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稅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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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稅收思想(Mill thought of taxation)

　　主要內容可概括如下：

　　（1）課稅依據。

　　穆勒認為，過去經濟學家用“交換說”和“保險說”來解釋徵稅的依據是錯誤的見解。因為，“保護人身和保護財產，不是政府的唯一目的。政府的存在，是直接地或間接地為謀取一切福利，排除一切災害而成立的……不能說，被保護的財產10倍於人，所受的保護亦10倍於人”。在他看來應當用“國家職能說”來解釋課稅依據。他從經濟自由主義出發，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國家職能論，提出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行使職能不是對立的。他列舉了教育事業、保護勞動者、公共事業、殖民地開發事業以及救濟事業等領域，應當列入國家的“選擇職能”。國家為了實現自己的“必要職能”和“選擇職能”，就必須課稅。“政府沒有稅收是不能存在的”。

　　（2）稅收原則。

　　穆勒在論述稅收原則時，引用了亞當·斯密的四原則，即平等原則、確實原則、便利原則和最小征收費用原則。但他提出的平等原則與斯密的原有含義有些出入。他認為，平等原則“還必須有更充分的考察。人們對它的瞭解不完全。且在民眾心中，尚缺乏確定的判斷原理，他的基準有許多錯誤的概念，在一定程度內，為人民所信任”。他主張按平等犧牲理論求得保稅公平與最小犧牲。他指出“關於課稅問題，必須按公平原則，其理由是，一切政府的業務，必須採用公平原則。政府是廣大人民和階級的政府，強烈要求對人民和階級無差別地同等看待，政府則對彼等要求犧牲，該項犧牲必須對一切人儘量用同等的力負擔。同時，必須註意用對全體人民均等而犧牲最小的方法。假如某人負擔較其公平負擔應得的份額小，則他以外的其他人的負擔必然要大於他所應負擔的份額。這樣對某些人的減輕，在其他事情相同情況下，對另一方人民的壓迫增大成為災害，比他所得的福利不是同樣的大。課稅的公平作為政治格言，意味著犧牲的公平。因而，各人對所支付的賦稅感到痛苦，其他一切人對他那一份的體驗是不大也不小，意味著對政府的經費按各自名分的成數籌集”。

　　（3）稅率制度的選擇。

　　穆勒把按照每個人的納稅能力負擔稅收的理論，即所謂的“能力說”，引入均等犧牲的稅收原則中，並以此為依據，提出了比例稅率與累進稅率的選擇問題。他不贊同累進稅率，而主張採用比例稅率。他批評累進稅率說“對較高的所得額比對較低的所得額，按較高的稅率課稅，這是對勤勉與節約課稅，有人比其鄰人更多地勞動，更多地儲蓄，這是對他課以罰金”。穆勒之所以反對累進稅率，在於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即私有財產是靠勞動與節欲形成的，賦稅侵犯這種私有權雖是不得已的事，但某些人多，某此人少，就不合理了。穆勒雖然贊同比例稅率，但他附有如下條件第一，“由於供應生活必需品的必要，要把不課稅的一定最”低限所得除外”。他認為從所得中扣除這種最低生活費所剩的餘額征收比例稅，仍符合均等犧牲。第二，“保留對貧民消費的奢侈品課稅”。其理由是課稅最低限度是要保證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貧民要購買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品，也應當負擔奢侈品稅。第三，“限制大財產在不勞而獲者手中的積蓄，那就是限制各個人”。他在這裡區分了勞動所得與不勞動所得，承認對不勞而獲的所得——遺產、贈與財產——征收累進稅。

　　（4）關於稅收的作用。

　　穆勒修正了古典學派認為國家是強加於經濟之上的額外負擔、國家和稅收是經濟不可逃避的禍害的觀點，認為國家的“必要職能”和“選擇職能”是經濟自由發展所必需的，維持國家存在的稅收是一種經濟必然。同時，他認為，稅收具有調節作用。他提出國家可以利用稅收重新分配社會的財富和收入，以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不公，實現社會正義原則；並提出對最低生活費實行免稅，對勞動所得課以輕稅，對非勞動所得課以重視。

　　（5）稅種的選擇。

　　穆勒明確地把稅收劃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他給直接稅下的定義是“課加在這個人身上，原意由其支付，確實由這個人支付的賦稅是直接稅”。他給間接稅下的定義是“課加在這個人身上，但原意要使這個人犧牲別人來補償自己的賦稅，是間接稅”。他說，一般以所得為對象的課稅是直接稅，由地租稅、利潤稅和工資稅組成；以支出為課稅對象的稅收是間接稅，如國產稅和關稅等。但有些直接課自消費者的，如房屋稅、馬車稅等，屬於直接稅。穆勒關於地租稅理論、利潤稅理論以及工資稅理論，基本上與李嘉圖的論述相同。他認為，地租稅由地主負擔，應課以重稅，地主因投資改良土地而增加的地租，屬於平均利潤，不應課稅；對某一生產部門課征的利潤稅，因其成為生產成本的一部分，會提高商品的價格，由消費者負擔，而一般的利潤稅，則由企業家來負擔；工資稅暫時由勞動者負擔，長期地繳納工資稅，將使勞動人口減少，工資上漲，最終資本家要負擔工資稅。穆勒認為，對必需品征收的間接稅，最終將由資本家負擔。“以勞動階級的消費品為對象的課稅，一般說，會全部或最大部分由利潤負擔”。

　　關於關稅，穆勒從自由貿易理論出發，認為無論是入口稅還是出口稅，都將使商品價格提高，增加消費者負擔，對國際貿易的發展不利。在他看來，間接稅中的奢侈品稅是最佳稅種，其理由是：

　　第一，以全部所得消費在必需品上的人，絲毫不受侵犯，轉移其必需品所需的錢來購買享樂品的人，卻不能避免它；

　　第二，在若幹場合，成為一種有力的奢侈禁止法，這是一種唯一有用的作用。

　　通過對直接稅和間接稅之間的比較，穆勒提出了他的稅種選擇主張直接稅（除房屋稅、地租稅、贈與稅和遺產稅等）由於得不到納稅者的誠心合作，因而不是完美的稅種，倘若不是國家遇到緊急情況，就不要開徵這種稅；間接稅中的關稅、對必需品和生產資料課征的消費稅等不宜開徵，主要對奢侈品徵稅。

　　穆勒最後提出，征收間接稅要遵循如下幾條原則：

　　第一，應儘可能對奢侈品征收巨額賦稅；

　　第二，應向消費者直接課征奢侈品稅，因為如果向生產者課征，物價提高的程度會多於課稅額；

　　第三，應按所得多少的比例以及物品本身所提供的一般享樂程度課稅，如向低所得者課征有逆進作用，應只向高級品課稅；

　　第四，應集中於少數商品課征間接稅，這樣可以減少征收費用；

　　第五，應從重課征酒稅，以此來抑制飲酒的弊害；

　　第六，對任何商品不應課稅過重，以免養成一種以犯法為職業的人。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06～1873）是19世紀中期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其主要著作有《論政治經濟學中若幹未解決的問題》（1844年）、《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1848年）、《功利主義》（1863年）等。他的稅收思想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