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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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邏輯指的是“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被利益綁架的政治”和“被權力操縱的經濟”。政經邏輯在揭示政治經濟如何相關的同時，還導致政治信任度降低後的立場分歧以及研究獨立性受損後的研究與實踐關係爭議。^[1]

　　20 世紀中後期興起的新政治經濟學較好地彌合了 19 世紀後期以來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道揚鑣後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學科細分化後的各自為政、自我封閉。毋庸置疑，新政治經濟學關註的是政治經濟的相關性，研究目標在於揭示此相關性。然則政治經濟相關性究竟指的是什麼，新政治經濟學因專註於具體發現而未及提煉概括，相關解讀新政治經濟學的文獻也是一帶而過，未及深究。本文通過對半個多世紀以來新政治經濟學重要研究成果的分析，擬以“政經邏輯”一詞概括之，具體而言，指的是“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被利益綁架的政治”和“被權力操縱的經濟”。

　　關於“被利益綁架的政治”，當經濟學將註意力從市場擴大到政府時，其核心目標是探究政治中的人是如何行為的。在此過程中，利益或效用成為研究的觀察視角，即將利益最大化作為眾人行動的目標，據以解讀政治行為、公共決策以及政治格局。這也因此規範了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理解和解釋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和結果。促成這一轉變的理論背景是，認為政府和政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為各自的利益而選擇政策。

　　由此不難理解，新政治經濟學習慣由“經濟人”假設推導出政府官員和官僚組織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傾向，以及利益集團對市場力量的操縱、對價格機制的扭曲，等等。例如，尼斯坎南( Jr． William A． Niskanen) 指出官僚都是爭取預算最大化的個體，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克魯格( Ann Krueger) 揭示了政府官員與工商業者互動過程中的尋租行為，奧爾森( Mancur Olson) 專註於利益集團的集體行動邏輯，羅高斯基( Ronald Rogowski)從社會聯盟的理論視角分析了貿易是如何影響國內的政治聯盟的，而貝茨( Robert Bates) 、列維( Margaret Levi) 則致力於研究制度約束下國家官員行為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如果說上述研究更多關註的是強勢談判者的利益，在民主社會中，普通人的個人利益算計同樣影響著政治的制度變遷。唐斯( Anthony Towns) 在《民主的經濟理論》一書中，探討了民主體制中的投票行為和黨派競爭，通過強調政治行動中行為人的不同算計來還原或解釋政治運作與制度的形成、演變，展示了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D． Roderick Kiewiet 通過分析經濟問題對選民的重要性，揭示了個體的投票行為與經濟環境的關係。作者向政治家明確傳達了這樣的信息: 如果你能讓經濟增長，那麼，不考慮你所選擇的特殊政策，你也能再次當選。佩爾森和塔貝里尼( Torsten Personand Guido Tabellini) 則專註於探究理性人之間的策略互動是如何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的經濟後果是如何影響個人的政策偏好進而被整合進公共政策的。考慮到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德雷澤( Allan Drazen) 主張將利益衝突作為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組織原則，理由是，只有當人們對即將頒佈的經濟政策或分攤的經濟成本與利益產生分歧時，政治行動才會發生。

　　“被權力操縱的經濟”中的權力，包括政治權力、商業權力和文化思想層面的權力。談到政治權力，不能不提及選舉政治對經濟實踐的影響。在政治的商業周期理論中，研究者們通過解釋政府的聲望和投票行為是如何依賴於經濟條件的，旨在闡明經濟的周期性繁榮和蕭條與民主選舉的政府有關。

　　在諾德豪斯( W． D． Nordhaus) 的假設中，執政黨為了保證連任，將利用適應性預期的滯後，在臨近選舉時使有利於自己的選票預期比例最大化。於是，政府會在任期之初有意識壓低產出，在選舉關頭則炮製繁榮以欺騙選民。

　　至於商業權力對經濟的影響，早在 19 世紀中期，馬克思( K． Mark) 已經探討了資本家是如何製造經濟的周期性繁榮和蕭條。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周期主要依賴於資產階級的勢力，而不是政府的行動。這是其與現代的政治商業周期理論的區別，或許19 世紀的政府操控經濟的能力不如20世紀的政府。至 20 世紀中葉，卡列茨基( M． Kalecki) 進一步指出，工商業領導者們的階級本能告訴他們，持久的充分就業是不牢靠的，而失業才是資本主義體系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後，博迪和克羅蒂( R． Boddy and J． Crotty) 通過分析二戰後的階級衝突與巨集觀經濟政策，指出巨集觀經濟政策為資本家服務和工會構成的對這一服務的限制共同產生了政治的商業周期。20 世紀中後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確也為上述觀點提供了因果關係的證據。

　　文化權力是如何影響現實中的經濟運行的? 20 世紀中期，加爾佈雷斯( James K． Galbraith) 便尖銳地批評經濟學( 家) 炮製的消費欲望( 消費者主權學說) 擴大了社會的不平衡，而這一欲望的產生源頭則來自於廠商的逐利動機，旨在通過發現市場創造一個又一個的需求。在加氏看來，消費者主權是一種神話，為了維持一個從生產到收入不斷增長的豐裕社會，必須製造出新的欲望，而廣告宣傳的作用即在於創造和操縱新的消費者物品欲望。

　　布倫南( Geoffrey Brennan) 也談到，“一旦經濟學開出的秘方獲得政治上的尊崇，一旦政黨向政策實體負責，而後者依靠的是關於‘何為真正的經濟問題’的獨特見解，便會出現對這些經濟觀點的大量政治投資以及為捍衛這些觀點而動用強大的修辭資源。”如此看來，經濟學、商業廣告和政治文宣構築的文化權力其實與商業權力甚至政治權力密不可分、彼此結盟。

　　本文中的“政經邏輯”不僅用於指代新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成果，既然是探求政經互動，那麼互動的不只是客觀的政治與經濟本身，互動還可能發生在政經互動研究之間、政經互動的實踐之間以及政經互動的研究與實踐之間，而這些互動所引發的困擾恰恰是新政治經濟學者應當高度警覺的。

　　困擾一: 政治信任度降低後的立場分歧。

　　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通常是為了揭示政治的私利性，如展示政治運作特別是經濟政策制定背後的利益糾葛甚至陰謀。正是通過展現政治的“唯利是圖”和官員的自利，經濟學成功地拓展了研究領地，經濟學範式獲得了本領域之外的解釋力，其作為分析工具的市場占有率大大提高了。目前尚難判斷這種影響對於政治學的學科發展而言是利還是弊，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政經邏輯”關於政治被利益綁架的研究發現或理論闡述，大大削弱了人們對民主政治公共性的信心。

　　儘管新政治經濟學建立了民主制下政治聲望和經濟業績之間的聯繫，其實也就是經濟業績對政府政治聲望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人們還發現，不同的政府所強調的經濟問題是不同的，而導致這種不同的原因，部分是因為思想意識的不同，部分是因為政府利用現有經濟條件的動機的不同，而這兩種原因都可以改變民主制下選民的關註點。這是否意味著，不是簡單地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是隱性的政治決定了公開的政治，政治是別有用心的，民主選舉的政府也不例外。於是，與民主政治的傳統理解不同的是，現代視野中的民主政治與政府並不必然具有公共性。理應是官員秉公持正的公共領域，常常是由選舉利益、利益集團的利益和官員的私利支配。政府是關心自己壽命的政治動物，而不是致力於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權力代表，至於政府頒行的政策很可能是反映或者更符合社會特權階層的利益。

　　如此一來，新政治經濟學雖然發現了“政治被利益綁架”，但其規範和指導政治經濟實踐的作用和功能並未因此清晰，反而加劇了政治主張的分歧，這便是政經邏輯的第一個困擾。表現為: 一方面，既然私利常常干擾公權，那麼公權的行使者以及公權本身就應當受到約束、限制和監督，應當通過一系列可為的機制降低“經濟人”邏輯對公共利益的損害。雖然卡爾·博蘭尼( Karl Polanyi) 、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 關心的是政府如何影響經濟的，但同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Hayek) 、密爾頓·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一樣，他們更關心的是政府干預經濟妨礙了自由。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自由市場與開放競爭是降低政府負面性的最好途徑。為此，政府的權力應當受限，政府管制最好是解除，以給予經濟發展以充分的自由。

　　另一方面，鑒於利益集團在經濟政策( 政治領域) 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人們也有理由認為，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也不一定是自由的，更可能是特權階層以自由的面具上演的獨裁。於是，與之前強調對政府的約束限制相反，市場自身也應受約束和限制。

　　至於政府在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除了經濟自由化，還應考慮其他因素，以保護本國的經濟增長，維護普通民眾的利益。具體而言，政府應該適度干預經濟，以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以政府行動削弱自由選擇中的制約; 通過政府調控如財政政策、福利政策來優化利益分配，緩解自由市場經濟的後果如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緊張。更重要的是，考慮到無所不在的私利對公共政策的侵蝕及控制，政府更應該獨立行事，擺脫全球化、自由市場秩序的影響。畢竟，只有政府才能與破壞穩定的市場力量相抗衡。

　　困擾二: 研究獨立性受損後的研究與實踐關係爭議。

　　儘管 20 世紀以來選舉政治的發展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但另一後果卻是，由於選舉政治的力量，經濟學也有些“選舉化”了，或是政治化了。根據政治的商業周期理論發現，政府總是試圖在選舉之前以通貨膨脹式經濟繁榮導致的就業與收入增加去贏得選民的支持，而對通貨膨脹所需付出的代價則在選舉之後支付，為此，政府將採取控制價格之類的緊縮措施，而這又會導致就業和收入的下降。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一個周期迴圈，在政治選舉中不斷地重覆。由是觀之，經濟理論或論點大行其道的前提是獲得政治上的認同，理論好不好用首先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如布倫南所雲，“政治家並不是經濟學講師，他們只是利用了流行的信仰。……一旦政治家將自己置於這些流行的主張中，……這些主張就不再只是孰對孰錯的學術論爭，而是成為政治爭論。”

　　權力對經濟學的影響無處不在，2003 年初在中國經濟學界爭論中國經濟是熱是冷時，曾有學者指出，經濟是冷是熱雖然是學者之間的爭論，但最後的問題是利益問題，實質是權力問題，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看誰的談判能力強。

　　如此一來，這是否意味著，“被權力操縱的經濟”一不留神就成了“被權力操縱的經濟學”? 錶面上，是經濟學在影響政治，實際卻是無所不在的權力在“規範”和“利用”經濟學，經濟學淪為權力的掌中物。顯然，如果研究者受制於權力的影響而不自覺，或研究者故意放棄中立，則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便是奢談。於是，政經邏輯的另一困擾隨之而來，即在研究與實踐的關係處理上，會出現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種觀點是，經濟研究與政治實踐原本就難拆開，難以分清你我。既然新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理解政策領域中的重大問題”，

　　則此理解應該建立在對該國的制度結構、文化心理以及政府官員本身準確把握的基礎上。這不僅是因為，瞭解一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助於經濟學家為政府提供更合理可行的經濟政策建議，更在於，公共政策並不是由天使制定的，不少政策只是有利於權勢者，有時政策由動機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領導人制定。這些表明，若不深入政治之中，便很難弄清楚經典理論原理在現實中的偏差和如何被扭曲。

　　因此，布勞格( MarkBlaug) 指出，“經濟學家一直同與政府政策有關的問題打交道，因此，他們的主要經濟學說不僅從拉卡多斯意義上說是科學研究框架( SRP) ，而且也是政治行為框架( PAP) 。”

　　另一觀點則是，明確經濟研究與政治實踐的區別。既然權力在現實的經濟運行、經濟政策制訂乃至經濟現象解讀中利用經濟理論進行操縱，則研究應保持與現實的距離，這有助於降低政治的干擾和提高研究的公正。Alt 與 Chrystal 在指出政府的聲望( 或選舉表現) 是由主要的經濟指標如通貨膨脹、失業、國際收支、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率等決定的同時，卻又提醒我們，看似客觀的指標，很有可能摻雜了權力因素而變得不那麼客觀了。如果這是事實，且具有代表性，則無疑給學者們提了一個醒，理解經濟問題的本質、找出癥結比開出治病藥方更重要，否則藥方的危害性很可能大於疾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