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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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伯命題是指韋伯關註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並提出的命題理論。

　　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社會的工具理性不斷膨脹，價值理性日益失落，人無法擺脫理性化的“鐵的牢籠”。對財富的追求使得資本主義經濟中原有的宗教和倫理教義被剔除，“而趨於和純粹世俗的情欲相關聯。”韋伯將理性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前者只關註手段如何保證目的實現，後者則強調實現目的的手段必須符合人類的終極價值準則。他聲稱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顯現出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對立和衝突，現代社會的問題來源於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壓制。“當然也正是由於M·韋伯的首創，在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係上也就奠定了一種基調，即科技理性屬於工具理性，現代社會的問題正是由於科技理性壓倒了價值理性所致。"科學技術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而科技理性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獲得了不斷的提高，韋伯對工具理性迅速擴張不斷吞噬價值理性的擔憂也包含了對科技理性的反思。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考察了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歷程，發現那時資本主義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是與對宗教倫理規範的遵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據此來構建理想模型試圖解決現代社會包括科學在內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對立的問題，以過去的經驗更好地反思現代性的弊病。^[1]

　　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問題和危機，韋伯尋求重構宗教倫理，找回資本主義發展的原有精神動力。這使他通過歷史和比較的角度思考與研究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近代資本主義文明最早發生在西方?第二，為什麼這種文明最早不是發生在東方文明國家?”韋伯接著提出西方的新教倫理有利於產生資本主義精神，而中國的儒教和道教倫理有礙於產生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著名的“韋伯命題”。這一命題也說明之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遵循著倫理道德邏輯，體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必然也包含著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里，韋伯認為，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新教的“天職”和“祛魅”概念強調世俗活動，要求勞動者必須勤奮努力地工作，生活要節儉，做人要講究信用，牟利要合理，要珍惜時間等，這些要求使資本家的經濟行為合法化。新教的“選民預定論”和“恩寵觀”，要求每一個信徒必須堅定自己是上帝選民的信仰，終身成為一名“僧侶”，這就使得新教徒的自願勞動變得合法化，使他們的理性行為變得規範化，也使得他們從事某種職業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新教的“禁欲主義”要求信徒們必須節制消費，反對鋪張浪費，這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這種種限制也使得積累的資本能夠用於生產性投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不斷塑造著資產階級的倫理觀念。為何近代資本主義文明不是最早發生在東方?在《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韋伯指出，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缺乏一種像西方那樣的能夠指導資本主義發展必不可少的行動倫理，而這種行動倫理在西方通過新教的宗教倫理得到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