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遞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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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遞鋪是中國古代的郵驛，為中國古代郵驛組織之一。它肇始於宋，迄元朝普遍推開。急遞鋪的創立是郵驛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它的廣泛設立也有助於商業的貿易，促進沿途經濟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風俗的同化。
宋代
郵驛組織由兵部駕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闕，視其職治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遲速以附步馬急遞”。郵驛組織的功用與效應，日益為全社會所關切，分工越細密。一種高速為軍事目的服務的快速軍郵制——急腳遞，就在這時應運而生。這種急腳遞，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腳遞。急腳遞最快，日行四百裡。遞鋪之間相距不一，有10里，有20里。但據說，這種快遞只用於戰爭時期。至北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又有一種金字牌急遞鋪，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裡，專門遞轉皇帝下達的緊急軍務。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設有都提控急遞鋪兵。
元代
國家疆域廣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郵傳，星羅棋佈，脈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舉”。急遞鋪的作用極為顯著。元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戶內，簽起鋪兵。至元九年（1272年），有人上疏說：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國家設官署名字必須吉祥者為美，宜更定之。遂更為“通遠鋪”。於是，後來又稱急遞鋪為“通遠鋪”。
明太祖立國之初
為完成統一大業，複興社會經濟，在南征北戰、發展生產的同時，對於郵驛事業亦看得十分要緊。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置車船，一方面承元舊制，一方面有所創新。於洪武元年（1268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時並“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急遞鋪”。後來，又分別在兩京和各州縣設立急遞鋪總鋪。水、馬站，洪武九年改為水馬驛。水置船，陸用牛、馬、車。
急遞鋪與水馬驛、遞運所，並稱為明代郵驛三大機構，日夜不停地為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服務，在鞏固封建政權中起著巨大作用。也是中國古代郵驛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惜，《明實錄》、《大明會典》等主要史籍，對於急遞鋪的情況缺乏完整的記錄。有些問題說得比較清楚，有些則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數量與遞送手段、鋪兵的負擔與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語焉不詳。以致後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誤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畫和研究。本文試就前述幾個問題，略敘己見。不妥之處，敬希賜正。
急遞鋪的數量與分佈，事關其在明代郵驛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數量又與鋪距不無關係。
有人說：“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將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於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於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又有人說：“驛遞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明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
《明史》捲七二《職官志一·兵部》言：“凡郵傳，在京師曰會同館，在外曰驛，曰遞運所，皆以符驗關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馬驛、遞運所。萬曆《大明會典》捲一四五《驛傳一·水馬驛上》、捲一四六《驛傳二·水馬驛下》、捲一四七《驛傳三·遞運所》，分別臚列了分佈在全國各府州縣水馬驛、遞運所的名稱與數目。水馬驛總計1032處，遞運所146處。該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卻只寥寥數語，鋪名、鋪數，一概全無。《元史》、《永樂大典》編修於明初，二書對元代水馬驛的名稱與數目，記載甚為詳備，唯獨對元代急遞鋪的名目是空白。可見《明實錄》與《大明會典》的做法，也是本於“明承元制”。
關於明代急遞鋪的幾個問題
漢制，每30里置一驛。唐與漢同，全國共有水、驛1639處。宋代，對驛站之間的距離做了更新，改為60里置一驛，不如漢、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遞鋪的建制，為10里，或25里，設一鋪。從里距看，急遞鋪多於水馬驛，應屬無疑。
元朝建國以前，元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年）下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急遞鋪自是廣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進一步在元大都“設置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設提領三員”，以加強對急遞鋪的管理。據《元史·兵志四·站赤》載：元代中書省所轄腹里各路，以及河南與江北等處、陝西、四川、雲南諸路、甘肅等9個行中書省，所轄陸站、水站、牛站、狗站、馬站、轎站、步站，總計為1401處。元代驛站的里距，史書（包括《永樂大典》在內）沒有留下明確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後二代驛站的里距推測，元代驛站的里距，與宋、明當相去不遠。元代急遞鋪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鋪兵5人。以此觀之，元代急遞鋪的數量，亦將在水馬驛之上。
明代驛遞之制，基本上沿襲元代。急遞鋪尤其如是。從鋪舍建設、內部經理、公文檢驗、包裝、交接手續，到急遞之法與對鋪兵的具體要求等，幾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馬驛的里距，“陸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陸站長些。
急遞鋪的鋪距。洪武元年正月規定：“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實際雖非如此劃一，但以10里者居多，則是鑿鑿有據。
例如：北直隸順天府宛平縣萬曆時，有急遞鋪12處。其規制、職掌、鋪兵額數、鋪距、方位、郵遞路線為：每鋪設鋪司（鋪長）1名，掌送到官文書籍記件角時日而遞發之。鋪兵3名，輪次傳送，凡46人。
1、明代各縣急遞鋪，多以縣城為中心，向四周輻射，連續周邊鄰縣（或鄰省），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快速郵遞網路。
2、鋪兵額數有多寡，非盡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3、直至明後期和明末，各地方誌對水馬驛與急遞鋪仍明白分別記載，可證到了明代，急遞鋪與驛站雖然郵傳道路多數互相重合，但機構、人員、管理等，並沒有“合一”，還是分立兩個系統，各司其職。
4、各地急遞鋪的里距，均明顯短於水馬驛與遞運所，絕大部分是10里，15里、20里、30里、40里等，只占極少數。可知急遞鋪之數必在水馬驛與遞運所之上。
明代自京師至四方，都設有郵驛組織。在京師稱會同館，在外叫水、馬驛和遞運所，以便公差人員往來，貨物運載。至於公文遞送，則置急遞鋪，“以免稽遲”。急遞鋪、水馬驛、遞運所三者，除機構設置、職責範圍等各有差異外，遞運技術也不一樣。
明代急遞鋪縱橫交錯，從腹地伸延邊疆，由平川接續山區，與水馬驛、遞運所共同覆蓋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較暢通的水、陸聯絡網。這幅網是用鋪兵的血汗編織而成的。他們日日夜夜，風雨無阻，用自己的雙腿，為封建王朝遞轉各種公文，傳遞上下信息。可以說，是當時“特種”通信兵。他們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報少。元代，鋪兵免差。明代沒有尋到此類的資料。他們唯一的報酬，是勉強維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錢。
宋代，以軍士為驛遞夫，鋪兵也由士兵輪充。從元代開始，改為征發民夫。這些民夫，起初來自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中多系貧民。爾後，又有些富戶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1283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遞鋪時，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於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承元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卻充鋪兵”。
明代鋪兵的征發，與元代比較，相同的是仍然堅持就近僉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於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鬥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賦時，“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按民田畝稅三升三合五勺計算，納稅糧一石五鬥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約有田五十至六十畝。由於各地畝有大小，租額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積更大小不一樣，因而對有田五六十畝的人戶，很難界定是哪個階層的農戶，但總算是有田之家，而非無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鋪兵非清一色農戶。除民戶外，還有些軍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準，“各鋪司兵，若有無籍之徒不容正身應當用強包攬多取工錢，致將公文稽遲沉匿等項問罪，旗軍發邊衛、民並軍工人等發附近，俱充軍。其提調官、該吏鋪長，各治以罪”。
明中葉以後，隨著賦稅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併之風盛行，豪強勢要大量轉嫁賦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產之人，多淪落破產。鋪兵的簽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產農民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驛卒、鋪兵時，大批仰賴郵驛維生者突然“無所得食，皆從賊”，紛紛投入農民起義軍。這種局面的形成，絕非偶然。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頓失衣食，成為無業之民。另一方面，又與他們所處的年齡段有關。因為鋪兵都是青壯年，遇事頗為敏感，視野比較開闊，思想少有顧慮，感情豐富奔放，勇於發難，敢於衝鋒。
鋪兵年齡與身體條件的特殊要求，決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戶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戶以籍為斷，分為軍、民、匠三等。軍、匠之役皆為永充。編製“賦役黃冊”以後，里甲之役10年一輪換。男子年16曰成丁，成丁而役，60而免。對鋪兵的僉派，洪武時已立下兩條法令：第一，“須要少壯”。第二，不能缺額。若“鋪兵數少及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必須隨時“僉點補替”。這說明：鋪兵不是永充，也不是10年一輪換或者必年至60而免。凡“老”、“弱”者，要隨時替換。為了適應“步遞”與“急遞”的雙重需要，不僅要年青，而且要身強力壯。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齡超過青壯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郵驛組織的發展而言，急遞鋪的創立是一個進步。它表明郵驛形式趨於多樣性，加快了政令傳送。又當時商路與郵路，多為複合。急遞鋪的廣為置立，也必然有助於商業貿易，促進沿途地區經濟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風俗的同化。而從鋪兵歷史命運考察，這種官營機構的存在與運轉，完全是依靠殘酷勞役剝削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