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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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是指通過資產價格變化，影響微觀主體的財務成本和收入預期，使得微觀主體根據巨集觀調控信號調控自己行為(例如調整匯率)。

　　數量型工具與價格型工具都屬於貨幣政策的分類，都屬於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採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目前，我國正處於匯率改革的關鍵時期，利率的走勢應該服務於匯率改革，為匯改創造一個平穩的、收益率略低的利率環境，既然利率型工具有如此大的振動幅度和如此長的作用周期，那麼對於利率工具的選擇就需要慎重，防止利率因為大幅度波動而削弱政府部門制定的利率政策的效果。

　　總的來說，數量型工具主要是工具總量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的變化通過對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主要經濟變數；價格工具主要是通過資產價格變化，影響微觀主體的財務成本和收入預期，是微觀主體根據巨集觀調控信號調整自己行為。無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工具，貨幣當局則根據他們的反應對未來行為再進行調整。

　　數量型工具目標(如貨幣供應量)和價格型工具目標(如利率)是互相不容納的：貨幣當局能夠達到其中的任何一個，但是不能同時到達兩個目標。所以任何一家貨幣當局都會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優先選擇數量型工具還是價格型工具，還是相機在二者中進行轉化?

　　關於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的選擇問題，牽扯到的不僅僅是二者的特點之爭，而且涉及到的是不同的制度安排。首先，數量型工具比如存款準備金率等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難以做到“收放自如”，容易造成“急剎車”等消極影響；而利率、匯率等價格型工具則具有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宣示效果和可觀測性，直接作用微觀主體，便於微觀調節，但是需要市場化的經濟環境和經濟主體，以觀測其博弈行為。其次，二者的區別還在於是否關註居民預期和微觀主體行為，以及人民福利；是否考慮長期的貨幣政策制度安排，還是短期的局部利益以及當經濟過熱時充當“救火隊”的角色，是否考慮未來調控方式的選擇。

　　我國經濟增長企穩回升、流動性供求關係保持總體平衡，未來為了配合經濟繼續穩步增長，社會融資規模還需進一步適度擴大。但為了避免發生市場上流動性過剩、通脹高企的情況，貨幣政策調控就需要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作出更具有針對性、有效性的安排。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來看，由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調控手段具有“大水漫灌”特征，對於多樣化融資渠道的調控精準程度略顯不足，而利率等價格手段可以直接作用到任何一種融資工具上，因此價格調控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從西方的貨幣政策演變過程來看，隨著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數量型工具越來越不足以勝任它的管理能力，金融巨集觀調控需要更多地轉到價格調控方式上來。

　　華夏銀行副行長黃金老日前撰文表示，我國的貨幣數量控制手段，也必將不得不讓位於價格手段。貸款限額、視窗指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等數量型工具是中國貨幣政策的最主要工具。這些工具控制的都是“信貸”數量，而非“貨幣”數量。“信貸”數量與“貨幣”數量之間的關係正日益弱化。

　　我國已經形成了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並存的利率體系，同時初步實現了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相結合。對於票據貼現、債券、股票融資等按市場化方式定價的融資，主要使用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對於貸款等市場化定價程度相對較低的融資，則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和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我國金融巨集觀調控的有益探索和創新，它將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結合起來，將進一步促進金融巨集觀調控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而轉向以利率等價格型調控工具，以及正逆回購等更具靈活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或將是未來貨幣政策調控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