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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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異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科技異化是指科技的內在性質、外在使用、社會效用等方面偏離了人類的善良目的，偏離了人的本性、人的基本價值和社會規範，偏離了道德倫理下的生活方式的需求，科技反過來成為限制、反對人類的力量；同時科技異化還體現為，科技在人的理念中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崇拜物，科技迷信就是科技異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反映。

　　科技異化問題的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隨著科技發展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的不斷出現，國內理論界對科技異化展開了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大多借鑒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對“科技異化”內涵的解讀上。國外學者在提到“科技異化”時，主要或較多地使用“技術異化”一詞，“科技異化”一詞是在近年來才被使用的，這是因為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科學與技術的關係日益密切，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勢，作為一個整體對社會發展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難以對科學的異化和技術的異化作嚴格的區分。

　　國內學者也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科技異化”一詞的，而且大多是把“異化”概念作為哲學理解的基礎來界定“科技異化”的含義，其中李桂花的界定得到了國內理論界很多學者的肯定。她在《科技異化與科技人化》一文中指出，科技異化是指“科技這種人的創造物變成了統治人、壓抑人的一種異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科技異化也不是科技本身的固有屬性，它不是由科技本身直接轉化而來的，而是主體在進行科技活動時創造出來的與科技活動主體相異化的存在。

　　科技成為新的控制形式馬克思註意到了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科技異化現象，他的異化勞動理論從另一側面批判了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濫用給人類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並且，馬克思還深刻地剖析了科技異化的本質及其表現，認為科學技術已經表現為對人的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而最終與人類自由自覺的勞動活動相對立，與人的存在本質相分離，從而成為服務於資本的新的獨立的和強大的力量。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深刻分析了科技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控制功能，他們的批判從科技的思想基礎和思維方式———技術理性入手，深刻揭示了科技在資本主義社會成為政治統治工具並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的日常生活的消極影響。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技術理性批判的視角來看，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不僅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一生產力，而且成為影響乃至制約整個社會，併成為控制和奴役人自身的一種新的形式。他們認為，科學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

　　第一，現代機器大工業中的自動化生產技術嚴重壓抑著勞動者的自主性，使勞動者成為機器的零件和這種機器創造物的奴隸。

　　在現代化機器大工業生產中，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代替了人的勞動功能，這雖然減輕了人的體力勞動，但實際上卻剝奪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使本來由勞動者操作和支配機器的活動，變成了由機器操作和支配工人，從而使勞動者成為機器的零件和機器創造物的奴隸。這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作為客體性的異己力量的科學技術反過來逐漸吞沒著人的主體性，使人的行為逐漸失去主動性和目的性，而受制於科學技術，人有目的的活動異化為非理性狀態下的本能動作，人豐富多彩的個性被壓制和消解了。

　　第二，科學技術控制人們的需求。

　　在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以機器生產程式為主，這種社會結構不僅對人們的職業選擇、勞動技能等起決定作用，而且決定著人們的需求和願望，科學技術就是通過控制人的生活需要而成為新的控制形式的。馬爾庫塞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是資本主義社會人被單向度化的根本原因。他認為，資本主義進步的法則寓於這樣一個公式：技術進步=社會財富的增長=奴役的增強。他把虛假的需求和這一需求的滿足作為首要因素來對這個公式進行闡釋。“‘虛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個人的壓抑中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給個人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廣告來放鬆、娛樂、行動和消費，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恨的東西，這些都是虛假的需求。”虛假的需求實際上是把人作為消費工具通過廣告等途徑製造出來強加在人身上的需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製造了虛假的需求，又使這種虛假的需求得到滿足，從而使人們忘記了自己的異化、不幸，獲得一種“不幸中的幸福感”，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因此，科學技術成為把個人束縛於社會的更有效的機制。

　　第三，非科技領域被科學技術侵占。

　　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通過從物質生產領域和經濟活動領域向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社會其他領域的擴展和滲透而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如科學技術已滲透到消費等領域，甚至以消費領域為其最重要的表現空間,消費主導著人們的生存與意識。

　　第四，扭曲人的心理。

　　人類高於動物界的主要表現就是人類具有豐富多彩的心靈世界。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際交往的普遍加強，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歷史創造性也在不斷地增強，同時，現代人又生活在一個普遍異化的社會之中，而且，現代社會的異化範圍和程度較以往有了很大的變化。它不僅表現為物對人的壓抑和勞動產品（商品）對勞動主體的統治，而且已經內化到人的存在結構和存在方式之中，已經出現在人的心理結構和性格結構的深層次中。資本主義統治已經由過去的強制形式轉變為藉助科學技術，以物（商品）為中介，對人進行心理操縱和控制。今天，人生存的痛苦主要不是來源於物質生活的匱乏和貧窮，而主要是因為個體人已成了社會這部大機器自動裝置中的一個個小齒輪，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主體地位，生活變得異常空虛並完全失去了意義。

　　第五，“商品意識”成為人們的思維方式。

　　科技不斷給人們創造出新的物質需要，並且通過科技的手段不斷地滿足這些需要，這就導致人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不斷地創造、占有和消費更多的物質財富，更為嚴重的是使人成了這些物質需要和物質財富的奴隸，成了機器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真實的存在價值，而成為單純的物質材料。總之，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科學技術的合理性已變為統治的合理性。這種科學技術的合理性以科學技術為中介，通過與文化、政治和經濟融合從而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控制體系，實現了對人類最全面、最徹底的統治。

　　在現代社會，科技不僅成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而且已經成為一種奴役人自身的異己力量，使人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意義。因此，研究科技異化，分析科技異化的根源、實質等問題將幫助人類擺脫科技異化所造成的生存困境，正確理解科學技術的本質和特點，準確定位科學技術，清醒地認識科學技術作用的限度和複雜性，並以此指導人們合理地利用科學技術。東西方學者以不同的研究視角對科技異化的根源進行探析，但因其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等層面的差異，往往得出不同的觀點。

　　海德格爾認為，導致技術異化發生的根源在於，人在對存在者的追逐中遺忘了存在，而這種遺忘又可追溯到西方的傳統形而上學。因此，剋服技術異化，關鍵在於剋服傳統形而上學對人的束縛，人要學會“思”。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力圖通過技術理性從理論上來把握科技進步與理性觀念演變之間的關係。他們理論關註的目標在於探究蘊藏在科技異化現象背後的深層根源，他們認為，技術理性的無限膨脹與擴張是科技異化產生的最重要原因，由於科技與理性的結合，使理性走向反面，走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特點即是把人作為工具和可計算的物來考量，從而抹煞和消解了理性中原有的形而上學維度，使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削弱並取代。人們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喪失了對自由、真理和價值等的終極追求，也就喪失了對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終極關懷。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雖然從不同角度對科技異化的根源進行了分析，但他們都以“人”為出發點，關註人的主體的解放，因此，他們關於科技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功能、科技作為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人的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以及近代理性主義對科技異化根源的分析，仍然為人們在後工業社會及其文化系統中重新定位科技提供重要的指導。

　　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片面強調科技對理性影響的消極方面，將科技看作工具理性的基礎；在科技異化問題上，從科技本身尋找原因，“從理性深處說明科學技術消極性的必然性，從而賦予科學技術以‘原罪’的性質，客觀上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科學技術使用方式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進行開脫，這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是一種偉大革命力量的觀點”。也就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科技作為游離於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之外的存在，用對科技本身的批判代替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制度的批判，並把科技的功能誇大和絕對化，將科技定位於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決定力量，這無疑是具有烏托邦色彩的。

　　從以上分析看，他們尋找科技異化的根源都未能或較少涉及社會因素，因此在其擺脫科技異化途徑的構想中，或是求助於抽象的“思”，或是寄希望於審美、藝術活動等非理性方法；在文化批判的層面上也並不能真正剖析科技異化的實質和根源，因此他們都未能找到剋服科技異化的有效途徑。馬克思認為，我們不能從科技本身尋找科技異化的根源，科技異化的產生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些社會因素的總根源首先就在於特定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更確切地說是在於科技的資本主義使用，這是產生科技異化現象的本質原因。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時必然經過的一個環節，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馬克思同時指出科技的異化、人的異化並不是歷史的宿命。科技的發展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使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這些無疑會為人類擺脫對物的依賴，揚棄異化，從而為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創造物質前提條件。

　　馬克思認為，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只有解決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矛盾，才能使工具理性真正成為實現人的價值理性的手段，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的理論表明，“勞動異化”是解決科技異化問題的一個關鍵點，科技異化的根源在於人本身的異化，在於勞動的異化。因為科技活動必須在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出巨大價值，所以只有從人的活動出發，從人的勞動出發才能找到科技異化的根源。人類只有擺脫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的勞動異化的困境，才能逐漸走出科技異化的陰影；只有拆解了勞動和作為勞動手段的科技（機器）與資本的同盟關係，使科技不再成為資本增值的一種手段，恢復人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重新確立人與科技之間的正確關係，才能真正成為技術的主人，才能徹底解決科技異化問題。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要消除科技異化就必須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提高認識水平：即要學會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把“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確定為“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和“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他們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離不開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馬克思說:“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就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而言，人離不開自然界，“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而，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動中不能違背自然本身固有的規律與尺度;反之，違反自然規律與尺度的行為，同時也意味著人類對自己身體的戕害，最終遭到懲罰的將是人類自身。就是說，人存在於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而人要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正確認識人類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並運用這些規律去指導自己的實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

　　其次，變革社會制度:即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

　　既然“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但是，不管怎樣，恩格斯指出:“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在這一領域中，也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科技異化，並不悲觀，相反，他們認為，科技異化是可以被超越與廢除的，其根據是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協調一致。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機器成了資本家階級用來實行專制和進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機器生產的發展又為用真正社會的生產制度代替雇佣勞動制度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解決科技異化的根本出路，正如馬克思指出:“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頹廢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革命。”也就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最終解決資本主義的科技異化問題。當然，異化的完全剋服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中才能最終實現，因為它意味著人類在更高層次、更合理的社會形態中成為一個整體，人成為人自身。馬克思預言:“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工人階級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者!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異化思想極為豐富，儘管這些思想散見於他們的各個時期各類著作中，但是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科學的理論觀點，尤其是對科技異化根源、實質及其解決途徑的分析與思考，對於我們今天研究科技異化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