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反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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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反芻(rumination)、反芻思維

　　思維反芻指重覆被動地思考，亦稱為反芻思維。它的類型包括強迫思考和反省深思，前者是指被動地比較當前狀況和不能實現的目標之間的差距；後者是指有目的的、向內地解決認知問題。^[1]

　　思維反芻一詞源於我們日常會觀察到的一種現象，即一些動物會把吞咽下去的食物返回到嘴裡慢慢咀嚼，然後再緩緩咽下，這種反覆咀嚼、不斷消化和吸收的現象被稱為反芻。思維反芻是指個體經歷考試失敗、工作壓力大等負性生活事件時或者事情發生後所產生的自發性的重覆思考的傾向。

　　進行反芻思維的人會在自己的頭腦中反覆地想某一件事情，試圖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不斷地思考問題的來由、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權衡這些方法直接的利弊，當這種情況越來越失控，思考者就會像陷入泥潭一樣，不可自拔，發展成臨床上的抑鬱症。某個人過分沉溺於消極的思想中反過來又會強化自己的負面情緒，自我聚焦的反芻會增加悲傷，焦慮和沮喪的感覺，更糟的是反芻的人會比較容易轉移其攻擊而波及無辜的旁觀者。

　　通常情況下，思維反芻會加重或延長負性情緒或抑鬱癥狀，特別是當人們將註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負面感受上，使自己孤立起來，不斷沉溺於對所煩惱的問題的思索。

　　當個體遭遇諸如考試失敗、喪失等負性生活事件之後，個體的思維停留在生活事件的影響之下，不斷地想“為什麼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或者是“如果總是這樣，我將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即反覆思考事件的原因、後果及其給自己帶來的感受等內容。在解釋抑鬱情緒的性別差異時Nolen-Hoeksema提出了反應風格理論(responsestyletheory)，該理論認為面臨憂郁情況下個體選擇反芻思維的方式會延遲、加重其抑鬱情緒。自此理論提出之後，很多研究都探討了反芻思維是負性情緒的認知易感因數等問題。

　　反芻思維的正面意義：

• 反芻思維是強大的防患意識的體現。

• 反芻思維有利於解決認知問題，併進一步調整自身行動。

　　反芻思維的負面影響：

• 在社交情境中，與低度社交焦慮者相比，高度社交焦慮者較容易在社交情境後使用反芻策略，且較少使用其他策略，這也是造成他們適應不良的原因之一。

• 反芻思維是抑鬱症的臨床特征和易感因。

　　如何減少反芻思維的負面影響：

　　落實行動

• 分析當前狀況，若目標可以被實現，則應落實到行動上。
• 若是因為認知上有盲區而引起反芻思維，可以通過向他人請教交流或實踐檢驗來補充認知。
• 很多反芻思維，可能是同一類型的事件或人員引起的。為了防止此種類型的反芻思維，要避免頻繁跟他們接觸，也許可以更好的保護自己。
• 當你意識到自己進入反芻思維模式時，要立即停止這種無意義的思考，強制自己去做些有益調整情緒的事情。

　　調整思維慣性

• 與其讓負面思維在大腦中停留，不如把它轉化成一個正面的想法，即使擺脫不掉，一個正面的想法至少不會讓你心力交瘁。
• 別想太多：中國有句名言，叫“難得糊塗”，這是應對反芻思維的特效藥。

　　發表在《認知科學》雜誌的一片研究表明，無論是健康被試還是抑鬱症患者，他們在進行反芻思維時大腦中線的兩個腦區——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的活動水平顯著升高。內側前額葉一般被認為負責與自我相關的心理活動，當人們對自己進行評價時，這個腦區就會更加活躍；而後側扣帶回則被認為和自傳體記憶的加工有關，也就是當人們回憶起過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時，這個腦區的活動就會升高。這些研究結果提示，反芻思維背後的腦機制也許與負責自我以及自傳體記憶的腦區有關。

　　藉助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研究者們得以實時地觀察到當人們在進行某種心理活動時大腦的哪些區域更為活躍，也可以看到這些腦區之間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類似於我們之前提到的方法，科學家們也使用類似的問題來引導被試在功能磁共振掃描儀內一邊接受掃描一邊進行反芻思維，或者進行分心，隨後通過對比這兩種條件下腦活動的不同來探究與反芻思維密切相關的腦區。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們使用指導語分別引導健康人和抑鬱症患者在接受功能磁共振掃描時進行反芻思維或是分心，結果表明，無論是健康被試還是抑鬱症患者，他們在進行反芻思維時大腦中線的兩個腦區——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的活動相較於分心狀態下的活動顯著升高。內側前額葉一般被認為負責與自我相關的心理活動，當人們對自己進行評價時，這個腦區就會更加活躍，而後側扣帶回則被認為和自傳體記憶的加工有關，也就是當人們回憶起過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時，這個腦區的活動就會升高。這些研究結果提示，反芻思維背後的腦機制也許與負責自我以及自傳體記憶的腦區有關。

　　可以看到，該研究中當被試進行兩種類型的反芻思維（體驗型（Experiential）和分析型（Analytical）時，大腦中線的兩個腦區——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的活動顯著比分心狀態更高。

　　前人的研究少有對不同腦區之間的交互與反芻思維之間關係的探討，這主要是受制於傳統的反芻思維研究範式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最近，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嚴超贛課題組使用介於傳統的任務態和靜息態之間的“反芻思維狀態”任務對反芻思維狀態下不同腦區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了探究。結果表明，在反芻思維狀態下，被試相較於分心狀態時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與內側顳葉之間的功能連接顯著上升，體現了這些腦區之間在反芻思維時更加緊密的相互聯繫。如上文所說，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分別是負責自我相關心理過程和自傳體記憶加工的腦區。內側顳葉腦區和對過去以及未來的場景構建有關，也是產生自發思維的地方。這些腦區之間更加緊密的交互也許反映了反芻思維的產生機制：內側前額葉和後側扣帶回對內側顳葉所產生的思維的過度抑制。

　　反芻思維會加重或延長負性情緒或抑鬱癥狀，因為它促使個體將註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負面感受上，使其將自己孤立起來，並不斷沉溺於對所煩惱的問題進行思索，而不嘗試做任何解決問題的行動;也會沉浸於對抑鬱癥狀的成因或者影響結果進行思考，而不做任何建設性的事情以減緩癥狀。雖然極少數研究結果沒有發現反芻思維會維持抑鬱癥狀，但是大部分研究較為一致地驗證了反芻思維是抑鬱情緒的認知易感因數假設，會維持個體的抑鬱情緒、延遲抑鬱情緒的複原以及增加個體將來抑鬱癥狀出現的可能性。

　　Nolen-Hoeksema的系列研究指出反芻思維會影響抑鬱情緒，她最早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關係。在1991年的研究中她選用16位非臨床被試，其中有些被試採用反芻思維的反應方式，而另一些被試則採用轉移方式，在測完反應方式和抑鬱狀況後，過了一段時間發生地震，再次測量被試對這次地震反芻思維所花的時間和經歷到的災害損失。研究結果發現，地震前表現出較多反芻反應方式的被試比起較少採用的被試，在地震10天後其抑鬱情緒明顯增加;控制個體最初的抑鬱程度和受損程度後，反芻思維和抑鬱仍然呈現顯著正相關，且即使在7周後的追蹤中這種關係仍然存在。Nolen-Hoekse-ma在1994年對遭遇過親人過世的被試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無論第1個月的抑鬱得分高低，被試所採取的反芻反應都可預測創傷事件發生6個月後的抑鬱癥狀，並且初始的抑鬱得分越高，反芻反應預測抑鬱情緒的解釋力越大。反芻思維對抑鬱的預測作用不僅僅發生在創傷性事件之後，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研究者以大學生為被試，要求他們連續30天內，每天記錄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抑鬱情緒和對抑鬱情緒的反應，結果發現當被試越是傾向於採用反芻思維的方式，他們每天所經歷的癥狀就越多，抑鬱情緒的程度就越嚴重;且在控制了最初的抑鬱程度後，反芻反應可以預測抑鬱癥狀持續的時間。

　　上述多以縱向設計的方式展開，採用橫向設計的研究也發現了反芻思維和抑鬱情緒的關係。No-len-Hoeksema和Jackson以在社區徵集的740名成人(年齡從25到75歲)為被試，採用電子郵件的施測方式考察了二者關係，結果表明在整個被試群體中，反芻思維和抑鬱情緒的相關達到顯著性水平，為0.62。其他研究也表明反芻思維會延遲、惡化個體的抑鬱情緒，如果非抑鬱症患者經常對自己的負性情緒進行反芻思維時，那麼未來發展成為抑鬱症患者的概率也會增加。除以大學生、成人為被試外，也有研究者在更小的年齡群體中檢驗了反芻思維是抑鬱情緒的認知易感性因數的假設。Abela，Brozina和Haigh採用兒童反應方式問卷(Childrens＇ResponseStylesQuestionnaire，CRSQ)，考察了3～7年級的兒童反芻思維和抑鬱癥狀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反芻思維對於抑鬱情緒的影響也存在於兒童身上。Papadakis等以223名7～12年級的兒童為被試，也發現了反芻思維和抑鬱情緒之間的正向關係。

　　研究者在異常群體中也檢驗了反芻思維對抑鬱情緒的預測作用，如臨床抑鬱症患者和同性戀者。Kuehner和Weber選取52名符合單次發作或重覆發作的抑鬱症患者為被試，分別在住院時、4周後出院時，以及4個月後做追蹤測量，結果發現住院時的反芻思維可以預測4個月後的抑鬱情緒，並且在出院時癥狀尚未緩解的病人身上，也發現出院後的反芻反應與4個月後的重抑鬱發作有顯著相關。有研究以同性戀並且喪失配偶者為被試，考察了反芻思維對適應的影響，發現了同樣的結果。因此研究者認為，當個體對於負性情緒採取反芻思維的應對方式時，會維持抑鬱情緒的嚴重度。綜上所述，無論是在重大創傷事件後還是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採用縱向研究設計還是橫向研究設計，無論以大學生、成人為被試還是以兒童、青少年為被試，在正常群體和在異常群體中，都發現了反芻思維是抑鬱情緒的認知易感性因數的假設，反芻思維越多，抑鬱情緒愈發嚴重、持續時間越長。

　　多數研究結果都證實了反芻思維和抑鬱情緒的正向關係，但是抑鬱包括註意力不集中、無望感、自殺意念、睡眠質量低下以及體重減輕等多種成分。反芻思維和抑鬱的各個成分之間的關係如何?它作為無望感(hopelessness)和自殺(suicide)的危險因素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註。對未來的無望感是抑鬱的重要組成部分。Lav-ender和Watkins採用未來思維任務(futurethink-ingtask，被試想象未來1周、1年以及5～10年中可能的經歷)考察了反芻思維和未來思維(futurethinking)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在抑鬱被試群體里，進行反芻思維操作的被試其消極和積極的未來思維都增加了，但是當無望感的基線水平被控制後，僅僅消極未來思維達到了顯著水平，可見反芻思維會使個體增加對未來的消極期望，但是並不一定使個體降低對未來的積極希望。自殺是抑鬱情緒的嚴重後果。Eshun以194名來自迦納和美國的大學生為被試，採用了成人自殺意念問卷(AdultSuicidalIdeationQuestionnaire)和反芻思維反應方式量表，對自殺意念的頻率進行了跨文化比較，並且考察了性別、反芻思維和自殺意念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反芻思維和性別共同解釋了自殺意念的28%(迦納被試)和26%(美國被試)，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發現在2個被試群體中，反芻思維都能顯著地預測自殺意念，回歸繫數分別為0.50(迦納被試)和0.47(美國被試)。該研究較早地發現了反芻思維和自殺意念之間的正向關係。Morrison和O＇Connor在3個心理學期刊資料庫中篩選出11篇文獻，對反芻思維與自殺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元分析，結果發現研究一般採用橫向調查的辦法，並且11篇研究都表明瞭反芻思維和自殺之間的正向關係，此結果強調了反芻思維在自殺研究領域的應用。

　　反芻思維除與抑鬱情緒有關之外，還與焦慮情緒有關。Harrington認為反芻思維的內容涉及自我方面，而自我關註(selffocuse)與焦慮情緒有關，因此反芻思維可能和焦慮存在一定的關係。有研究結果顯示反芻思維與抑鬱的相關為0.33，與焦慮的相關為0.32，若控制焦慮程度則反芻思維與抑鬱之間的偏相關為0.20，若控制抑鬱程度則反芻思維與焦慮的偏相關為0.17。可見，反芻思維並不僅僅與抑鬱有關，並且也對焦慮存在特定的正向影響。此外其他的研究也支持反芻思維與焦慮之間存在顯著相關的結論。社交焦慮是一種常見的焦慮情緒障礙，一般指對社交情境的擔憂、懼怕和迴避。近年來很多研究涉及反芻思維與社交互動的相互關係，發現反芻思維會帶來很多負向結果。Brozovich指出高度社交焦慮者通過反芻思維保持自我的負面形象以及對社交情境的負向記憶，不斷地回想自己過去在社交情境中發生的負向事件，而非正向事件，變得越來越焦慮，並增加負向自我關註，形成負向迴圈，對未來所接觸的社交情境做出負向預期。可見，反芻思維內容多針對自我，一般是在社交情境中的負向自我形象，在事後反芻的過程中，會提取較多負向並且羞恥的自傳式記憶，而抑制正向的自傳式記憶，致使反芻思維較多的被試其焦慮水平更高，甚至試圖逃避日後的人際互動。Vassilopoulos將反芻思維視為個體在社交情境中所採取的應對策略，與低度社交焦慮者相比，高度社交焦慮者較容易在社交情境後使用反芻策略，且較少使用其他策略，這也是造成他們適應不良的原因之一。Kocovski邀請臨床社交焦慮疾病患者參與認知行為治療團體，發現他們在經歷表現情境(在眾人面前發表演講)以及社交互動情境(一對一交談)之後，皆表現出高度的事件後反芻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