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萊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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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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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萊維特(Steven D. Levitt)
史蒂文·萊維特(Steven D. Levitt)——美國經濟學界的鬼才

目錄

史蒂文·萊維特簡介

  史蒂文·萊維特又譯:史蒂文·利維特(Steven D. Levitt)

  萊維特現為芝加哥大學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曾在2003年獲得過克拉克獎,被稱為是美國經濟學界的鬼才。作為實證經濟學家,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把經濟計量方法成功地運用到通常認為難以進行實證檢驗的一些社會現象中,如青少年犯罪成因、選舉制度的政治經濟學和甄別作弊行為的機制等。他發明瞭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像是一顆蘋果,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裡頭竟然是橘子。

  2005年5月,一本名為《魔鬼經濟學》(也有翻作《蘋果橘子經濟學》)的著作在美國問世,果然引發了“魔鬼”效應,該書曾以31國語言出版,在美國更是狂銷900,000冊,持續47周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

  這是一位理論經濟學家寫出的經管奇書。作者就是有著“全美最有趣大腦”之譽的史蒂文·萊維特(Steven D. Levitt)。1967年出生的萊維特,哈佛大學學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芝加哥大學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被稱為美國經濟學界的鬼才。

  萊維特長得弱不禁風,他自稱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但他的學問卻獨樹一幟,贏得了同行的足夠尊重。萊維特獲獎無數,其中包括2003年美國克拉克獎。

  作為實證經濟學家,萊維特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把經濟計量方法成功地運用到這些通常認為難以進行實證檢驗的社會現象中。他更像聰明而好奇的探險家,擅長於發現問題的關鍵特征,並尋找到新數據和構造新方法。他還有一種奇妙的天賦,能夠把文章取材跟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

萊維特用經濟學方法解釋青少年犯罪成因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犯罪率一路高漲。法學、社會學、生理學等學科傾向於從道德角度把犯罪人看成是異常人,把犯罪的成因歸結為罪犯的心理、遺傳特性及社會環境。他們認為青少年罪犯沒有道德觀念,冷酷無情,犯罪沒有明確的動機,不考慮作惡可能導致的懲罰。

  1998年,萊維特在《青少年犯罪與刑事處罰》一文中,運用以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穩定偏好為核心的經濟學方法來解釋青少年犯罪行為。他認為,青少年罪犯也是完全具備理性的“經濟人”,他們也會仔細進行成本、收益的權衡,謀求利益最大化。萊維特驗證了1978年至1993年間美國青少年犯罪數量與青少年司法系統處罰力度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強相關性。

  2000年,萊維特在《街頭販毒團夥財務狀況分析》中,分析並檢驗了青少年參與販毒行為的“收益最大化”權衡。他發現,對於那些受教育水平較低的青少年來說,販毒團夥提供的平均工資水平遠高於他們從事合法工作的收入,因此販毒就成為他們的理性選擇。然而,販毒團夥中低級成員的收入要低於其從事合法活動的收入,且承擔風險高,似乎得不償失。萊維特認為,這並不違背“收益最大化”原則。一方面,低級成員可兼作一些臨時性合法工作而獲得較高的總收入;另一方面,團夥頭目的高收入水平成為低級成員努力工作的激勵和目標。據此,萊維特的政策建議是,干預勞動力市場,增加合法收入的吸引力。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犯罪率一路下降到歷史最低點,令犯罪研究專家們大跌眼鏡。萊維特直言,最高法院於1973年通過的墮胎合法化法案,才是導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關鍵所在。他的邏輯是,選擇墮胎的少女往往沒有能力給孩子提供一個良好成長環境,如果強迫她們生下孩子,那麼孩子成長環境很可能使他們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墮胎合法化使得這些潛在的罪犯胎死腹中。在其詳盡有力的數據面前,美國學界信服了。

萊維特解析美國選舉制度影響

  美國的議員政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聯邦政府財政分配對議員選舉的影響、競選花費對競選結果的影響、議員的投票行為。

  1.美國議員制度對州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國會的力量不可忽視:國會重權在握,不僅有立法權,而且有權批准聯邦預算,實際上掌握著聯邦財政收支大權,國會的各個常設委員會則掌握著聯邦財政分配的權力。國會中議員的權力自不待言,重權在手的國會議員能否通過其政治行為影響其所代表的州的經濟增長?如果說議員們可以通過法律的制訂或財政的分配來為他所代表的州爭取更多的利益,那麼,這兩個手段哪個更為重要?政治組織.尤其是國會中的多數黨在其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萊維特1994年的一篇工作文稿《議員制度和州經濟增長》研究了這些問題。

  大多數研究認為,國會議員會儘力為其所代表的州謀取經濟利益,支持本州的經濟增長,萊維特對此也持認同態度,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檢驗。但議員們怎樣對其所代表的州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是“資歷”說.認為議員們影響經濟增長關鍵在於議員的資歷,它衡量了議員的政治活動能力,在常設委員會或本黨占據領導地位的資深議員能夠左右政策制訂,將經濟利益分配至他所代表的州,即使這些資深議員並不在委員會中擔任要職,但他們仍有足夠的談判能力來影響經濟利益分配。另一種是“委員會”說,認為是常設委員會,而不是單個的資深議員,才有能力影響經濟利益的分配。既然是委員會有決定性權力,那麼,委員會中的多數黨則實際掌握了分配經濟利益的權力。萊維特認為,以上兩個因素是同時、獨立發揮作用的,此外,他認為議會中的多數黨也會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他對以上兩種理論進行了折衷,建立了一個包含上述議員資歷、常設委員會的作用、各州政治競爭程度(反映政黨作用)三個因素的計量模型,分別就它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檢驗。

  能否對社會現象進行檢驗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能否給各變數進行賦值,這也是使很多社會現象無法檢驗或無法精確檢驗的原因。在這方面,萊維特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他總是能找到合適的代理變數,使得度量檢驗變數成為可能。在這個模型中,他巧妙地給各個變數尋找到了度量標準,他以各州人均收入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按議員的任職年限將議員分為不同的等級來度量議員資歷;根據常設委員會的職能、委員會中各州代表數量的比例確定它在國會中的級別;用各個州中等、低等資歷議員的比例及該州前次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的得票率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異兩個指標作為各州政治競爭程度的度量指標。

  檢驗過程也體現出了萊維特高超的證明技巧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他首先用1953—1990年間的總體樣本對模型進行了檢驗,然後將這一期間根據政治體制的變化以1974年為界分為兩個樣本區間,對模型進行了檢驗。

  在每次檢驗中,又將議員資歷、專職委員會的作用、各州政治競爭程度這三個變數分別加入並逐一進行了檢測。以1953-1990年的總體樣本對僅包括議員資歷這個主要變數的初始模型進行了檢驗,表明:對南方各州而言,資深民主黨議員比例高的州,經濟增長率較快,比共和黨議員占多數的州要高出2.4%。每增加一個資深民主黨議員,經濟增長率要提高0.25%。議員資歷和經濟增長兩者並非是線性關係,而是類似於u型的二次函數關係。中等資歷議員占多數州的經濟增長率最低,而低資歷議員占多數的州也出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萊維特認為,這是政治競爭在發生作用,因為有較多的低資歷議員說明這個州的政治競爭激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有趣的是,這個規律顯著適用於民主黨議員.共和黨議員占多數的州並沒有表現出這個規律。萊維特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黨派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大部分時間內,美國國會兩院是由民主黨控制的,所以,雖然在共和黨控制國會期間,共和黨議員占多數的州經濟增長要快於民主黨人控制的州,但畢竟共和黨控制國會的時間很短.樣本量較少,不足以支持嚴格的計量檢驗

  在模型中進一步加入常設委員會這一變數後,萊維特發現一個州在常設委員會中的議員人數也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係。一個州在常設委員會中每增加一名議員,那麼,經濟增長率會提高0.1%。同時加入這個變數後,議員資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未受到顯著影響,這也證明瞭議員資歷和專職委員會這兩個變數之間不相關。

  最後,加入政治競爭這一變數後,檢驗結果表明這個變數也和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係。州議會中的民主黨員占多數時,經濟增長速度會較高。在議會中多增加一個民主黨員,會使經濟增長率提高0.06%,而由於共和黨長期以來均為少數黨,所以共和黨議員的增加沒有明顯表現出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另外,衡量政治競爭的另一個指標——該州前次總統選舉中的民主黨候選人得票率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異,也與經濟增長表現出同向變動關係,差異越大,說明競爭不激烈,則經濟增長速度要減緩,得票率每差異5% ,經濟增長速度減緩0.01%。

  1953-1990年這40年間的數據未能反映出這期間的美國政治制度及世界局勢的變化。1970年代,美國的議會改革使常設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大大削弱,相對增加了普通委員的權力,因此,資深委員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就發生了變化。這一期間,美國聯邦政府依靠轉移支ll6付對巨集觀經濟進行調節的能力也大大增強,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也使美國經濟增長機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考慮到以上這些因素,萊維特以1974年為界,將1953-1990年近40年的期間劃分為兩個時期,在這兩個區間內分別對他的模型進行了檢驗。

  檢驗結果表明,議員資歷及政治競爭程度這兩個變數的作用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資深民主黨議員比例高的州依舊出現了高於平均數的增長速度,尤其在1974年之後的樣本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政治競爭程度在兩個期間的作用沒有表現出大的差異。常設委員會的作用發生了一些變化,農業委員會中各州議員的數量在1974年前和經濟增長率強度相關,而軍事、公共事務委員會中各州議員的數量在1974年之後與經濟增長強度相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

  如果議員資歷、常設委員會的職能和級別、政治競爭等因素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係,那麼其中的影響機制是什麼呢?以前的研究認為這些政治因素可以影響聯邦政府經費在各州之間的分配,萊維特檢驗了這三個因素和占聯邦政府採購75%的國防支出的關係,並沒有發現確定的相關關係。萊維特推斷,除影響聯邦經費的分配以外,更重要的是議員們還可以通過制訂或廢止一項法律、貿易政策、稅收政策等來影響各州的經濟增長。而這些因素還難以進行精確的度量和檢驗,這也是深化這一問題研究的方向之一。

  2.聯邦財政的分配對議員選舉結果的影響

  議員們出於什麼目的來支持其所代表的州的經濟增長呢?普遍認同的理論認為,更多的聯邦政府的財政分配會幫助在任的議員贏得連任,對連任把握不大的議員們為了爭取連任,最關心的就是積極為自己所在的選區爭取更多的聯邦財政經費,以取悅選民。萊維特也支持這個觀點,但作為實證經濟學家,他更關心的是對這種影響的程度進行準確的度量。萊維特1997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雜誌)(JPE)的文章《聯邦財政分配對議員選舉結果的影響》對此做了研究。

  在萊維特以前,有些學者對此進行了計量檢驗,但結果並不支持這個理論。萊維特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這個理論忽略了競選結果與聯邦財政經費分配之間還存在一個變數——競爭者的挑戰(electoral vulnerability),這個變數同聯邦財政的分配正相關,而與競選結果負相關。即在任議員在競選中受到的競爭者的挑戰越激烈,那麼.連任失敗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任議員將大部分精力用於積極爭取聯邦財政經費以換取選民的支持。這樣,聯邦財政經費的分配和競選結果之間的關係便不確定了,更多的聯邦財政經費可以幫助議員連任成功,但同時議員爭取聯邦經費的活動也顯示出議員對連任成功的把握不大,更多的財政經費意味著連任失敗的可能性越大。其次,這個理論也誇大了單個在任議員在爭取聯邦財政經費中的作用。其實,聯邦政府給予一個州多少財政分配,要取決於諸如州長、市長、其他議員等多方面的力量,而單個議員的作用只能影響聯邦經費在本州各個選區之間的分配。最後,聯邦財政種類多樣,性質各不相同,對議員競選也有不同影響,如果不區別對待,將大大影響計量檢驗的效果。

  為了能夠準確度量聯邦財政的分配對競選結果的影響,萊維特創造性地進行了以下處理。首先,議員所受到的競選挑戰來自於其所在的選區,議員對聯邦財政分配的影響也只是局限於各州的選區之間,因此萊維特把研究的視點從聯邦經費在各州之間的分配縮小至聯邦經費在一個州中幾個選區間的分配,用各選區的數據資料來檢驗聯邦財政分配對競選結果的影響。其次,因為議員面臨的競選者的挑戰這一變數難以直接度量,所以,萊維特引入了一個工具變數——聯邦財政在本州其他選區的分配。這個變數和聯邦經費在某個州各選區之間的分配相關,但與本選區在任議員面臨的競選者挑戰小相關,因而和競選結果不相關,因此,這個變數就能夠替代競選者挑戰,把競選結果對聯邦財政的反向關係分離出去。這樣,對一個州中其他選區獲得聯邦財政經費數量的增量變化進行計量分忻.就能準確度量聯邦經費分配對競選結果的影響。最後,萊維特對聯邦經費的用途進行 區分,把它們分解為兩大類,一類是“變化程度大”(high variation)的項目,萊維特也稱之為“非轉移支付”(non—transfer outlay)。這種項目數量眾多,針對特定的項目進行支付,如農業補貼、城市交通治理、環境治理、特殊教育和科研項目等。用於這種項目的聯邦經費容易受議員的政治活動左右,並且也可以方便地作為議員們的功勞來爭取民心,因此,萊維特認為聯邦政府在這些項目上的支付對議員競選結果的影響較大。另一類稱為“變化程度小”(1ow variation)的項日,萊維特也稱之為“轉移支付”(transfer out—lay)。這種項目主要有國家安全、醫療保健、低收入 住房補貼、退伍士兵補助等。這些項目雖然種類少,但金額占了聯邦財政的75%。萊維特認為議員們對這類支出的影響力不大,因而對議員的競選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經過這樣的處理,聯邦財政分配對在任議員競選的影響就可以較為方便地測定了。萊維特的檢驗表明,聯邦財政的非轉移支付對幫助在任議員贏得競選的貢獻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一個選區中人均100美元的增量將幫助在任議員贏得2%的選票;而聯邦財政中轉移支付與在任議員競選結果沒有顯著的關係。萊維特的檢驗結果證實了人們的推測,在任議員在選舉中占有優勢,這種優勢可以為在任議員爭取到5—9,5%的選票。這也說明瞭美國每次國會選舉中只有不到5%的議員在競選連任中失敗這一現象:經濟增長對幫助議員連任也有不小的幫助,經濟增長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幫助在任議員贏得0.45—0.63%的選票,這也說明瞭聯邦財政轉移支付不能有助於在任議員的原因,因為轉移支付增多,說明本選區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好。黨派的作用在萊維特的檢驗結果也充分地體現出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主黨派基本上控制了國會,因此上述的檢驗結果在民主黨議員身上表現得更為顯著 萊維特的實證檢驗不僅證實了這一理論,而且大大深化了這個理論:

  3.競選花費對競選結果的影響

  競選是美國政治體制的一個特色,在美國,各類競選五花八門,花費在各類競選中的費用也有日益增加的趨勢。這個趨勢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競選制度的擔憂,甚至有極端的人士把這種競選稱為“金錢政治”或是“富人游戲”。競選費用和競選結果之間存在著什麼關係?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即增加競選費用會得到更多的選票,那麼,這種影響的程度有多大?會不會大到出現“購買”競選結果的現象?如果這兩者之間不存在相關關係,那麼,怎樣解釋日益增高的選舉費用?競選者又是主要依賴什麼來獲得選民的支持?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以民主自居的美國憲政體制的運行基礎。這樣,競選活動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中心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萊維特1994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雜誌》的文章《用候選人相同的競選來估計競選花費對美國眾議員選舉的影響》對此進行了研究。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挑戰者的競選花費對選舉結果有積極的影響,而在職者的花費對選舉結果影響很小或者幾乎沒有影響。萊維特對這個結論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些成果值得懷疑,因為它們都是建立在橫截面(cross sectiona1)數據基礎之上的。這種方法會產生兩種偏差:

  (1)無法準確度量競選者獲取選票的能力,這誇大了挑戰者花費的影響,高素質挑戰者不僅有能力贏得更多的選票,也有能力獲得更多的競選資助;

  (2)忽略了地區間的差異,如在傳統的共和黨控制的選區,民主黨不易獲得資助,相應地,在任共和黨議員也沒有必要獲取太多的資助,這會減小在職者花費的作用。

  為了避免這兩個偏差,萊維特創造性地重新設計了檢驗的場景,選擇以候選人相同的選舉作為樣本總量,這樣的樣本中就不存在選舉人能力和地區間的差異,競選花費成為惟一影響競選結果的變數。萊維特選取了1972-1990年間的633次這樣的競選作為樣本,樣本數占這一期間選舉總量的15%。經過檢驗,萊維特發現,不論是挑戰者還是在任者的競選花費,對競選結果幾乎起不到實質性的影響。每增加1O萬美元的花費,只會給挑戰者增加0.33%的選票,對在職者的影響更小,只增加不到0.1%的選票,相對於議員連任成功平均45%左右的得票率,這種影響簡直是微不足道。

  萊維特檢驗所得的數據不僅大大不同於以往的研究,也不同於人們通常的認識。在美國,各類選舉的花費急速增長,實質上已經成為了少數富有階級才有資格參加的活動。如果正如萊維特的檢驗結果所表明的,競選花費對競選結果沒有什麼影響,那麼,又怎樣解釋龐大的競爭花費呢?萊維特是這樣解釋的,其一是因為與競選成功的收益相比,籌措競選經費的機會成本非常小,所以即使競選花費效果不大,因為錢來得容易,多花一些錢也無所謂;其二是因為這些政客們不像他萊維特一樣,他們還不明白競選花費多少無關緊要這個道理。

  總而言之,萊維特最重要的目的是給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正名”,他表明,有些民眾所擔憂的所謂“金錢政治”是不存在的,就像有錢不一定能拍出好電視劇一樣,競選結果也是不會用金錢所能“購買”到的。龐大的競選花費雖然是社會資源的浪費,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選舉體制是不會把高素質的候選者排除在外的。萊維特也因此對聯邦政府對競選花費採取各種控制措施不以為然,認為它們不但不會起到什麼作用,相反卻使在職者得利,不利於高素質的候選人贏得競選。

  4.議員的投票行為

  萊維特認為,議員們的競選不會被金錢所左右,那麼進一步說,當選議員們在執政時也應當是客觀而嚴肅的。對此,萊維特深信不疑,並用計量檢驗方法進行了證明。在他1996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AER)的《參議員怎樣投票?揭示政黨路線、投票人偏好、參議員自身觀念的作用》文章中,萊維特對參議員針對國會提案的投票行為進行了研究。

  在萊維特以前,參議員投票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一直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形成了幾個代表性的理論。一種理論認為,因為議員支持者要為議員選舉提供財力支持,所以支持者的偏好(細分為全州範圍內及選區範圍內支持者的偏好)決定了議員的投票行為;一種理論認為,議員為求得連任需要黨派力量作為後盾,所在政黨的路線決定了他們的投票行為;還有一種理論認為,議員自身的觀念(Ideology)在投票行為中起了決定作用。萊維特認為,這些都是議員投票行為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將它們孤立起來進行研究卻有失偏頗。並且這些變數,尤其是議員的觀念,都難以觀測,這些理論也沒有通過嚴格的計量檢驗。萊維特則設計了一個包括所有這些變數的計量模型,對它們的作用逐一進行了檢測。

  在檢測中,萊維特所擅長的尋找代理變數的技巧表現得淋漓盡致。萊維特沿用得到普遍認同的ADA分數(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Score,度量議員政治傾向的標準,議員在每次投票中均支持自由主義觀點的得100分,在投票中總是反對自由主義觀點的得0分)為度量標準來衡量每個變數的作用。議員本人的政治活動行為也由ADA分數度量。議員在全州範圍內支持者的偏好以本州所有議員ADA得分的平均值 為代理變數,議員所在選區支持者的偏好以議員所在州的同一黨派議員ADA平均得分為代理變數;政黨路線以本黨“黨魁”們及全黨議員的平均ADA得分這兩個變數為代理變數=萊維持沒有為議員觀念尋找代理變數,既然影響議員投票行為的所有因素只有三個,那麼支持者偏好、政黨路線兩個變數影響程度之外的所有作用都可以歸結為議員觀念這一變數。萊維持以1970-1990年間112名議員的1259次投票結果為樣本。

  這樣處理後,萊維特的檢驗表明:全州支持者偏好在議員投票行為中的作用是l0--l3% ,與議員所在選區支持者偏好所起的作用相仿,兩者相加所起的作用為22% ;政黨路線雖然也影響議員的投票行為,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較小,可以視為是獨立的;剩下的部分可全部歸結為議員自身觀念的作用,占到了50—70% 無疑,這是議員投票行為中最重要的決定變數,說明議員在投票中不會太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左右,能客觀做出自己的判斷。

  萊維特的研究結果表明,既然競選花費不會影響選舉結果,議員的行政行為也不會受到金錢及政黨太多的干涉,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說明不論廣大民眾還是議員們都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那麼所謂“金錢政治:’肯定是不存在的了。

萊維特甄別作弊行為的機制

  幾年前美國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各州對中、小學三至八年級的學生進行統一考試以測試學生的學習效果,並且據此考察各學校的教學質量,有些州還規定據此對錶現出色的教師進行獎勵。

  學界認為,這種考試一方面會為教師提高教學質量提供激勵,但他們擔心這種考試會使教學變成為應試教育,並且使一些教師為達到標準而進行作弊。這種擔心終歸是一種猜測,最終結果要靠事實和數據來證明。

  萊維特在這一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2003年的兩篇工作文稿《爛蘋果:對教師作弊普遍性及預示指標的研究》、《抓住作弊者:理論應用試驗的結果》中,萊維特構造了一種方法使人們能判斷是否存在教師作弊行為及作弊的普遍程度。

  教師作弊手段可謂多種多樣,如可以事前分析考試規律,圍繞考試內容來授課。萊維特認為最不道德的手段是教師、校長及學監串通在考試中作弊,比如延長考試時間、放鬆考場紀律,甚至篡改學生答題結果。萊維特認為如果教師採用後一種手段進行作弊肯定會在學生的答案中留下一些線索。

  他認為如果一個班級存在作弊行為,那麼會有三個顯著特點:

  (1)作弊當年考試成績優異;

  (2)作弊發生的次年成績顯著下降;

  (3)學生答案分佈異常。從這些細緻入微的觀察和思考出發,他設計出甄別教師作弊的兩組指標,一是考試成績的異常波動;二是學生答案的異常分佈。

  考試成績的異常波動可以得到精確的數據,但答案異常分佈的測量則困難得多。首先,萊維特分析了確定無作弊行為的考試中學生答案的分佈情況,以此作為測度的基準,然後,用四個指標來測試不同作弊手法對答案分佈的影響:

  (1)一個班中一組相連續的問題答案的異常地趨同,這說明教師的作弊手法初級;

  (2)班級之間學生答案的總體相關程度。如果教師隨機更改答案,那麼這個班級答案的總體相關程度將會提高;

  (3)一個班級中的學生對不同問題答案的相關程度。如果學生對有一些問題的答案高度一致,而對其他問題的答案則平均分佈,說明教師有可能更改了一些特定問題的答案;

  (4)不同班級間學生對不同難度問題答案的差異。對於不同班級中得分相同的學生來說,如果簡單的問題回答錯了,但困難的問題卻回答對了,說明其中有教師作弊的可能性。如果一個班級成績波動幅度大,但答案分佈差異不大,說明教師沒有作弊;如果這兩個指標的差異都比較大,則有可能出現教師作弊。

  萊維特沒有像其他“學院派”學者那樣,局限在高深的數據、模型、理論建構里打轉,而是把嚴肅論文改寫成通俗可讀、經濟學門外漢亦很易上手甚且著迷的“小品”,促成了《魔鬼經濟學》的誕生。在書中,他通過發掘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試圖幫助人們打破傳統智慧的束縛,發現事物的本來面目。

  萊維特發明瞭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像是一顆蘋果,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裡頭竟然是橘子。這種剖刀憑藉的是經濟學里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從最有趣而關鍵的點切入。

參考文獻

  • 史晨昱.《萊維特:用經濟學透視社會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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