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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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 Theory）

　　产业集群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经济理论。产业集群理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麦克尔·波特创立的。其涵义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

　　对于集群的关注源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思考。经济增长,从一个产业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这里涉及分工、专业化、外部经济、收益递增(递减)等经济学中倍受关注的焦点,新古典经济学与此相关的一些预设也倍受诘难。正如克鲁格曼所言,集群理论与此颇有渊源,某种意义上成为新思想试验的场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第一次暗示了专业化依赖于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是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要求协作的前提。这一经典论述不仅用于解释随着产业的发展带来的产业链上的纵向分工。也可用于解释本地市场上不同程度的分。

　　在新增长理论中,Romer、Lucas分别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法构建了他们的增长模型。罗默认为,知识溢出这种外部经济形式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Martin和Ottaviano综合新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降低了创新成本,刺激了经济增长。

　　应当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均衡分析方法虽然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观点,但是由于其严格的假设条件越来越受到质疑,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近来,演化经济学因其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关注。演化经济学继承了熊彼特非均衡分析的传统,结合进化论分析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过程,重视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作用,在演化经济学指导下对于区域范围内技术变迁和创新过程的研究正成为近年来集群研究的一个新兴的领域。

　　解释集群的形成原因及其内在机理的文献是集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企业集群的文献中,各种理论和学派受其理论渊源的影响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各有侧重,主要被引用的观点有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三要素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思想等。

　　马歇尔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外部经济是指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对该产业的所有企业产生有利影响,外部经济相当于正的外部性或正的溢出效应。通过对产业区的分析,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使得同行业企业集聚于同一地区而获得运输便利和信息优势,他通过三要素(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和技术外溢)对产业集聚做出解释,前两者称之为“金融外部性”,后者称之为“技术外部性”。虽然外部经济难以度量,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分析法仍然提供了一个在完全竞争环境框架下的考察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

　　韦伯在区位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的概念。韦伯产业区位理论的核心,就是在配置产业时,尽量降低成本,尤其是把运输费用降到最低限度,以实现产品的最佳销售。韦伯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获得集聚的经济效益,即:(1)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的集聚程度,从而可以降低产品成本;(2)通过选择与其他工厂紧密相连的配置,可以获得收益。这种集聚,使企业共同使用专用设备,共同利用劳动力市场,共同使用公共设施,从而使每一个工厂减少成本。韦伯还对产业集聚做了定量研究,试图以等差费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的集聚程度。

　　相似的研究还包括有关空间联合体的讨论:Florence开始了集聚经济凝聚性趋势及其空间联合体的讨论,其追随者有Streit、 Richter、Czamanski&Czamanski,他们检验了集聚经济的假设,认为集聚经济并不仅仅是城市中心的一般吸引力的结果。而是不同产业相互作用的结果。提出了产业问互动的重要性。帕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通过增长极概念描述了产业间的关系。Chlnitz的贡献在于通过对市场结构、企业家行为和产业组织等因素的分析重新认识了集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运用生产功能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不同的指标度量集聚经济的地区生产率。

　　对于产业集聚机理的探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新经济地理主要是整合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与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和内生的集中经济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问题。克鲁格曼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其集聚经济观点,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他的产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区位,有农业和制造业两种生产活动,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的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

　　另外,对于集群机理的研究还包括产业组织学方面的文献。产业组织理论从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交易费用出发,借用威廉姆森的“中间规制结构”来解释集群,认为产业集聚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一种制度安排。

　　应该说经济学理论对于集聚机理的探索指导了集群研究的方向,但对于集聚机理的理论探讨带有正规的性质,不能加入集中度、企业行为、集群绩效等经验测定的研究,也没有介入集群的管理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问题。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探讨,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不同解释,形成了集群研究今天的繁荣局面。

　　（一）产业区理论

　　马歇尔(Marshall)在1890年就开始关注产业集聚，他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称作“产业区”。马歇尔指出聚集形成的原因在于企业能更好地获取外部经济提供的利益和便利。这些好处包括提供协同效应和创新环境，共享辅助性服务支持和高水平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方面。并且马歇尔通过分析给出了产业区内环境的特点及优势所在。他说，在产业区内，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同行们不知不觉中学到很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成绩得到迅速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思想的源泉。

　　新古典经济时代产业集聚，还处于萌芽状态，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在物质上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而产生的外部经济性。马歇尔研究集聚尽管也重点强调了产业集群的这一特性，但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聚的“新鲜产业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但在马歇尔时代，由于客观上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物质的投入产出，因此，受研究目的与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理论管理研究的限制，马歇尔的研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他没有将协同创新环境充分展开，没有进一步研究企业聚集产生的非物质原因。

　　（二）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Weber)是世界经济史上较早而又完整、系统地提出产业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是对工业区位进行规范性的研究。韦伯认为，产业集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群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的同类企业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

　　韦伯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之间的依存会促使工厂地方集中化。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十分“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化。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第四个因素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

　　从理论上看，韦伯运用模型对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是，韦伯对产业聚集的研究同其区位理论中的其他内容一样，是一种纯理论化的研究。对于所处的外部动态环境中的企业来讲，如果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市场竞争、历史因素，只是简单的从资源禀赋、能源消耗等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其研究结论在科学的现实性方面存在不足。

　　（三）增长极理论

　　帕鲁(Francois Perrour)是最早提出增长极(growth pole)概念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向法语体系国家积极宣传凯恩斯、熊彼特等人的观点和思想。并在1950年发表的《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增长极概念，其后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系统的增长极理论。

　　帕鲁认为应该把20世纪的经济视作一种“力场”的空间网络而不是交换的网络。20世纪的经济是以支配效应为特征的，经济中存在着“支配力”。为了分析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他引入了“推动单位”（propulsive unit）及增长极概念。所谓推动单位是指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者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的增长。推动单位可能是一个企业或者同产业内的一组企业，也可以是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企业的集合。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该“力场”中的推动单位就被称作增长极。增长极就是那些与环境密切联系的经济单位。

　　1966年，保德威勒（Boudeville）使增长极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把经济增长概念的涵义向虚拟空间经济发展转移。他指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列昂惕夫乘数效应，它是通过现有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快速膨胀的经济现象；二是极化效应，随着推动产业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导致区外的其他关联活动形成时，极化效应发生。在增长极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增长极理论，注重于推动性产业——聚集——经济增长发展过程研究。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政府在产业聚集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有了政府对推动性产业或专业化企业的投资建设，就会产生围绕这些关键性产业或企业的集聚效应，形成创新能力，最终带动产业所在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显然，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政府人为干预实现产业集群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实践证明，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四）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前苏联经济学家科洛索夫斯基将地域生产综合体定义为：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因此，地域生产综合体具有聚集性质。苏联地域生产综合体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势，综合体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前苏联学者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由一些具有不同功能的部门组成：(1)经营类，即体现地域生产综合体发展方向的专业化企业，是综合体的核心；(2)关联类，即与专门化企业由前向后向联系的企业；(3)依附类，即利用专门化企业的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4)基础设施，即为各类企业提供一般性生产条件的多种措施，包括生产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和结构性基础设施。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组成结构表明，它是一种典型的产业聚集，聚集的核心是专业化企业，围绕这一核心的是关联企业、依附类企业，企业之间具有生产的投入产出联系，企业共享各类基础设施。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稳固和正式的投入产出联系。该理论用与企业区位决策有关的空间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运输费用，还增加了通讯以及协调管理的成本等因素来分析产业区位选择，这对产业区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地域生产综合体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集聚经济作用被更强的政治目的所掩盖，前苏联的多年实践也证明其作用的有限性。

　　上述各种理论的研究更多地注重产业区内企业的物质联系，强调外部经济给企业集中带来的好处，忽视了企业之间存在的非物质联系。从这个角度讲，位于产业区的企业更多的是一种地理上的集中，而不是产业上的集群。所以，以上各种理论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产业集群理论范畴。

　　（一）新产业区理论

　　意大利学者巴格纳斯科（Bagnasco）在1977年首先提出新产业区的概念，认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 “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巴卡蒂尼（Becattini）在1990年进一步指出，新产业区是一个社会和地域性的实体，它是由一个在自然和历史所限定的区域中的人和企业集合的特征所决定。新产业区的首要标志是本地化网络，也就是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合作联系以及其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关系。

　　区域产业集群就是这样的产业区，它一经形成就具有难以复制的各种特性。一是因企业集聚而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新产业区理论强调了产业区内部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合同结成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基于企业之间的依赖和信任而形成的。二是本地结网。这是新产业区的核心内容，网络是指区内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有选择地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长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长期稳定关系。三是植根性。一般来讲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国家环境，但更取决于企业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四是行为主体的对称关系。在新产业区各企业都是相对独立的平等的，没有支配和依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本地结网。

　　新产业区的概念虽然是巴卡提尼所提出的，但真正让这一理论引起关注的却是在皮奥勒和撒贝尔(Piore and Sabel)的弹性专精理论提出后。他们二人在合著的《第二次产业分工》一书中首次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并提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弹性专精(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

　　皮奥勒和撒贝尔认为，以弹性专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柔性加专业化。所谓柔性指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不断改变生产过程，专业化指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因为进入某一产业界的企业都认为“他们的行业”是生产此领域内的产品而不是其他领域的产品。二是限制进入。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区，则区外的生产者无法享受区内的各种资源及制度性供给。三是鼓励创新和竞争但限制过度竞争。因为恶性竞争如工资等工作条件的竞争会阻碍技术进步。

　　新技术革命以后，随着后工业化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新产业区等理论对于产业集聚或集群的解释正式进入了现代产业集群的范畴。学者们对新产业内的企业从生产方式、企业间的非物质联系、产业区内参与主体的地位等各方面提出了与产业区不同的认识。可以说，新产业区理论的确立是产业集群理论正式进入了现代产业集群理论范畴的标志。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克鲁格曼(Krugman)并没有将新产业区产生的动因追溯到预先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上。他指出：产业地理集中可能是由当地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致的，重要的继起的累积因果关系，其理论的基础是规模收益的递增。克鲁格曼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在1991发表的文章中将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区域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点，反过来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导致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

　　克鲁格曼在1995年出版的《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中建立了产业集群分析的新模型，补充了他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克鲁格曼与富济塔以及维纳伯勒斯在1999年合著的《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中，通过设立假设条件：（1）生产条件无法在国际间流动；（2）两种产业都是垄断竞争且具有完全相同的消费者需求函数；（3）两种产业各获得一半的消费支出及相同的需求弹性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简单模型，探讨了在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一种生产要素（假设每个国家只有一单位劳动）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分析框架中，将因运输成本的减少引起的集聚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和分散性问题的分析上，得出了比传统经济地理理论更具科学的集聚理论。但新经济地理理论同样面临现实经济问题的考验。克鲁格曼的集聚理论也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产业政策只不过是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实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

　　（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科斯(Coase)于 1937年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认为企业作为价格的替代物而产生。威廉姆森(Williamson)于1975、1985年在其分别出版的《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中，界定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解释了经济活动的体制结构，提出了“中间性体制组织” 的概念。

　　所谓“中间性体制组织”是指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纯层级组织之间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角度内生性决定的。因为利用层级组织可能会带来协调成本过高导致规模不经济，而市场交易成本过大也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风险。因此，中间性组织是对两者进行权衡后来决定自身组织结构的，区域企业集群就是这样的中间性组织结构。根据这一观点，可以把产业集群理解为：产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这一组织形式通过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引起交易成本的降低，达到追求区域范围经济的目的。但是，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中间性组织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发展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因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涉及众多因素，决不是只用“中间性”组织的概念就能阐述清楚的。

　　（四）新社会经济学派

　　新经济社会学有三个基本主题：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它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把社会结构引入到分析之中，并发展了根植性、经济的社会结构、网络理论等思想，从而在经济决策中，充分地考虑到社会、文化、权力、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把经济学和社会学较好地结合起来。

　　格兰诺维特（Granoverttor）在1985年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根植性的概念。他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具有文化意义的。他指出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聚集，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与合作的系统，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赖于人际信任关系的社会网络可以超越企业的边界，使企业的社会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强于其原有状态。主要理由是：一是以信赖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的企业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以共同承担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二是企业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不容易出现报复行为；三是企业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容易采取一致行动达到共同的目标。

　　新经济社会学派的“根植性”概念较好地解释了企业集群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当地产业氛围的作用，强调了学习型网络的重要性。然而有研究表明，“根植性”在集群形成的初期作用较大，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较强的“根植性”甚至会影响集群向更高层次发展。例如，基于产业集聚的特色工业园区在发展的初期，需要根植性的行为嵌入到当地的经济中。当园区走向市场化，国际化，为避免路径依赖效应的负面影响，又要减少根植性行为。

　　（五）新竞争理论

　　波特(Porter)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把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领域。他认为，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

　　在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10个重要贸易国的情况进行调查后，波特教授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主要不是体现在比较优势上而是体现在产业集群上，产业集群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国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上的竞争。他认为，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获得的根本途径，也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能力和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而产业集群则正是企业实现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因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创新环境。这实际上是从竞争力的角度探讨产业集群概念，并指出“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次之间竞争力的关系。

　　对于如何培育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波特提出了著名的企业集群钻石模型。他认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四个：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

　　波特所研究的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居于企业间长期稳定的竞争合作关系而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对提高区域竞争力，推进区域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其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认为波特的理论解释了已经存在的产业集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是不能预测它们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 “成功中心”等。直到现在，这一理论也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普遍承认。

　　（六）区域创新理论

　　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1934年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思想。后来，技术创新分为两条路线：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论；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推进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论。和产业集群相关的区域创新理论属于制度创新范畴，其主要由“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系统”三个理论分支组成。

　　欧洲GREMI (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on Innovative Milieu)小组1995年从创新环境理论角度对欧洲产业区进行研究。该小组的主要概念是社会文化环境，这个概念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创新环境从广义上指的是产业集群所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一般是指在集群所在地促进创新的各种制度、法规、实践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环境是一种区域发展的基础或背景，它使得创新性的机构能够创新并能与其他机构相互协调。而这创新的环境来源于聚集在一起的企业的协同作用和集体效率，这样企业聚集能使各企业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

　　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群的核心假设，并称之为“创新相互以来假设”。该假设认为，创新倾向于通过经济网络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群聚在一起，网络的密切程度与企业创新息息相关。该假设的另一种表述认为，当代的公司几乎没有能够单独进行的创新，如果通过客户、供应商和知识生产部门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知识交流，可以大大改善公司的创新。

　　区域创新系统是创新系统理论运用于区域层次而提出的新概念，意指区域网络各个结点(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等)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而组成的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有效叠加而构成的动态关联系统，该系统具有开放性、本地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等特点。该理论还认为，区域是企业的“群”，这些区域由通过合作和竞争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网络构成，区域经济发展不是潜在利益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系统有效的整合。

　　区域创新理论实际上是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中“创新来源于某种无形的氛围”观点的进一步发掘。该理论强调了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了产业集群追求的不仅仅是企业地理上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更是在一种特定的区位环境中企业学习能力的提高。但该理论对创新网络、系统的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没有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