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人”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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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人”假設（People assume that tool）

　　早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工具人假設”便作為一種管理學對人的基本看法而盛行。彼時資本主義生產力還不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衝突尖銳。在這套理論中，資本家將人當作會說話的工具，管理的任務，就在於使作為管理對象的人像工具一樣去執行指定動作。

　　這種觀點將作為管理者的人和作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對立起來。前者是主動的、起支配作用的,後者是被動的、是按照管理者的指令操作以實現管理目的的生產工具。

　　作為西方最早的人性假設理論，“工具人”假設產生於生產力不發達的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管理實踐中。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不高，管理模式相對簡單，因此“工具人”假設關註的是人的“物性”，即把人當作工具來看，認為人在生產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和機械沒有多大的區別。 管理的任務，就在於使作為管理對象的人像機械一樣地去動作。對勞動者支付報酬就像給機器加油、給牲畜加草添料一樣，使被管理者成了被動的生產工具。“工具人”假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作為管理者的人和作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對立起來，其實質在於取消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的人格，不顧勞動者生存以外的需要，認為他們的存在和作用，只在於成為管理者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對勞動者實施皮鞭加大棒式的管理。

　　“工具人”假設產生於管理學尚未正式形成的時期。“工具人”假設認為，人在生產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和機械的作用沒有多大區別。管理的任務，就在於使作為管理對象的人像機械一樣地去動作。對勞動者支付報酬就像給機器加油、給牲畜加草添料一樣，使被管理者成了被動的生產工具。“工具人”假設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作為管理者的人和作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對立起來，其實質在於取消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的人格，不顧勞動者生存以外的需要，認為他們的存在和作用，只在於成為管理者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對勞動者實施皮鞭加大棒式的管理。

　　“工具人”假設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經產生了，這種人性觀雖然落後甚至還帶有野蠻性，但它卻被許多管理者奉行過。尤其是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情況下，管理者往往會把工人視為會做活的血肉機器，付給的報酬僅夠工人維持機體生存，而不管工人的精神需要及其他的社會需要。目前，“工具人”假設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的一些落後工廠里也還有一定市場。

　　“工具人”假設這種人性觀使管理者的利己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與張揚，而被管理者的利己性卻被遏制，其正當利益也被剝奪與侵犯，原因是在整個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的情況下，社會尚不具有保護勞動者利益的機制與能力。只有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這種狀況才會逐漸變化。

　　1.基於“工具人”的認識而採取的單純靠強制性監督或物質利誘等傳統的管理方式處境日益尷尬, 它們難以有效地調動和激發員工的工作主動性, 正逐步被文化引導、價值認同等新的管理方式取代。

　　2.過去, 認為人是“工具人”的企業只需要員工“儘力”, 即一個員工只要能夠按要求完成任務, 就是一個好的員工。但是隨著企業經營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 企業要求員工不僅能夠接受和執行命令, 而且還能夠創造性地工作, 這時更多的是需要員工“盡心”。可以說,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要求, 帶來的結果也是天壤之別。

　　3.以“工具人”理念為指導, 企業可以命令它的員工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八個小時, 保質保量完成任務, 卻不能命令任何員工為工作盡職盡責、為企業盡心盡智。如果希望員工能完全地——是說百分之五百, 而不是百分之五—— 發揮自己的潛能, 那就必須徹底地改變已有的對待員工的方法。必須相信員工才是公司最有價值的財產, 他們有能力獲得巨大的成就。

　　在以大機器生產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初期，作為管理者的資本家把作為被管理者的雇佣工人看作活的機器或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管理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管理目標，可以通過暴力、強制手段，如皮鞭懲罰、饑餓懲罰來使被管理者像機器一樣去動作，而完全可以不顧被管理者的要求。資本主義初期，工廠規模較小，工人往往在管理者的監視之內，管理依靠人治就能實現。由於生產的需要，人們將早期的管理經驗總結成許多有效的管理原則加以運用，即為經驗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並推動社會緩慢向前發展，但也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形成嚴重對立，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完全壓抑，導致生產效率和管理效率低下。這一階段，管理缺乏普遍性、嚴密性、系統性和理論性，只是對管理實踐的初步總結和對管理經驗的簡單積累，還稱不上一門系統的科學。^[3]

　　近代，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闡述了分工理論和利己主義的人性觀，對後來西方管理理論和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查爾斯·巴貝奇進一步發展了斯密關於勞動分工的思想，提出了一種固定工資加利潤分享的分配製度，為現代勞動工資制度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的管理思想強調管理者的作用，否定被管理者的作用。不管是從經濟、政治環境還是組織的實際需要看，管理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管理目標，完全可以不顧被管理者的要求，而只是將其視為達到目標的工具。這就是前泰勒時代所遵循的人性假設：“工具人”。基於“工具人”假設之上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並推動社會緩慢向前發展。但“工具人”假設的實質在於取消了管理對象的“人”的資格，認為他們並不具備人的本性，只是管理者實現其目的的手段。這種假設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失去了合理性。社會關係的新變化以及這種管理模式在實踐中的負反饋，要求人們提出新的人性假設以形成新的更符合實際的管理模式。^[4]

　　“工具人”在2020年成為網路熱詞，多少有點突兀。早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工具人假設”便作為一種管理學對人的基本看法而盛行。彼時資本主義生產力還不發達，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衝突尖銳。在這套理論中，資本家將人當作會說話的工具，管理的任務，就在於使作為管理對象的人像工具一樣去執行指定動作。

　　不同於“工具人假設”的生產力語境，2020年的“工具人”，最先流行於情感領域。在男女方交往中，一方對他人任勞任怨地滿足，隨叫隨到地付出，卻始終得不到回應或平等對待，僅僅被對方當工具使喚，這就是“工具人”。

　　語詞的流行，有時不是語詞內涵多麼創新，而是它觸動了大多數人的內心。

　　“工具人”是人被當成了達成某種事情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與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好相反。工作系統里休息時間以秒計算的銀行客服，手機APP里送達時間分秒必爭的外賣小哥，公司里熟練運用魚鱗狀貼票法的秘書……現如今，我們會在各種場景里陷入“工具人”的困境，作為人本身的心理需求則很少被考慮。

　　然而，除了“把人當成手段”的這種理解，在邁向以演算法為中心的智能社會，“工具人”或許還有另一層含義——“受到人工智慧威脅的職場人”。

　　1997年5月11日，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和IBM的“深藍”電腦對弈，最終棋王以1勝2負3平輸給“深藍”，這場人機大戰的結果震驚世界。後來，卡斯帕羅夫在一個訪談中，把自己稱為“第一個受到機器威脅的知識型工人”。他說這個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作需要人的創造力，其他的工作可稱之為“僵屍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工具人”，一方面是不顧及人本關懷和需求交流；另一方面是某些工作本身就不具備創造性，在科技迅猛發展的當下，極可能被機器所替代。相比前者，後者或許更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