在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

　　人民幣離岸市場在香港能否發展起來，最為關鍵的是現實的市場需求狀況如何。企業是金融市場上最為活躍的資金使用者。目前，許多進入中國市場的香港企業或者一些跨國公司為了避免貨幣錯配的風險，大幅減少了借入外匯貸款，而對於人民幣資金則保持了相當旺盛的需求。邊貿以其獨有的形式在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據調查，在中國的邊貿中，人民幣已經成為相當有影響力的貨幣，邊貿活動的活躍無疑會累積相當比率的人民幣。在中國與亞洲各國的貿易中，目前的計價貨幣主要是美元，這一方面有歷史的因素，另外也可能是這些商品最終需要出口到美國市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與亞洲各國的貿易中，會有更大比重的商品是亞洲各國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因此，對於這部分商品貿易用人民幣計價、進而導致人民幣的資金需求是必然的趨勢。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與鄰近國家和地區的邊貿，也是人民幣外流的一個主要源頭。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與周邊地區的貿易增長迅速。由於近年來人民幣幣值穩定且呈上升狀態，匯率風險小，加上一些邊貿地區外匯儲備短缺，外幣結算困難，它們開始以人民幣計價及結算與我國的雙邊貿易。在貿易和旅游的快速發展推動下，人民幣在周邊地區現已享有“第二美元”的稱號，成為主要的邊貿結算貨幣。在柬埔寨，政府公開鼓勵國民大量使用人民幣；在蒙古境內，流通現鈔總量的60％為人民幣；在俄羅斯、越南、緬甸、甚至中國臺灣地區，人民幣都可作為貿易的支付手段。目前，人民幣在南韓、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地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毫無疑問，隨著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增長，對外經貿和旅游業的推進，人民幣越來越“國際化”，流出的數量將越來越大，將自然而然產生一定的人民幣的離岸業務。而在人民幣仍不能完全自由兌換、資本流動仍受控制下，散落在亞洲各地區的人民幣難以循正常途徑迴流內地。如果允許香港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滯留在各地的人民幣就可能被吸引至香港金融體系，既有助當局對人民幣流向的監管，又促使香港成為全球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在各種形成境外人民幣供給的渠道中，人民幣現鈔攜帶出境是一個較易觀測和估計的渠道。實際上，人民幣在香港的流通和現鈔兌換由來已久，但具規模且具統計意義卻是在1993年允許境內外居民出入境時，每次可攜帶不超過6000元人民幣現鈔規定之後。人民幣進入香港的形式和途徑五花八門，如果不考慮以地下管道或是走私等非正常途徑，人民幣在香港的最終提供者絕大部分是來港的內地游客以及部分從內地返港的本地居民。近年內地訪港旅客一直以兩位數增長，平均升幅達20．8％，遠高於其他地區每年平均1．4％的增幅。尤其是2002年，內地取消訪港旅客數量限制後，訪港旅客更是爆炸性增長53．4％，達682．5萬人次。若以旅客每人每次按規定平均攜帶人民幣6000元計(實際數字可能遠高於此數)，僅2002年，由內地旅客帶人的現鈔就達409．5億元。1996—2002年期間，內地訪港旅客總數為2532萬人次，攜人的人民幣總量達l520億元。假設每年流人香港人民幣的l／3沉澱或在香港長期流通，則目前在港較為穩定的人民幣現鈔就逾500億元(見表1)，而不穩定的流量亦有此數，甚至更大，考慮到內地旅客每次攜帶人民幣往往超逾規定，實際沉澱在香港的人民幣可能遠大於500億元。隨著CEPA的簽署，個人旅游計劃的實施，訪港旅客將不斷增加，估計香港流通的人民幣數量仍將快速增長。如何為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滯港人民幣存量建立安全有效的迴流機制，已是不容迴避的現實，亦是港內經濟進一步密切交往的前提。

　　由於缺乏固定渠道，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幣難以循正規途徑迴流內地金融體系。然而正是因為滯留在香港的這筆龐大的人民幣存量，也為其自身創造了各種人民幣需求業務，如兌換、匯款等，但這些業務的主流不是由銀行經營，而是由找換店、錢莊甚至非法地下管道把持。在滯留人民幣存量基礎上衍生的各種需求可以歸納為兩類。第一是港人到內地旅游、消費、探親、公幹等小額資金需求。據統計，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居民回內地人數就達上千萬人次，是內地游港人次的10倍以上(2002年除外)。特別是近年，香港經濟不景氣，財富縮水，北上消費大幅增加。2000年開始；回內地人次突破5000萬，到2002年，這一數字已達5565萬(見表2)。雖然港人可以通過旅行支票、信用卡、提款卡或外幣到內地兌換人民幣，甚至在廣東一帶亦可直接用港幣消費，但出於安全方便考慮，港人一般都在離港前兌換所需人民幣。在人民幣沒有放款出路的情況下，香港人民幣的主要需求也只能是各類回內地活動的人員，他們日益擴大的需求，為銀行和找換店(銀行所占比例極小)的兌換業務提供了不斷擴展的空間。

　　第二類是金融資產及實業投資的大額資金需求。部分港人在內地買樓、投資A股及進行實業投資皆需要部分人民幣資金。根據業務量較多的原中銀集團所屬寶生銀行每年兌出人民幣2億元，香港經營人民幣兌換業務的銀行為八九家推算，估計每年由香港銀行兌出的人民幣約為12一18億元，主要用於滿足一部分小額人民幣需求；而近年外管局又取消了香港銀行可匯人內地10萬元人民幣的作法，因此香港的人民幣資金需求主要由香港100多家人民幣找換店或其分店通過非正規渠道流出的人民幣資金來解決(包括兌換和匯人內地，匯款實際上通過地下管道相衝抵，大部分人民幣資金並未實質進出香港)。2002年3月1日，內地有關部門收窄境內銀行買人港元現鈔的差價，由原先不得超過現匯買賣中間價的2．5％，收窄為l％，希望把人民幣資金需求納入金融體系，減少業務。但香港找換店為提高競爭力，將單邊買賣差價收窄至0.1％左右的微利水平。如果以每家找換店鋪平均每月維持生存最低需要5萬港元(租金加生活費)的收入，全港共200家找換店鋪推算，全年雙邊人民幣買賣額至少應達l270億元(1200億港元)，單邊人民幣資金需求至少為636億元，可見香港市場人民幣資金的需求相當大。儘管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進出境受數量控制，香港銀行也沒有誘因開展人民幣業務。但由於香港沉澱了龐大的人民幣存量，隨著兩地的密切交往，客觀上產生了對人民幣的各種需求，衍生出各種人民幣業務。而在制度限制及缺乏利誘下，香港銀行未能主導各項人民幣業務，卻由找換店、錢莊及其他非主流渠道扮演主角。這不僅不利於當局掌握人民幣的流向，而且為地下渠道利用監管漏洞圖利提供了條件。如果允許香港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則人民幣資金活動就有可能由地下轉入銀行體系。這樣，一方面銀行可滿足港人旅游、探親、公幹、消費等小額人民幣資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可通過兌換、匯款和信用卡業務滿足港人到內地進行貿易和投資等大額人民幣需求。這不僅把香港客觀存在的人民幣業務納入經濟體系，而且推動香港銀行業的發展。

　　第一步，擴大人民幣業務經營對象，將非居民、企業和機構納入到銀行存款吸收的範圍內，開展內地與香港及東南亞企業的貿易結算業務，擴大人民幣債券的發行主體。

　　1．實施條件

　　隨著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逐漸建成，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量將穩步增加。隨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計價範圍的擴大，人民幣在東南亞國家中的聲譽將得到提高，開展用人民幣進行結算貿易的業務有了客觀基礎。

　　2．政策安排

　　中國政府應加強與周邊政府協商，致力於實現中國與東南亞(包括香港地區)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隨著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幣數量增加，對人民幣定值資產的需求會逐漸增加。中國政府可視條件放開人民幣債券的離岸發行，允許內地更多銀行或企業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並允許更大範圍內的投資者參與購買香港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債券。

　　3．具體措施

　　第一，在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嚴格區分居民和非居民。例如，在債券購買主體的選擇上對香港本地居民及機構不進行限制，而對非居民買賣債券進行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研究Il國際趨勢與中國路徑較為嚴格的限制，只有經過批准的特定機構才可參與買賣。在對居民和非居民的界定上，可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主要依靠銀行在辦理業務中按照金管局的定義解釋執行對居民和非居民的劃分，金管局會在至少3年一次的現場檢查中查驗銀行的執行情況。當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後，非居民掌握了較大數量的人民幣資產，而人民幣的匯率、利率市場化仍未完全實現，非居民是對本國市場帶來巨大波動性的主要投機主體，必須對非居民資產規模、交易量進行監控。因而，此時對人民幣離岸市場進行內外分離型的管理是比較合理的。建議可在經營人民幣離岸業務的香港銀行中設立獨立的離岸銀行業務部門，配備專職業務人員，設立單獨的離岸銀行業務賬戶，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分賬管理，離岸業務的資產負債和損益年終與在岸業務稅後並表。同時，建立健全離岸銀行業務財務會計制度，銀行應當嚴格審查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間資金往來的有效憑證，並且按照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進行申報。

　　第二，在業務準人方面，禁止香港銀行把吸納的存款轉到其內地分行融資其內地業務，也應禁止內地分行通過拆息市場取得這些存款，因為這實際上等於放開資本流動。

　　第三，在監管安排上，要特別註意在特定領域中存在的監管模糊地帶以及由此造成的監管真空，比如加入香港人民幣資金清算系統的銀行可能將多餘的人民幣頭寸用於拆借和貸款業務，以及對人民幣進行信用卡透支所產生的隱性貸款等。必須加強對相關金融機構吸收人民幣業務活動的監管以維護人民幣匯率及其離岸市場的穩定。例如，為保險起見，香港金管局可考慮對離岸人民幣存款規定一個準備金率，通過準備金及相關制度約束，使香港和內地監管當局可以隨時掌握香港市場上的人民幣供求狀況。為防止資本炒家對人民幣的惡意炒作，香港金管局應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作制定人民幣離岸業務危機預案，當香港市場上出現囤積人民幣並且對其進行攻擊的行為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通過香港金管局進行干預。此外，由於離岸業務在不同的環節為洗錢提供了便利，香港金管局應和中國人民銀行配合加大打擊洗黑錢的力度。這可以利用香港現有的打擊洗黑錢系統，回也可以參照亞洲其他國家反洗錢的政策。為最大程度地打擊逃稅、洗錢等活動，在香港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同時，應加強內地相關部門與香港廉政公署的合作，加強內地相關部門與香港金融監管系統的合作，建議可以設立共有的信息平臺，共同對洗錢行為進行監控，可以成立世界範圍內的專家小組，包括國際及內地聯絡組、電腦資料鑒證及研究發展組和財務調查組，在個案調查及執法行動方面進行廣泛合作。

　　4．風險及影響

　　首先，香港離岸的個人人民幣業務的開展會對在岸的人民幣業務形成一定的競爭，這種競爭壓力隨著香港離岸市場業務範圍的擴大而不斷增加。為應對這一競爭壓力，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在內地選擇適當的城市開展類似於美國的國際銀行設施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從而防止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對內地形成較為強烈的衝擊。其次，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業務範圍的加深，可能會對現有的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形成一定的衝擊，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內地對於貨幣供應量與信貸規模的控制能力。但是，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中國內地的金融監管當局可以直接參与到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監管和運作中來，與香港金管局建立定期的交流和溝通機制。最後，允許用人民幣直接進行貿易結算增加了離岸市場上人民幣的存量，而允許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增加了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需求，離岸人民幣市場將因此變得更為活躍，離岸市場上形成的人民幣匯率為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提供了更好的參考標準。

　　第三步，資本項下的漸次放開。若前兩步政策效果良好，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將和人民幣資本賬戶交易和兌換髮生重要聯繫，這一趨勢將會加快內地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隨著人民幣在香港流通規模的不斷擴大，充分動員香港市場以及境外市場的人民幣資產、推動人民幣金融產品的創新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任務，這能夠為人民幣將資本賬戶自由化和國際化進程合二為一創造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境外人民幣的各種形式的金融資產，香港人民幣的離岸中心就缺乏一個現實的基礎。當境外的人民幣借貸市場形成後，人民幣將成為國際投資資產，是企業和居民投資資產組合的一部分，市場自身已經產生多品種人民幣計價的資產，這標誌著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真正確立。

　　同時，無論是中國人民銀行還是香港金管局，都應當在這個進程中逐步完善對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監管。從事離岸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應該和政府脫離，以市場為準則，減少政府擔保(含隱性擔保)，消除制度和人為壟斷，在市場環境中提高自身經營能力和競爭力。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離岸市場在為客戶保密的要求上較在岸市場更為嚴格，因而對於“洗錢”行為的監管需要借鑒國際上其他離岸金融市場的經驗，通過加強商業銀行自身的管理來解決，要求各商業銀行建立“瞭解你的客戶”規則，以及建立強有力的內部控制機制，提高人員素質，培養員工的競爭意識，嚴格遵守規章制度，塑造良好的微觀環境，減少內部尋租行為和腐敗現象，以減少洗錢行為對微觀經濟的不良影響。此外，隨著香港市場上人民幣流通規模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趨勢和利率走勢等可能對香港市場上人民幣與港幣的替代和轉換造成明顯的影響，中長期內港元存在著被替代的壓力，這就在客觀上對港元的匯率制度改革提出要求，需要及早進行預備性的對策方案研究

　　值得註意的是，金融學的許多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複雜。任何過於長遠的具體政策設想在“蝴蝶效應”的作用下都可能不能適用於實際經濟。建設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不可能制定明確的時間表，也沒有唯一的明確發展模式，每一階段的進入都需要視市場的發展，都需要待特定的條件成熟後才可。若在條件不成熟、市場發展不完全的時候盲目放開我國的資本市場，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將意味著很大的風險。非居民可能通過在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上囤積人民幣資產而投機中國外匯市場、股市，造成市場的劇烈動蕩。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內外巨集觀經濟運行穩健時，市場會客觀上要求人民幣業務對外開放，這時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同時給香港帶來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