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心理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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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心理貧困主要是指在長期的貧困條件下,農民對外部因素和力量所持有的以“等、靠、要”為主要特征的心態和觀念。

　　在我國農村，農民心理貧困最主要的表現有過度的保守心理、依賴心理、焦慮心理和自卑心理等。

　　(一）保守心理

　　現代農村中，農民“既是傳統文化的守望者，又是現代文明的倡導者。正是在這種相互矛盾的雙重角色扮演中，農民遭遇了空前的精神迷失與心理困惑”(李景春，2006）。傳統文化中具有強大慣性的文化因數，使得農民依然保留著傳統農業生產塑造成的安於現狀、思想封閉、觀念保守的性格特征：不思進取、頑固僵化的鄉土主義觀念；小富即安、目光短淺的小農意識；墨守成規、循規蹈矩的生活方式；不敢競爭、害怕風險的落後心理；不願投入、不求創新的懈怠心理，不學科學、僅憑經驗的盲目心理；等等，已經成為我國新農村建設和農民自身發展的重大阻礙。

　　(二）依賴心理

　　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的特點，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長期的壓迫和剝削，使得傳統農民形成了忍辱負重、依賴他人的個性。計劃經濟時代，農產品統購統銷的體制又從另一方面使農民養成了依賴心理和惰性心理。即使是現在，“等、靠、要”的心理也占據著一部分農民的主流意識。此外，有研究顯示，女性農民更容易在經濟和心理兩方面產生對他人和社會的依賴，特別是心理上的依賴，在潛意識裡依然根深蒂固，缺乏應有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對農村女性的心理健康危害較大，表現為農村女性心理疾病發生率和自殺率都明顯高於男性。

　　(三）焦慮心理

　　運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我國部分地區農民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我國農民在焦慮因數上與全國常模差異極其顯著，表明焦慮心理是我國農民心理貧困問題的重要表現。農民的焦慮心理主要表現為身份認同焦慮和安全感缺失導致的焦慮。城市規模的急劇擴張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轉移，不但導致農村留守人員中傳統社會關係的斷裂，也導致一個廣泛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產生了身份的錯位，農民工渴望在城市中有所作為，卻遭受到“二等公民”的歧視待遇，在各方面遭遇社會排斥，無法滿足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等多重需要。在農村，我國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民在法律地位、政治權利、社會保障等生產生活的多個方面都缺乏安全感，而鄉村社會關係的斷裂和基層公共服務的闕如更加深了這一不安和焦慮。對留守農村的弱勢群體而言，老無所依、幼無所托和女性持家壓力往往產生難以治愈的心理問題。

　　(四）自卑心理

　　低自尊、自卑感強是心理貧困的典型表現。農民不但在傳統觀念中低人一等，在現代社會中也在多個方面遭到排斥。分散的、原子化的農民不僅在涉及集體利益的事項中無法一致行動，而且往往無力抵制外來力量對個體權益的侵犯，只能忍氣吞聲，自認低人一等。久而久之，農民已經習慣了自己弱者的地位。再加上文化水平低下、心胸視野狹窄、宿命論盛行等因素，造成農民對自身價值認識不到位，加劇了農民的自卑心理。

　　農民心理貧困的產生既有經濟、社會、文化層面的巨集觀因素，又有家庭、鄰裡、親情等生活空間弱化的人際因素，也有農民自身素質等個體因素。農民心理貧困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經濟收入水平低

　　對我國不同地區農民心理健康狀況的多項調查均顯示，家庭收入與農民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顯著相關關係，低收入家庭的農民具有的心理健康水平往往偏低。低收入不僅在物質上限制了農民應對生產中產業調整、天災人禍等風險的能力，也限制了農民接受教育、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社會資本的可能，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低收入農民的自卑心理和宿命心理。同時，經濟發展水平落後還造成廣大農村地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等問題，農民難以獲得各種必要的信息、見到更多的世面、享受公平的服務，思想觀念處於高度的封閉狀態，文化生活處於極度的匱乏狀態，對農民心理貧困問題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社會排斥現象嚴重

　　農民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和基礎設施、社會福利、公共服務制度中長期遭受著社會排斥，導致農民強烈的“無權感”和“相對被剝奪感”，形成自我形象低落、強烈的無助感和難以改變的宿命觀等心理貧困狀態。表現為：在經濟上，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導致農民利益受損，城鄉差距擴大加重農民心理貧困；在政治上，農民缺乏有效的利益訴求和表達機制來維護與增進自身利益，地方強勢群體憑藉其強勢地位影響當地政策走向，形成內部社會排斥；在社會生活中，城鄉二元公共服務結構使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外，遇到困難得不到應有的救助；教育、文化等基礎設施的缺乏限制了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日常生活中“農民工”、“鄉下人”等標簽嚴重傷害農民的自尊和自信等。

　　(三）農民原子化的影響

　　賀雪峰(2011）指出，當前中國農民已經成為一個“半熟人社會”，農民的原子化使他們不僅在涉及群體利益的公共服務供給中無法一致行動，而且無力抵制任何外力的侵犯，他們的無力感使他們逐步學會順應時代，順應社會，忍氣吞聲，忍辱負重。在農村，留守的老人、婦女等弱勢群體無法在公共空間中獲得交流與支持，心理壓力得不到抒發和緩解，往往產生抑鬱、自殺等嚴重後果。

　　(四）農民文化素質偏低

　　文化素質偏低是導致農民心理貧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現代農業需要農民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而文化程度低下的農民往往無法迎接現代農業和市場機制的挑戰。心理上的閉塞、保守和依賴使得很多農民不願接受新的觀念、知識和技術，經濟上的孱弱、窮困和落後使得很多農民不能接受新的觀念、知識和技術。另一方面，在焦慮、自卑等心理問題出現時，受過良好教育、文化層次較高的農民不但懂得自我心理調適，而且知曉救助途徑，往往能夠及時化解心理壓力，治愈心理疾病；而保守、無知的農民不但不懂得自我心理調適，甚至不知道該往何處求援。農村“90%的自殺死亡者，從未尋求過任何幫助。”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心理健康狀況直接影響農民的行為動機、行為偏好，進而影響著農民的行為模式。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農民心理貧困對農民個體和農村整體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一）心理貧困影響農民個體的身心健康、子女成長髮展和家庭生活質量

　　目前我國農村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幾乎處於一片空白，農民心理貧困往往發展為嚴重的心理障礙，導致偏執、抑鬱、狂躁等心理病癥高發頻發，嚴重者甚至走向自殘和自殺。調查顯示，我國農民的精神病性因數普遍偏高，許多農民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更是指出，中國的自殺死亡者80%來自農村。心理貧困下的農民自卑、自閉、無知、彷徨，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感都相對偏低，嚴重影響農民個體的身心健康。

　　農民心理貧困的影響具有代際延續性，因為家庭環境對兒童成長至關重要，兒童極易受到家長心理貧困的負面影響，形成類似的保守、依賴心理，併在焦慮、自卑的環境中發展出封閉、膽怯的人格，難以開展健康的社會交往，從而形成新一代的心理貧困。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很多農村兒童或者被父母帶進城市打工，成為城市邊緣人群中的弱勢群體，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保護；或者被留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成長在缺乏父母親情的孤獨環境中，承擔沉重的生活壓力。在這種情境中，尚未形成穩定人格的兒童極易發生心理問題，心理貧困從多個方面影響農村子女的健康成長。

　　有調查顯示，婚姻家庭狀況對農民心理健康水平有顯著影響，處於穩定和諧的家庭關係中的農民心理也較為健康；反過來，家庭成員的心理貧困將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生活質量。農民心理上的迷茫、盲目、保守、落後會影響到家庭收入的提升、鄰裡氛圍的和諧，進而影響家庭生活水平；農村婦女對丈夫的依賴心理導致她們缺乏獨立人格，缺乏生產致富的能力；偏執、焦慮和自卑心理則破壞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繫，造成家庭衝突，甚至在特定情形下演變為家庭暴力。心理壓力的增加和心理問題的發生是很多農民夫妻反目、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

　　(二）心理貧困影響農村整體的人口結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由於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落後心理的影響，大量青壯年男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願意、也更容易進城務工，農村留守人口日益老年化、女性化，農村人口結構失衡。全國婦聯的統計數據顯示，婦女已占中國農村勞動力的60%以上。葉靜忠(2008）指出，老年人口成為農業生產的主要維持者，目前80.6%的留守老人仍從事農業生產。趙蘭香(2011）認為中國農村正處於“城鄉差距大——人力資本外逃——心理貧困產生——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惡性迴圈中。

　　農民的心理貧困和畸形的人口結構直接影響農村的經濟發展。農民的保守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大部分農民安於墨守成規的生活方式，習慣了清貧的生活和弱者的地位，對農業科學知識和市場經濟的認識淡薄。王海濱(2007）對安徽西部山區236戶農民的抽樣調查發現，有60%的家庭入不敷出，有35%的農戶糧食不夠吃，卻有51%以上的農戶對目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滿意或基本滿意，有38%的農戶認為“咱生來就是受苦的命”。不思進取、保守依賴的心理往往直接導致“貧者愈貧、富而返貧”、“越窮越悲觀，越悲觀越窮”。

　　當大量農村精英群體轉移到城市後，在留守農民保守、依賴、封建、忍氣吞聲的環境下，宗族和灰色勢力在一些地方逐漸代替了傳統熟人社會的鄉村秩序。賀雪峰(2013）提到混混、黑社會、地方勢力等在中國農村快速成長，而在村民組內，農民往往形成了宗族、小親族、兄弟等血緣共同體。不同背景的勢力通過相互串通、封官許願、出錢賄選等方式直接插手或操縱基層選舉，同時又為了維護經濟利益挑起械鬥，激化了農村社會矛盾，嚴重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

　　農民心理貧困的成因多種多樣，與之相應的治理對策也可以從國家、社會和個人等多個層面來探討。本文重點從國家和社會等巨集觀層面來探討解決農民心理貧困的對策建議。

　　(一）確立農民的主體地位

　　農民既是農村的主人，也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然而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社會排斥導致農民產生“相對被剝奪感”，極易誘發心理貧困。在經濟層面，政府應當統籌城鄉發展，在財政上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和農民的補貼，實現農村產業升級和農民就業增收，增強農民經濟上的安全感，讓農村經濟發展帶動基礎設施的全面升級和農民生活的徹底改觀；在政治層面，應該完善農村基層民主制度，貫徹法律意識和法治精神，治理農村亂象，健全農民利益訴求表達的渠道，建立農民情緒宣泄的平臺，緩解和消減農民負面情緒的產生；在公共服務層面，落實多項惠農政策，確保農民在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領域與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在社會文化層面，增加農民及其子女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進一步增加農民信息量，擴大農民社會交往範圍，使農民在開闊眼界的同時開闊心胸，增加經濟收入的同時提升文化素質，提升社會地位的同時提升自我效能感。只有真正確立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讓農民獲得更多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感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註、關愛和關懷，才能重拾農民的自立自強與自尊自信。

　　(二）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何蘭萍(2011）認為，重構農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間，有助於填補農民由個體的原子化、疏離化帶來的精神空虛，以及由生產生活的不確定性引起的焦慮失落，從而彌補物質世界中的匱乏和尊嚴。溫鐵軍(2011）認為，可以由政府牽頭構建綜合性合作框架，提高弱勢農戶自我發展能力。他認為從文化領域開展合作進入成本較低，見效快，農村的文藝隊和老人協會都能夠以較小的成本使成員們獲得極大的物質和精神福利感。賀雪峰(2009）從湖北省老年人協會的一項實驗中瞭解到，自從有了協會，參與的老年人“一是覺得時間過得快了，二是身體好了，三是上吊自殺的少了”，原因在於老年人通過經常性的集體活動和相互交流，找到了彼此的承認和尊重，找回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當然，在完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政府應加強對農村文化事業的財政扶持力度，引導農村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消解傳統文化對農民保守心理和依賴心理的不良影響。

　　(三）建立農村心理保健體系

　　針對我國農村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咨詢服務體系還基本空白的現狀，應設立農民心理保健專項資金，加大對農村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服務體系的投入，將農民心理疾病治療的藥物和器材納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的項目中。一方面，在廣大農村分期分批成立農民心理健康咨詢室，定期或不定期開展農民心理健康普查，鼓勵社會工作者及非政府組織在農村開展心理健康知識的宣傳、教育和心理疾病的義診、治療等活動；另一方面，可以在農村中小學、普通高校和農業技校中開設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在農業科技培訓中增加心理健康講座等方式，通過農民子女、農村大學生、農業科技能手向農村和農村的輻射作用，加強農民心理健康教育，培養他們自我調節和控制的能力，通過自我安慰和相互幫助緩解心理壓力，通過自我體驗抑制不良情緒，通過自我激勵增大生活動力(李景春，2006）。

　　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農民群體，一方面糾結於傳統文化的保守和依賴心理，一方面又因現代化的衝擊變得焦慮和自卑。在他們的生活中，經濟、政治、文化、社交等各項生活都裹挾著多重心理壓力，使得他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安全感，甚至失去了生命的意義。這樣的農民群體既無法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無法彌合城鄉二元分割的鴻溝、無力阻止人力資源外流的大潮，更無法重建鄉村秩序、找回心靈深處的家園。遭遇心理貧困的農民亟需國家和社會的幫助，但國家和社會首先需要看到並理解他們的遭遇和無助。無論是從巨集觀層面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增權過程，還是文化、教育、心理保健體系的完善，又或者是簡單到一隻文化隊、一個老年中心的成立，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關心，如此，農民的心理貧困問題才能得到標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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