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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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科技异化是指科技的内在性质、外在使用、社会效用等方面偏离了人类的善良目的，偏离了人的本性、人的基本价值和社会规范，偏离了道德伦理下的生活方式的需求，科技反过来成为限制、反对人类的力量；同时科技异化还体现为，科技在人的理念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崇拜物，科技迷信就是科技异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反映。

　　科技异化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的不断出现，国内理论界对科技异化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大多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科技异化”内涵的解读上。国外学者在提到“科技异化”时，主要或较多地使用“技术异化”一词，“科技异化”一词是在近年来才被使用的，这是因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难以对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异化作严格的区分。

　　国内学者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科技异化”一词的，而且大多是把“异化”概念作为哲学理解的基础来界定“科技异化”的含义，其中李桂花的界定得到了国内理论界很多学者的肯定。她在《科技异化与科技人化》一文中指出，科技异化是指“科技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科技异化也不是科技本身的固有属性，它不是由科技本身直接转化而来的，而是主体在进行科技活动时创造出来的与科技活动主体相异化的存在。

　　科技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马克思注意到了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科技异化现象，他的异化劳动理论从另一侧面批判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滥用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且，马克思还深刻地剖析了科技异化的本质及其表现，认为科学技术已经表现为对人的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最终与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相对立，与人的存在本质相分离，从而成为服务于资本的新的独立的和强大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深刻分析了科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功能，他们的批判从科技的思想基础和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入手，深刻揭示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政治统治工具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日常生活的消极影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技术理性批判的视角来看，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而且成为影响乃至制约整个社会，并成为控制和奴役人自身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方式：

　　第一，现代机器大工业中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严重压抑着劳动者的自主性，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零件和这种机器创造物的奴隶。

　　在现代化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代替了人的劳动功能，这虽然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但实际上却剥夺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使本来由劳动者操作和支配机器的活动，变成了由机器操作和支配工人，从而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零件和机器创造物的奴隶。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客体性的异己力量的科学技术反过来逐渐吞没着人的主体性，使人的行为逐渐失去主动性和目的性，而受制于科学技术，人有目的的活动异化为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动作，人丰富多彩的个性被压制和消解了。

　　第二，科学技术控制人们的需求。

　　在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以机器生产程序为主，这种社会结构不仅对人们的职业选择、劳动技能等起决定作用，而且决定着人们的需求和愿望，科学技术就是通过控制人的生活需要而成为新的控制形式的。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社会人被单向度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增强。他把虚假的需求和这一需求的满足作为首要因素来对这个公式进行阐释。“‘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实际上是把人作为消费工具通过广告等途径制造出来强加在人身上的需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了虚假的需求，又使这种虚假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人们忘记了自己的异化、不幸，获得一种“不幸中的幸福感”，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因此，科学技术成为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更有效的机制。

　　第三，非科技领域被科学技术侵占。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通过从物质生产领域和经济活动领域向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社会其他领域的扩展和渗透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如科学技术已渗透到消费等领域，甚至以消费领域为其最重要的表现空间,消费主导着人们的生存与意识。

　　第四，扭曲人的心理。

　　人类高于动物界的主要表现就是人类具有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际交往的普遍加强，个人的主体意识和历史创造性也在不断地增强，同时，现代人又生活在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之中，而且，现代社会的异化范围和程度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表现为物对人的压抑和劳动产品（商品）对劳动主体的统治，而且已经内化到人的存在结构和存在方式之中，已经出现在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结构的深层次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由过去的强制形式转变为借助科学技术，以物（商品）为中介，对人进行心理操纵和控制。今天，人生存的痛苦主要不是来源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和贫穷，而主要是因为个体人已成了社会这部大机器自动装置中的一个个小齿轮，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主体地位，生活变得异常空虚并完全失去了意义。

　　第五，“商品意识”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

　　科技不断给人们创造出新的物质需要，并且通过科技的手段不断地满足这些需要，这就导致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创造、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更为严重的是使人成了这些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的奴隶，成了机器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存在价值，而成为单纯的物质材料。总之，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变为统治的合理性。这种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科学技术为中介，通过与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从而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控制体系，实现了对人类最全面、最彻底的统治。

　　在现代社会，科技不仅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奴役人自身的异己力量，使人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因此，研究科技异化，分析科技异化的根源、实质等问题将帮助人类摆脱科技异化所造成的生存困境，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点，准确定位科学技术，清醒地认识科学技术作用的限度和复杂性，并以此指导人们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东西方学者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科技异化的根源进行探析，但因其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层面的差异，往往得出不同的观点。

　　海德格尔认为，导致技术异化发生的根源在于，人在对存在者的追逐中遗忘了存在，而这种遗忘又可追溯到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因此，克服技术异化，关键在于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束缚，人要学会“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通过技术理性从理论上来把握科技进步与理性观念演变之间的关系。他们理论关注的目标在于探究蕴藏在科技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他们认为，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与扩张是科技异化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由于科技与理性的结合，使理性走向反面，走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特点即是把人作为工具和可计算的物来考量，从而抹煞和消解了理性中原有的形而上学维度，使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削弱并取代。人们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丧失了对自由、真理和价值等的终极追求，也就丧失了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异化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但他们都以“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的主体的解放，因此，他们关于科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功能、科技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人的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以及近代理性主义对科技异化根源的分析，仍然为人们在后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系统中重新定位科技提供重要的指导。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科技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方面，将科技看作工具理性的基础；在科技异化问题上，从科技本身寻找原因，“从理性深处说明科学技术消极性的必然性，从而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客观上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使用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进行开脱，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革命力量的观点”。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科技作为游离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之外的存在，用对科技本身的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的批判，并把科技的功能夸大和绝对化，将科技定位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力量，这无疑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

　　从以上分析看，他们寻找科技异化的根源都未能或较少涉及社会因素，因此在其摆脱科技异化途径的构想中，或是求助于抽象的“思”，或是寄希望于审美、艺术活动等非理性方法；在文化批判的层面上也并不能真正剖析科技异化的实质和根源，因此他们都未能找到克服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马克思认为，我们不能从科技本身寻找科技异化的根源，科技异化的产生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社会因素的总根源首先就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这是产生科技异化现象的本质原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必然经过的一个环节，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马克思同时指出科技的异化、人的异化并不是历史的宿命。科技的发展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些无疑会为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扬弃异化，从而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条件。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解决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才能使工具理性真正成为实现人的价值理性的手段，才能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表明，“劳动异化”是解决科技异化问题的一个关键点，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异化，在于劳动的异化。因为科技活动必须在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巨大价值，所以只有从人的活动出发，从人的劳动出发才能找到科技异化的根源。人类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劳动异化的困境，才能逐渐走出科技异化的阴影；只有拆解了劳动和作为劳动手段的科技（机器）与资本的同盟关系，使科技不再成为资本增值的一种手段，恢复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重新确立人与科技之间的正确关系，才能真正成为技术的主人，才能彻底解决科技异化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消除科技异化就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提高认识水平：即要学会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确定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就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而言，人离不开自然界，“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因而，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能违背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与尺度;反之，违反自然规律与尺度的行为，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戕害，最终遭到惩罚的将是人类自身。就是说，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或之上)。而人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正确认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

　　其次，变革社会制度:即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既然“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但是，不管怎样，恩格斯指出:“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异化，并不悲观，相反，他们认为，科技异化是可以被超越与废除的，其根据是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又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而解决科技异化的根本出路，正如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革命。”也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科技异化问题。当然，异化的完全克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在更高层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中成为一个整体，人成为人自身。马克思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工人阶级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极为丰富，尽管这些思想散见于他们的各个时期各类著作中，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科学的理论观点，尤其是对科技异化根源、实质及其解决途径的分析与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科技异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