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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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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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
所谓“资源诅咒”是指从长期的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许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
20 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Sachs和 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
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资源诅咒产生的理论观点[1]
一、非制度安排观点
（一）人力资本观点
Mutshed（2001）等认为：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政权被一小部分醉心于资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资源的收益主要是用于进口消费品，一些生产性投资也主要集中于国内消费品领域，有些国家甚至将资源收益的相当比例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对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投资很少。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形成从投资到产生收益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而控制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收益的折现值很低。Gylfason（2001）实证发现，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普遍较低，中学的入学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对人力资本的积象也更不关注。因此，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资源诅咒的关键，这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经济类型观点
Murshed（2001）在Sachs（1999）等的基础上将资源一经济类型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 economes）和分散型经济（diffused economics）。点源型经济是指国家的经济产业唔集中雀少数几个资源性企业或领域? 分散型经济是指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国家多都属于分散型经济，而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如拉美国家、非洲和中东国家都属于点源型经济。
因此，他认为资源诅咒的本质不在于资源丰裕度，而在于资源一经济的类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单纯依赖于少数几种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如石油或矿产等，这些产业的产值占据GDP的份额很大：形成一种所谓的“点源经济”（point-souce economies），那么，单一的资源如石油和矿产会引致生产、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向其集中，结果是社会资源本来就处于弱势的领域如农业、加工业进一步弱化，发展基础遭到破坏。长期的趋势是一旦资源繁荣消失，资源和非资源产业均遭受衰退，经济增长停滞。
（三）资源一冲突观点
Addison（2002）、Olsson（2003）、Englebert&ROIl （2003，2004）等提出，那些冲突管理制度薄弱、收入不平等严重的国家，面对突然的资源繁荣时，会使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gdeVance）和贪婪（greed）爆发，增加了国家陷入冲突的危险。不满的根源是经济因素、政府对不同团体和阶层提供的差别化的经济利益造成的，特别是当政府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安全和最低限度的公共品时，被歧视者会依靠亲属纽带来获得安全保障和支持，结成以种族资本（ethnic capital）为基础的“不满”阶层或团体。贪婪是获得更多财富的欲望，是产生冲突的又一动机。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资源品的价值提高使社会各阶层或团体的期望收益增加，贫穷的民众降低了参加战争的成本。在不满和贪婪的驱使下，为了获得自然资源的租金，不同利益团体之间采用犯罪、腐蚀，甚至通过战争来争夺资源的控制权。而政府为了保证政权，会大量增加军事开支，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当资源租金成为可观的“奖金”时，暴力冲突就不可能停止。结果是资源收益成为各方用于冲突的费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增长成为难以实现的梦想。
二、制度安排观点
对出现资源诅咒国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近些年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所谓制度是指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体系。诸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二个“好”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于它会最大化社会福利、将资源繁荣的收益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这类政府控制的国家会产生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国家补贴的竞争性产业。而“坏”的制度催生的是寻租、游说和非竞争性的产业。什么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Campos&Nugent（1999）认为，衡量政治经济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建立在一定制度基础上的政府是否具备 生产性功能，包括：行政部门是否负责任、公共设施 是否完善、法制精神、平民能否参与政策制定、政策 制定程序是否公开透明、以及是否具有强化的产权 和契约等。政府生产性功能完善程度通常间接地以 一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单位资本收益、儿童疾病率和 成人识字率等4个可量化指标来衡量。这些年学界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凡出现资源诅咒的国家，都有一种坏的制度安排。
（一）坏制度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关于制度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1.企业家才能误配观（Mehlum，2002；Mehlunh Moene&Torvik，2006）。观点认为，企业家才能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掠夺。企业家才能具体用在哪个方面，主要取决于哪种活动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容易到手的丰裕自然资源租金可以使腐败、掠夺和寻租更有吸引力。越是法制薄弱、缺乏契约精神的国家，这种激励就越为强烈。在转轨社会，或者冲突后的国家重建阶段，更容易出现犯罪性的大 面积掠夺。当犯罪率上升，既得利益者们为了未来的持久收益，更倾向于花大价钱建立安全保卫设施，而不是将收益在阶层之间、产业之间、当期和未来之间合理分配，结果是使来自资源的收益更加分散，甚至浪费。
2.政治激励观（Robinson，Torvik&Verder，2005）。观点认为，坏制度容易导致错误的政治激励。在那些出现资源诅咒的发展中国家，丰裕的资源或资源、价格的上升提升了权力的价值，使在位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租金。政客们为了取得权利或 谋求连任，会趋向于过度抽取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资源的收益不能在产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这种已经暴露出的政客和选民对自然资源未来收益的低折现率，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制度的缺陷，诸如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方面。
3.强权联盟观（Lane&Tornell，1996）观点认为，坏的制度容易导致一国出现统治国家的政治和 经济强权联盟。强权联盟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抽取或从社会的其他部分转移租金，这种转移是以社会其他组织以及经济的一般生产部门损失为代价的。资源繁荣和意外的收益会刺激权力联盟获得超额转移租金的胃口，使这些组织变得更加贪婪，要求获得国家收入中的更大份额。贪婪的后果是导致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减少、增长率降低。
4.诱致性独裁体制观点（Ross，2001）。观点认为，那些具有丰富矿产、特别是石油资源的国家都没有走向民主体制，或者至少在民主指数上的分值较低。独裁体制长期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是经济财富没有转移到社会和文化进步领域，财富没有成为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二是压制效果。矿产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倾向于花费更多的财力、建立更高水准的军事和内部安全装备，以镇压内部的愤激；三是寻租的影响。来自矿产资源的税收被用于向公众行贿，使大众沉默、认可权威。在这些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源租金而不是税收，赋税普遍较低。因为，税收通常会产生将国家引人民主体制的压力。因此，这些国家持续的独裁体制是由于丰裕的自然资源诱致形成的。独裁体制的强制性、掠夺性、短视和对民众长期利益的漠视是出现资源诅咒国家的制度垢病。
5.大规模寻租观（MurShed，2004）。观点认为，坏制度容易滋生经济生活中的大规模寻租。在一个坏的制度条件下，当权者惟一关注的是制定和调整制度，目的是为了在资源租金的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实现租金最大化，而不是整个社会收益最大化。民间资本会由于租金成本上升而减少投资。寻租过程中的浪费，使资源的收益分散，生产性投资的减少，最终经济增长受阻。
6.交易费用观（Dixit，2001）。观点认为，坏制度必然导致交易费用增加。按照交易费用理论，制度、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制度是政治过程的内生产品，反过来，政治活动又受制度的制约；制度与经济的直接关系是制度设计会加大或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增加的原因是相互行动中机会主义和对委托的违背。交易费用减少的原因是制度持续性和结果确定性的增加。在坏的制度环境中，难以形成使所有前后执政的政党都能够执行的规范制，即使是最适宜的制度。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差异以及不同的期望，后任者有违背前任制定的制度和违背委托人意愿的激励，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制度的可信任度。尽管交易费用理论所涉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或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独有的问题，但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制度的变化更加随意和普遍，并且往往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出现大量的违约、欺诈和政府失信。坏制度导致的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使微观经济 主体的投资激励下降。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当权者更愿意将资源收益（包括攫取的资源租金）存放在国外银行；民间投资者宁愿将收益转移到其他相对风险较小的国家而不是留在本国。这样，丰裕的资源收益不能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和投资。
（二）资源诅咒国家“坏”制度形成的原因
坏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文献中提出以下
几个方面的制度决定因素。
1.出口模式决定论（Isham，2002）。观点认为，资源诅咒国家的坏制度是由出口模式决定的。所谓出口模式是指一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构成，简单分为初级产品模式和工业产品模式两类。其基本思想是：出口模式是一国较长时间形成的，反映的是一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状况。如果一国能从某种出口模式获得较大收益，就会在该国形成加强这种出口模式的制度激励。东亚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从大宗出口工业品中收益，这种收益激励东亚国家形成生产性政府和制度；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从出口初级产品中获益，激励形成的是掠夺性政府和制度。这其中，点源式经济和咖啡—可可出口国家的制度最具掠夺性，这种制度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与此相似的是Murshed（2004）的资源禀赋决定说。 Murshed 认为在第一次石油冲击后的时期，资源禀赋的类型是坏制度形成的关键，因为石油价格上涨，出口收益大幅度增加，导致一些国家出现贪婪和贪污的体制，成为 Auty& Gelb（2001）所说的掠夺型国家。
2.历史经历决定论（Acemog1u，2001）。观点认为，一些国家的坏制度是国家的历史经历决定的。一些国家现代的掠夺性制度是对一个世纪以前殖民模式的延续。他们把有殖民历史经历的国家分为两组：第一组类似于Findlay&Lundahl（1994）所称的 现在殖民居住地区（regions of recent settlement），这是欧洲移民居住的所谓的新世界，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组为热带发展中国家一一今天的第三世界。在第一组的国家中，在殖民时期就建立了好的制度特别是产权和法制制度，而在第二组国家，根深蒂固的是殖民地时期就建立的掠夺型模式。
很显然，后一种模式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非常普遍，如在非洲和拉美地区。在这些国家，由于殖民政府的掠夺性，导致坏的制度出现、且延伸到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出现Hall &Jones（1999）所说的经济中掠夺性均衡。
3.收入不平等—经济类型决定论（Sokoloff& Engeman，2000；Easterly，2001）。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和经济类型相互作用，使一些国家出现坏的制度。多数陷入资源诅咒的拉美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远超过世界银行提出的警戒线；二是经济类型为典型的点源经济。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表明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存在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控制国家权力的精英阶层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份额，而不是财富在社会中的合理分配问题。点源型经济的财富分配模式是财富向少数掌握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精英阶层集中，使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分散型经济的分配模式会降低精英阶层的收入份额，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使国家的基尼系数降低。因此，精英们在制度的设计和变更上更愿意制定出有利于点源型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以维持点源型经济，互相串谋结成利益同盟，利用国家的强制力，抽取租金。相对于点源型经济，分散型经济较不利于精英阶层抽取租金。更糟糕的是，当不同的利益集团为租金而展开竞争时，制度安排会更加元序，导致怠意妄为和浪费性产出，这比单一的精英阶层串谋的后果更加严重。
4.政治精英集团控制论（Easterly，2001；Bourguignon&Verdier，2000）。观点认为，一些出现资 源诅咒国家的掠夺性制度安排可能是这些国家政治 精英们的有意所为。因为精英们知道，对公众教育的投资会促进增长和共同利益的提高，但也会进一步产生从寡头政治分权的诉求，分权的结果是迫使自私的精英们再分配收入，最终导致权力由精英团体向外转移。当然，寡头集团最不愿意再分配收入，也不愿意权力由精英团体向外转移。所以，在那些点源矿产和种植资源丰裕型经济的国家，最容易形成国家长期被少数极端富裕的精英集团控制的制度安排。
所谓“资源诅咒”，并非天赋资源与生俱来的自然魔力，也不是与天赋资源伴随而至的人间魔法。资源型经济的不发达，以及相关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资源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资源开发及相关的制度安排的问题。正是资源及资源财富治理的失当，才引发了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一句话，诅咒的关键是：要么是把财富放错了地方，要么是把财富用错了地方，而不是资源财富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对于资源丰裕国家或区域而言，面临骤然来临的资源繁荣和资源财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预备和有效监督，使得其他生产要素沦为资源的附庸。原有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形成了以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资源财富为主导的新的发展平衡。制度规范和治理约束是防范资源优势肆虐的最根本途径。资源型经济现象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看，就是资源产权及交易制度、资源开发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的严重缺失，使资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宰性力量，恶化了贸易条件和产业发展生态，扭曲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与配置方式，抑制了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导致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发生。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与人的行为，其中人的行为更为重要。资本并不是增长的唯一要求，并且，假如提供了资本但同时没有提供使用资本的有效框架的话，资本将被浪费掉。资源型经济现象的问题在于，在骤然繁荣的资源产业、滚滚而来的资源财富面前，没有及时建立起相应的、合理地使用资本的有效框架，资本不仅被大量地浪费掉了，而且还带来了其他诸多问题。
摆脱资源诅咒的路径选择[1]
20多年的研究表明，“资源诅咒”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产生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可能还是多种原因协同作用，因此，摆脱“资源诅咒”的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总结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R.Hausmann&R.Rigobon（2004）等认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明确资源的具体所属关系，消除资源开采中的无序、机会主义，避免“公地悲剧”；进一步使资源的所有者在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的开采，提高资源的效率。
2.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负责任的政府。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使国家建立和完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获得广泛认可的规则体系和社会契约，利用这些规则管理资源并在不同阶层之间、资源和生产性行业之间、消费品与公共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形成等领域进行合理分配；可行的社会契约对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如大范围的盗窃资源租金、平息公众不满是至关重要的（Findlay&Lundahl，1994）。民主的政治体制催生负责任的政府可以促进政策的合理设计，防止资源、领域的过度垄断、寻租和腐败（Grossman &Helpmanl，1991）。民主的、平民化的社会更容易产生平民化社会和出现平民企业家，与那些被一小部分醉心于资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的国家相比，平民社会更有可能支持公共金融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形成（Murshed，2001）。
3.发展分散式、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根据东亚的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家要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分散式的民营制造业而不是点源式的制造业，因为 后者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公共补助 , 并且通常 是非贸易的，只是用于国内消费，既没有竞争力也不能持久（Murshed、2001）。而民营制造业，正如 Baldwin（1956）指出的，在发展的初期会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生需求，这些产业随后变成可出口的产业，这会逐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循环，这其中的关键是将点源式资源部门收益和制造业部门的培育联系起来，用资源的收益提高公共设施水平、培育人力资本，如果新生的制造业是有竞争力的，那么资源的繁荣会对未来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强烈的剌激。
穷则思变